摘 要：妓女是古代小说中常见的一类人物，在唐传奇中就出现过霍小玉、李娃等深受读者喜爱的形象。在宋代传奇中，妓女生活仍是小说家关注的焦点。宋代小说家塑造的妓女形象不如唐传奇中的形象生动、可爱，但相对而言，这些形象也有优点，那就是更为真实，也更有时代感。

关键词：宋代传奇 节妓 成因

妓女是古代小说中常见的一类人物，在唐传奇中就出现过霍小玉、李娃等深受读者喜爱的形象。在宋传奇中，妓女生活仍是小说家关注的焦点，如李剑国先生的《宋代传奇集》[1]一书共收录391篇小说，其中以妓女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就有24篇。总的来看，宋代小说家塑造的妓女形象不如唐传奇中的形象生动、可爱，但相对而言，这些形象更为真实，也更有时代感，这从作品中的“节妓”“义娼”等形象可见一斑。

所谓“节妓”，是指以忠贞和节烈著称的妓女。塑造妓女形象却强调其节操，极力突出其道德品质，这似乎是一种悖论，就其职业特点而言这也是十分矛盾的。古代文人表现的青楼生活，大多带有较强的审美色彩，他们笔下的妓女大多色艺俱佳，具有优秀的个人品质，如唐传奇中的名妓都风情万种、妩媚动人，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大多偏重于写情，着重强调其多情、痴情和善良的一面。在宋代小说家笔下，这类女性保留了多情、痴情以及善良的特点，但她们既忠于爱情，同时又有很高的道德追求，有的甚至完全成为道德的化身，这在青楼题材小说中多少显得有些“另类”。

《谭意哥传》是宋代传奇中名士与妓女爱情的代表作品，写长沙名妓谭意哥历尽坎坷，最终与张正宇结为夫妇的故事。意哥当初与潭州茶官张正宇相爱，后张调官，迫于父母之命和舆论压力，另娶了孙氏女，意哥多次写信，借诗词寄托相思，皆无音信。这一经历与《霍小玉传》极为相似，但谭意哥并没有像霍小玉那样以死相抗，而是怨而不怒，逆来顺受，闭门教子，自觉遵守封建礼教。在得知张正宇已娶孙氏的消息后，她写信给张说：“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事由君子，安敢深扣。……妾囊中尚有数百缗，当售附郭之田亩，自与老农耕耨别穰，卧漏复毳，凿井灌园，教其子知书之训，礼义之重。原其有成，终身休庇妾之此身，如此而已。”作者还借“客”之口，进一步印证其品行“意自张之去，则掩户不出，虽比屋莫见其面。闻张已别娶，意之心俞坚。方买郭外田亩以自给，治家清肃，异义纤毫不可入”。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这篇小说“盖袭蒋防《霍小玉传》，而结以‘团圆”[2]（P4），但《霍小玉传》旨在表现霍小玉的纯情和刚烈，而《谭意哥传》则标榜“妇节”和妇道，作者着意将她塑造成一个恪守妇道的贤妻良母。作者最后给她安排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就是对其品格的肯定和奖赏。

《爱爱歌序》中的杨爱爱亦有相似之处，她与张逞相爱而潜逃京师，当张逞“为父捕去”后，她“不愿他从”，最终思念成疾而逝，“其节介高绝，至死无能侵乱之者”。《义娼传》中的“义娼”，“善讴，尤喜秦少游乐府，得一篇，辄手笔口诵不置”。少游贬官路过长沙，她以诚相待，临别“誓洁身以报”。别后，“倡虽处风尘中，为人婉娩有气节，既与少游约，因闭门谢客，独与媪处”。闻少游死，对媪说“吾昔以身许秦学士，今不可不以死背子”，“遂衰服以赴”，行数百里，“拊棺，绕之三周，举声一恸而绝”。作者借郡守李次山之言赞曰：“倡慕少游之才，而卒践其言，以身事之，而归死焉，不以存亡间，可谓义倡矣。”而且将她的品行与士相比，赞叹道：“呜呼？今夫士之洁其身以许人，能不负其死而不愧于倡者，几人哉？”

写妓女而极力推崇其言行合乎礼仪者，无过于《甘棠遗事》。主人公温琬实有其人，她是宋代文坛比较著名的才女，一生写诗五百余首，且著有《孟子解义》、《南轩杂录》等书，在当时的名妓中以博学闻名。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更为赞赏的却是“其举动则有礼度，其语言则合诗书”，在作者笔下，温琬沦落为娼也是出于孝道，小说中有一段描写比较细致地揭示了她的矛盾心理：

又常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识礼仪，知其所自先也。传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则恩之重无过父母，章章明矣。琬之生，凡十有二月而诞，既诞逾年，不幸父以天年终。既无长兄，致母氏失所依倚，食不足饱腹，衣不足煖体。又所逋于人者几三十万，苟不图以养，转死沟壑有日矣。琬若妇人，直自谋之善耳，亲将谁托哉？岂独悖逆于人情，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旁，琬又安自存乎？当图以偿之。”又思曰：“琬一女子，上既不能成功业，下又不能奉箕帚于良家，以活其亲，而复腃顾名之荣辱，使老母竟至于饥饿无死所，则琬虽感慨自杀，亦非能勇者也复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耶？”屡至洒涕，犹豫不能决。

