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久明

对于南方局历史，我当然不会陌生。在重庆时，我曾在任上主持了对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南方局那段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历史早已铭刻于心，成了我人生中战胜困难、坚定信念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在我所接触的众多原南方局老同志中，接触最多和感触最深的当属孔原同志。他不仅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一名他引以为豪的红岩人，更是红岩精神的重要培育者之一。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秘密设立于重庆，处在各种社会矛盾斗争的焦点上，国民党顽固派又在国统区加重白色恐怖，国统区党组织处境日益艰难。而孔原早年曾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后又到华北参加过领导北方地区党的地下工作，对地下斗争的艰巨性、危险性和复杂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这非常时期，中共中央决定将他派往重庆工作，希望他能利用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积累的丰富斗争经验，帮助打开国统区党组织工作的新局面。1940年5月，孔原同志来到重庆，先后担任中共南方局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南方局常委、组织部长。从此，孔原就与红岩紧紧地连在一起。

斗争岁月 挟英勇志 执忠忱心

在担任南方局组织部长期间，孔原正好经历了三次反共高潮。为贯彻中央“隐蔽精干”的策略方针，他结合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实际，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灵活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式。

1940年6月5日，孔原在南方局常委会上指出: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建设工作务必坚决执行中央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并切实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他提出应将南方局所属各省委、省工委、特委的负责人调来红岩，分别听取工作汇报，给予明确指示。在10月9日的会上，孔原进一步强调，我们总的方针仍然是埋头苦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党组织要以一切方法转入地下，要继续审查、调动配备好可靠的干部，撤退暴露的干部。巩固党组织的工作重点，除了肃清内奸，还要打入社会。党员要真正融入群众之中，党的群众工作要广泛扩大到许多合法的团体中去，党员要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关系开展工作，组织群众。针对皖南事变后政治环境恶化，孔原在南方局常委会上指出，应该使党员在理论上思想上认识中央政策的正确性、重要性和贯彻的迫切性，要从政治上来保障组织上的巩固和任务的执行，要使干部党员痛下决心做长期埋伏的工作。党员要职业化，要使党员认识他的职业即是做党的工作的一种方式，认识职业环境即是他的工作环境，要在职业上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技术素质，要注意对职业党员进行教育，党员要牢记使命独立开展工作而不是依靠组织的介绍。要使党员社会化，不仅不脱离社会而且要深入社会。1942年1月，孔原在会上特别对支部在隐蔽时期的工作方法进行了论述，他指出，支部把公开的硬斗硬的方式作为中心工作是不对的。交朋友是支部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种好的经验，更是党的群众工作的具体体现。

孔原同志的上述意见和行之有效的实践，得到周恩来的赞赏。正是在汇聚孔原等南方局领导成员的集体智慧和结合国统区工作特点的基础上，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了贯彻中央“隐蔽精干”方针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工作策略，使隐蔽时期国统区党组织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得到加强，增强了战斗力，成为摧不垮、打不散的战斗堡垒。这一伟大业绩的背后，充分体现孔原对党的事业矢志不移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工作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灵活多变的斗争策略。

当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社会环境犹如“染缸”。而红岩人的生活不仅艰苦清贫，而且随时都面临被捕甚至牺牲的危险。

孔原是一个善处逆境的典范。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孔原怀着必胜的信念坚持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皖南事变后，为应对日趋紧张的局势，孔原代南方局组织部专门制定了六条保密工作条例，对内部文件的保管使用、工作人员的外出行动以及各方面应对突然事件的安全措施作了详细规定。他还十分重视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经常给大家讲许多共产党员英勇的斗争事迹，号召大家在严酷的斗争中经受考验，取得胜利。面对充满诱惑的社会风气，他要求战斗在这一特殊环境的共产党人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和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学会做人，学会做共产党人;学会斗争，善于斗争;经得起灯红酒绿的考验。在孔原的积极工作下，南方局走出了一条在国统区险恶条件下，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新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在黨建上的重大创新，也充分体现了以孔原为代表的红岩人善处逆境、勇于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这也是红岩精神独具风采地方之一。

这就是在斗争岁月中那个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敌人善于斗争的孔原，一名普通却又不平凡的红岩人。

离休之后 辑史乘芳 炳红岩光

历史往往繁芜驳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南方局这段历史在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党史著作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尤其是对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培育的红岩精神的研究宣传更显滞后。这种状况让一向十分重视对党的历史总结的孔原同志感到十分不安。离休以后，孔原同志便以一名老红岩人特有的红岩精神面貌致力于推动着南方局历史研究的进程。

对于历史，他总是以真理至上、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许多老同志开始撰写回忆录，在促进了党史工作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时间久远、记忆不准等因素而导致一些回忆文章的真实度不高、史料价值不大的缺陷。孔原对此非常关注，他在许多场合强调:“现在写传记、回忆录、人物志、党史，这里面有些问题很复杂，相当多的回忆录是好的，但也有片面的、不准的……陈云同志说:‘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这是很正确的，我们就是要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讲真实情况，这样才有史料价值。”

孔原同志不仅这样讲，而且亲自这样做。为了对南方局这段历史负责，1983年3月，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经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由在北京的原南方局老同志和在南方局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同志组成。孔原同志担任组长，童小鹏、许涤新、郑伯克、徐迈进、荣高棠同志任副组长，征集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随即大规模的史料集征和编纂工作正式开始。

孔原对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资料征集小组成立后，他和一些南方局老同志即分组开展资料征集工作。同时，资料编辑工作也相继开始。在孔原等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由童小鹏为组长，陈文、黄友凡为副组长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负责编辑工作。南方局历史的主要资料分三期（第13、14、15期）在中征委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上公开发表。后来又编辑出版了一套《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并带动了一大批关于南方局和红岩精神的重要研究成果著作问世。

正是有了南方局老同志的辛勤劳动，南方局历史的价值日益为人们所知晓，特别是红岩精神的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越来越为党和群众所重视。1996年，中共重庆市委首次对“红岩精神”进行理论概括，开展了“弘扬红岩精神，培育当代重庆人”活动。2001年，在建党80周年之际，重庆市举行了第一次“红岩精神研讨会”，提出了“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的新观点。同时，一批以宣传和歌颂南方局历史功绩、红岩精神的文献片、电视片也相继推出。2002年，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相继视察重庆，就红岩精神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以南方局历史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深刻阐述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和现实意义，并明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的伟大号召。

“红岩荒谷耳，抗日显光辉。”70年过去了，当年书写那段辉煌历史的红岩人大都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们共同谱写的红岩精神却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了世人，仍然是我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精神动力，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武器，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加强自身修养的历史镜鉴。研究好、宣传好、继承好这段历史，“弘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我想这就是对孔原同志及红岩人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