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元庆

1943年夏，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关健、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复旦大学外文系学生曹越华应征入伍，和重庆其他大学二十多名学生一起乘飞机去昆明。从此，这位精通英、俄、法三国语言的翻译工作者，开始了他中印缅战场上的抗战人生。

复旦历险

1918年9月18日夜，曹越华出生在川东邻水县一个书香门第，这一天正逢中秋佳节皓月当空，父母为他取名“月华”。谁知13年后，他的生日却成了“九·一八”国耻日，他愤然把名字中的“月”改成了“越”，表示要像越王勾践一样卧薪尝胆洗雪国耻。

1937年，复旦大学于辗转中西迁“陪都”重庆。次年，曹越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成为复旦内迁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

曹越华还清楚地记得，学校宿舍是过去堆煤炭的仓库，里面的墙壁和木柱又黑又脏又潮湿，一不小心就被擦得黑糊糊的。每隔三天一次的赶集日，教室外面的街道熙熙攘攘，各种叫卖声、喧闹声与读书声相映成趣。虽在荒村茅舍，生活艰苦，但在抗日救国精神的激励下，全体师生的教、学都十分认真。当时的复旦，大师云集，诸如陈望道、周谷城、张志让、顾颉刚、曹禺等都是复旦的教授，并经常请社会名流作学术报告，培养了大批人才。

1940年5月27日，日本飞机突然轰炸偏僻的北碚，学校师生猝不及防。曹越华因躲在一个尚未完工的防空洞内幸免于难，而当空袭警报解除，他走出防空洞时，眼前的一幕幕却是终身难忘:近在咫尺的洞门口便是一枚哑弹;轰炸重灾区东阳镇的树上挂着尸体和残肢断臂;法学院院长孙寒冰老师死了，同学刘晚成也死了……学校共有７名师生罹难。愤怒的火焰在曹越华胸膛中燃烧。

炮校翻译

1943年夏，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厉兵秣马反攻滇缅，急需大量懂英语的知识青年入伍。“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感动了大后方的千万青年，短短数月就有近10万大中学生投笔从戎。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找来英文成绩突出的曹越华谈话:“学校想推荐你和另外两名同学去部队，你看怎么样？”曹越华热血沸腾地回答:“No problem, sir！（没问题，先生）”

顺利被录取的曹越华随即飞抵昆明，分配到昆明郊外的炮兵学校就职，为讲课的美国军官担任翻译。

在炮校担任翻译工作的,绝大部分来自外事局招收的译员(实行公务工资)，但也有少数来自美军的自聘者，多为西南联大的学生(实行美金雇用)。他们组成了一个译员队，队长潘志良，副队长为曹越华，队员有吴经冶、熊秧宝、何汉华(中山大学学生)，还有谢怀祖、唐家炎(上海交大学生)、杜葵等。

受训学员均来自中国炮兵部队的班、排长等下级军官。考虑到当时对日战区系在中、印、缅三国边境及其接壤处，多为山地;又由于我军所用武器和装备大都为美国制造的75mm山炮，我军对此不甚熟悉，因此，当局提出要求，希望中国滇缅的炮兵部队不断地送来炮校进行轮训。上课时，由美军讲课，并作操行示范，译员进行当场翻译，三个月为一期，受训学员毕业后即返回原部队。从1943年春到1944年夏，炮校开办了五期。曹越华在此期间参加了全部教学内容的翻译工作。

军令如山

1944年7月，曹越华突然接到上级命令，从昆明炮校调往印度。“军令如山”，第二天他便被送上军用卡车直奔巫家坝飞机场，根本来不及告别在昆明的亲朋、好友及同学，幸好在途中他遇到了最好的一个朋友程君礼(当时是昆明战地服务团美军招待所的主任)，才在车上大叫一声“我到印度去了”。