为了母亲，温琬被迫沦落风尘，但“有节操廉耻，而不以娼自持”。她“性不乐笙竽，终日沉坐，惟喜读书，杨、孟、《文选》、诸史典、名贤文章，率能诵之，尤长于孟轲书”，“遇士夫缙绅，则书《孟子》以寄其志”，而且，“于《孟子》。不独能造其义理，至于暗诵不失一字”。还写成《孟子解义》八卷，“辞理优当”。作品塑造的完全是一位女道学家的形象，而这样一位名妓，却是“人人爱之”、“喜之”。

《李师师外传》是宋代传奇妓女题材小说中颇有特点的一篇，其突出成就在于塑造了李师师这一色艺绝伦、性情洁净幽远，见识非凡、富有民族气节的一代名妓的形象。作者用大量篇幅描写了李师师的“幽姿逸韵”，体现了宋代文人对青楼女子的审美趣味。但李师师形象最光彩之处在于她的人格之美。在金兵南侵，河北告急时，她自愿拿出宋徽宗屡次赐与她的金钱以“助河北饷”；国破之际，她不屈服于金兵的淫威，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当张邦昌要把她献给金营时，她大骂张投敌叛国的行径，而后“脱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作者由衷地称赞她“烈烈有侠士风”，是“庸中佼佼者也”。在李师师身上，作者寄托了民族矛盾尖锐时期士人的审美理想。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节妓”是宋代传奇中一种比较典型的女性形象，理胜于情，是这类形象最为突出的特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创作现象？在这种现象后面又隐藏了怎样的创作心理呢？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经指出：“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3]（P319）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对妇女思想和生活的钳制越来越紧。宋初的一些理学家主要宣扬男尊女卑的思想，妇女地位因此越来越低。到了北宋后期，理学家进一步强化了贞节观念，如二程就公然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4](P301)（《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把女子的“节”提到高于生命的地步。到了南宋，朱熹不仅进一步完善了贞节观，而且还利用行政手段加以宣扬和实施，使贞节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从而成为一种带有普适性的社会道德意识。在这种氛围中，很多女性将理学家的说教变成了自觉的行动，她们把“贞操”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婚姻完全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论丈夫是好是坏，都从一而终。在丈夫去世后，大多数女子不愿再嫁，甘心守节终生。这些道德规范成功地限制了女性人格的自由发展，使她们习惯于按照贞妇、淑女的标准去塑造自我形象，为此，她们要克制各种正当的欲望，以获得男性世界的认可。妓女虽然被排除在正常的家庭秩序之外，但也不可能不受到这种世风的影响。与良家妇女相比，她们带有更为明显的负罪感，于是，她们迫切希望摆脱屈辱的生活，渴求得到社会的重新承认，这在宋代传奇中就有所反映。如王幼玉就对自己的处境十分不满，她说：“今之或工、或商、或农、或贾、或道、或僧，皆足于自养。惟我俦涂脂抹粉，巧言令色，以取其财。我思之愧赧无限，逼于父母姊弟，莫得脱此。倘从良人，留事舅姑，主祭祀，俾人回指曰：‘彼人妇也，死有埋骨之地。”（《王幼玉传》）杨玉也表示了相似的愿望：“妾闻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若即嫁一小民，布裙短衣，啜菽饮水，亦是人家媳妇。今在此中，迎新送故，是何情绪？”（《单符郎》）为了回归社会，她们自觉地用世俗的标准去要求自己，表现在行动上甚至比普通女性有更为坚定、严格。小说中的义娼、节妓形象正是这种社会风气的真实反映。

“节妓”形象的大批涌现也与这一时期作家矛盾的创作心态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娼妓长期处于合法地位，嫖妓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男性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对包办婚姻所造成的情感缺失的补偿，很多男性去妓院中寻求“爱情”，而文人和名妓的交往也一直被视为风流佳话。在宋代，妓女仍是一种合法的存在，但随着理学影响的日益扩大，嫖娼行为逐渐受到质疑，不仅政府严令禁止官员宿娼，而且一般人也把嫖娼当成一种恶习。由于对理性的过度强调，伦理道德成为从外部强加于人的观念，人的欲望和行为因此受到这种外部力量的严格控制，于是人就被异化成与其真实存在相矛盾的东西，从而导致了人格的严重分裂。理学主张“存天理去人欲”，正常的人情、人欲、人性受到蔑视，这使许多文人即使是在倚红偎翠之际也不能全然忘记礼义。与此同时，“文以载道” 的创作观念也使文人在创作之时戴上了沉重的枷锁，于是，许多作家在创作时尽量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涉足妓女题材的创作，作家背负的道德压力似乎更大，因此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不充斥说教，而女主人公也几乎都成了贞女烈妇，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嫖娼行为和创作具有合法性。正如李剑国先生所说，这些作家“欲说还休地写情，装模作样地谈理”，因此表现出的是“扭曲的人格”，写出的是“扭曲的文章”[5]（P179），塑造的出来的也只能是一些扭曲的形象。

总之，“节妓”、“义娼”都是理学教化的产物，小说中的这些“另类”形象可以说是理学这棵大树上开放出来的“恶之花”。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宋代小说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强硬地塞进了道德教化的内容，使她们完全成为理的化身，理胜于情，从而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失去了动人的力量，因此也影响了小说的艺术成就。

注释：

[1]李剑国：《宋代传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选自《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选自《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宋]程颐，程颢：《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5]李剑国：《古稗斗筲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何新岭 陕西西安 女友杂志社71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