“昆明的夏季气候并不很热，一般都在30℃以下，的确是四季如春。但当飞机越过喜玛那亚山脉的‘鸵峰地区时，气温陡然一降，很快仿佛到了寒带里，令人坐卧颤抖，僵缩一团，十分难受。过‘鸵峰后，气温逐渐上升，快到印度的‘都门都玛机场时，顿觉十分炎热，着陆后，当机舱门刚打开，一股热浪便扑面而来，我又被笼罩在热带中，立即大汗淋漓。在一天短短的几小时内，我经历了温、寒、热三带，领教了似乎是预兆战争诡谲多变的‘气候，并获得了一点感性认识。”曹越华这样叙述至今他也难忘的情景。他们在“都门都玛”呆了一两天，接着再直飞缅北重镇密支那。

战地考验

密支那是缅北的战略重地，集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等交通枢纽为一体。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就是双方必争的焦点，后被日军侵夺。

曹越华这次前往的中国驻印军，是一支由史迪威将军为总指挥、罗卓英（后为郑洞国）为副总指挥、柏德诺为参谋长的训练有素的劲旅。8月初，曹越华被分配到该部新一军88团第三营当翻译官。

收复密支那战斗打响后的8月4日这个夜晚，是曹越华参战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

曹越华说:“缅甸的夏季常常是骤雨突来突往，不可捉摸，一会儿雨量可大如天穿倾盆，雨声可响似海啸山崩。当晚第三营特意为我单独挖了一个单人战壕住地，形如我国农村一个田间蓄粪池，其上用树干搭起人字形架，并用军用雨布作盖面，算是对翻译人员的特殊照顾。半夜后大雨如注，很快我的弹丸之地被雨水灌满，我只能手捧衣物站在其中浸泡着。这时，四周的枪声、炮声、雨声交混在一起，震耳欲聋，只看到天空中到处是火光升腾、硝烟弥漫，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不知自己是处于我军控制区或是日军接近区，无法与自己部队取得联系。这对于我这个从未见过枪炮的‘文弱书生来说，完全是一个极度的考验。后来只有横下一条心，作出牺牲的准备。说实在的，当时我只有三个感觉，记忆特深:一是对死亡的恐惧感，二是对母亲养育的恩爱感，三是对我在昆明交往上一位交大毕业的美丽姑娘的思念感。我身陷‘水牢，又冷、又饿、又疲倦，又无奈……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安然无恙。后来方知此夜是日寇撤出密支那的最后挣扎。”第二天，缅北重镇密支那全部被我军收复。

日本必败

密支那之战、松山之战、腾冲之战，合称为中印缅战场的三大“玉碎战”，是日军凭借天然屏障、隐蔽的地坑、密布的工事负隅顽抗的防守战，其战斗十分惨烈，双方伤亡巨大。

作为第一战的密支那，我军大获全胜，歼灭日军18师团主力2000余人，被史迪威将军称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我军在清理战场时，还在地道中搜出一個日寇尉级军官，其人年约30岁，熟悉汉语，十分老练和灵巧。在审讯时，这个日寇尉级军官在我军准备的一张白纸上，端端正正、整整齐齐写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八个大字，然后，我方讯问他其它情况，他均一一作了回答。

在清理战场中，曹越华还得到一面日寇军旗，该旗为一约70公分见方的白色土布，正中为日寇的红太阳图，四角从左至右从上到下为“武”、“运”、“长”、“久”黑色四字。想不到这不可一世、狂妄至极、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象征，如今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他们还对密支那市区进行了巡查。在一条街道的转弯处，他们发现一具日寇死尸弃置路旁。由于时间较长，且时值夏季，死尸已全部腐烂，成为一堆巨大的人体形疽虫躺卧在路中。

人生缘份

攻克密支那之后，中国驻印军奉命进行了改编，正式扩为两个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新一军由孙立人任军长，下辖新编第38师、新编第30师与战车1营;新第六军由廖耀湘任军长，下辖第14师、新编22师、第50师。随后，曹越华上调新30师师部翻译室，任中校主任。译员有谢怀祖、黄绍康、陈鑫、王宗诗、唐宗炎、黄锦焕、余际源等。

9月下旬，我军继续向南推进。先后收复了南坎、苗堤等中小城镇，直至缅甸中部重镇八莫。在此征程中，曹越华曾随同师长唐守智会见了前来阵地视察的中印缅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并担任翻译。当时他们正在一前沿阵地的小山头上，看到我军正在追击逃散的日寇，见此情景，史迪威将军高兴地说:“给我狠狠地打。”

“其实，结识史迪威将军，是人生的缘份。我们的话题是从对战争的感想开始的。史迪威将军说:‘人类大体上有两种竞技角逐，一是野蛮的战争，一是文明的体育，我是一生均有所经历。随即他回忆到:‘我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农场主的家庭，从小爱好体育运动，在读中学时就是足球运动员，17岁考入美国西点军事学校。在这期间，还是足球后卫，并荣获过优秀足球运动员的称号。现在是人到老年，却处于人类最残酷的战争，这些虽都是智慧较量、力量对比，但战争毕竟不是足球，它是以人的生命为资本而进行的，可不能有丝毫的闪失呀！我听后异常兴奋，想不到他对战争和足球有如此精辟的理解，句句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可谓是我绿茵场外所难遇的教练，沙场上所幸逢的良师。紧接着我向他说:‘将军，我也是一个在学生时代起就酷爱足球的运动员，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足球队的中锋，此时深能领悟您这翻话的精髓，只不过现在我纯粹还是一个年轻稚嫩的参与者。他听后十分诙谐地说:‘好啊，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我们也算是知音了，那么眼前就要学会在战争中运球，去争取破门的胜利。史迪威将军这一席话留在了我一生的记忆里，至今我还能想起他那魁梧的身材，炯炯有神的眼睛，透射出一种谦和、智慧的目光。一副金丝眼镜镶在一张幽默的脸的上方，平添了几许艺术家的气质和学者的风范。”曹越华激情地讲述了他与史迪威将军结为忘年之交的这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攻克南坎

11月中旬，曹越华所在部队新30师承担了主攻南坎的任务。

南坎是中缅公路上的一个重镇，位于瑞丽南岸。收复南坎，四周的制高点成为必争之地。12月9日，新30师主力与日军激战，敌人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使新30师接连苦战数昼夜，战况仍不见好转，有几处阵地曾被敌人强大兵力突破，炮兵阵地还一度被敌人夺去，师指挥所也遭敌人袭击。师长唐守智亲自带领自己的特务连与敌人混战。特别是15日夜战，敌军猛攻我5338高地，发射炮弹5000多枚，师长唐守智亲临前线指挥，由于战斗空前激烈，不时传来排长、连长阵亡的消息，当他听到第90团3营阵地完全被毁、营长王礼宏少校阵亡的消息，唐师长愤怒至极，突然端起机枪，身先士卒，发起猛攻。他那嘶声竭力指挥的喊叫，贯注成一种足以划破长空的超人力量，撼天动地。曹越华说，在战场上他领教了什么是真正的军人，什么是战争中的老师。他看到了唐师长“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的情景。此一短暂成像，永远定格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抗战胜利

1945年8月，曹越华所在的新30师准备开赴华南，行至贵州便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全师官兵欢声雷动。曹越华随即返回复旦完成学业。

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重庆一家研究所从事科技信息、资料翻译工作，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译文上百万字，并有专著出版。由于工作敬业，才华出众，退休后曹越华还被单位留用了15年，直到75岁才真正退休。退休后，他还担任了重庆复旦大学校友会常务副秘书长，为校友服务了10年。

由于参加过滇缅抗战，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曹越华历尽劫难，4个子女成绩优秀却不能继续读书，全部插队到农村当知青。但是，这些磨难都没有改变曹越华乐观的性格，已是耄耋之年的他还每天下午到球场踢足球。从中学开始就是校足球队主力的曹越华戏称“足球是人生第一大爱好”。

对于因抗戰而改变的人生，曹越华说:“我不后悔，因为当国家民族需要的时候，我曾经义无反顾地站出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