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梁隆泰同志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担任经理科负责人，解放后历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北京市国际旅行社经理、北京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北京市医疗器械总厂党委书记、全国政协服务局副局长、秘书处副处长(局级)等职务。本文是梁隆泰的小女儿梁华云女士从家中找出的一篇父亲生前的发言稿(本文有所删节)，为1976-1977医疗器械总厂纪念周恩来同志的发言之一。发言场合已不详，时间大约是在周总理去世后、梁隆泰同志还未回到全国政协工作以前。

我是1940年3月接受党的分配，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的，一直到1946年11月19日，国共谈判破裂后随周总理乘飞机返回延安。在这6年多时间里，我一直幸福地工作在总理身边。从建国到1958年，我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也经常看到敬爱的周总理。过去，每当回顾起这段经历，自己心里总是感到非常幸福，总是对总理无限崇敬。

我们崇敬总理，并不是因为总理在党内和国家担任很高的职务，更主要的是，在于总理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在于总理在任何情况下都最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出生入死、奋不顾身、无私无畏、机智顽强，在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为党为人民建立了巨大的功勋;在于总理患病后，我和同志们一样，多么希望总理早日把病治好，领导我们继续革命啊！但是，病魔和“四人帮”的迫害、折磨却夺走了我们敬爱的总理，使我们再也看不到总理慈祥、坚定的身影，再听不到总理爽朗的言谈笑语和亲切感人的教诲了。

下面，我简单地回忆一下在重庆、南京时期，周总理的一些光辉事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总理光辉形象的几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四人帮”诽谤、陷害周总理是多么卑鄙无耻。

对毛主席无比忠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斗争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由于我党力量的强大，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聲空前高涨，而蒋介石的大量军队也还来不及开赴内战前线，于是，国民党虚情假意地邀请我党派出代表团到重庆谈判，并多次发电报给毛主席，请毛主席到重庆来。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毛主席不可能冒这个风险，这样，就可以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当时，在我们办事处的许多同志，由于亲身体验过蒋介石的不讲信义、残暴成性，大家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考虑，都找总理要求，劝毛主席不要到重庆来。总理听到我们的意见后，一面安慰大家，一面要我们做好各种准备，保证毛主席到来后的绝对安全。8月28日下午，毛主席在总理、王若飞同志和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终于到了重庆。主席在重庆的一个多月中，为了主席的工作和安全，总理精心组织，日夜操劳。总理对我们说:“主席的事，一切小问题都是有关党和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都必须安排周到。”主席每次外出工作，他都亲自陪同，沿途安全措施、行车路线、警卫布置等，他都一一亲自检查落实。主席的伙食，他也按照主席的习惯想得十分周到，在总理周密细致的安排下，这次谈判胜利完成。

总理对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从来就是一丝不苟的，一切方针、政策问题，他都要请示报告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来了后，他就坚决照办。在八年抗战中，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在大后方深入人心，国民党不敢公开投降日本，这里边凝结着总理的巨大功劳。因为，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在大后方是通过周总理才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总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机智勇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通过各种渠道，传播革命真理。所以，毛主席的言论和重要著作才能在暗无天日的国民党统治区里流传开来。

凡是没有得到中央指示的政策、策略问题，总理从不自作主张，而是反复请示中央。他说:“谈判中的每一句话，每一项内容，都关系着整个统战工作，关系着整个革命事业，在没有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之前，决不和他们谈判。”记得在南京时，同志们看到总理由于睡眠很少，日益憔悴，都担心他的健康，于是我们党支部就做出决定，要求总理在晚上12点前一定要睡觉。对于大家的关心，总理很感激，接着就严肃地对我们说:“大家的关心我知道，可是每天晚上12点半，毛主席、党中央才向我们指示工作，我怎么能睡觉呢？”总理还说:“我们代表团受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委托，担负着谈判斗争的重大使命，我个人的休息和健康，相比之下算得了什么呢？”听了这些感人肺腑的话，大家都掉了眼泪。

对敌人毫不留情

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月4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嚣张。一些民主人士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到泄气。我们内部一些同志也出现了急躁情绪，要和国民党打。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总理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既要对民主人士做工作，又要对我们的同志进行耐心的形势分析，还要无情地揭露敌人的阴谋，打击他们的气焰。当时，国民党不准我们在报上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扣发我们《新华日报》的稿件。我们的报纸经常因稿件被删被砍而开“天窗”。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华日报》刊登的揭露事变真相的文章被全部砍掉。这时，总理就组织报社同志排了两份清样，一份是留下“天窗”的，应付新闻检查官，另一份是在开“天窗”的地方刊登出总理的亲笔题词:“江南一叶，千古奇冤，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份报纸印出后，总理组织我们的同志和报童趁敌人没有发觉，迅速送到订户手里。

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的这一失败并不甘心，就给总理送来一封恐吓信，里面还装着一颗子弹，信里威胁说:如果共产党不把军队交出来，下次就不这样送子弹了。我们把这件事报告后，总理一笑置之，说:“蒋介石历来如此，流氓都是这样。”1946年2月较场口事件后，国民党又继续搞了送恐吓信和子弹的鬼把戏。但是，总理视若等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敌人的子弹，同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当时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民主人士和一些工人在较场口被特务打伤，总理不顾威胁、恐吓，对受伤者进行了慰问，对国民党的暴行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接着，在国民党反动派策划下，又发生了反苏反共游行。特务袭击了《新华日报》营业部，毒打报社工作人员，其中三人受重伤。民主同盟的《民主报》等报纸营业部也被捣毁，很多工作人员被打伤。对此，总理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肇事凶手，赔偿损失。总理还和董老、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凶手，解散特务机关，赔偿损失，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总理顽强斗争，国民党理屈词穷，不得不向我们表示“道歉”。

应该指出，当时总理所处的环境是极端恶劣的，大家都称我们住的是“文明地狱”。那时，我们在重庆的机关，一是设在嘉陵江边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一是设在曾家岩的周公馆;还有一个新华日报社，地址在化龙桥的山坡上。在我们的机关、报社周围，国民党派了大量特务、警宪人员进行监视跟踪。以周公馆为例，侧面就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两边还有几家茶馆和烟摊，都是戴笠布置的特务的据点，甚至通住防空洞和厕所的路上，他们都派了特务盯梢。

1946年5月，我们代表团从重庆迁到了南京，住在梅园新村，环境就更险恶了。代表团周围布满了十多个特务据点，化装成鞋匠、摊贩、三轮车夫的特务到处都是。我们都很担心总理的安全，但总理总是说，我们为了和平事业，怕什么呢？周总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领导着白区地下党的工作，同国民党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周总理身居虎穴，为了革命和人民，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斗争中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对同志极端关怀

首先，是对同志们政治上的亲切关怀。总理经常教导我们，只有学好革命理论，认真改造思想，才能做好革命工

作。他还给我们谈他自己改造思想的经验，用列宁的名言“学习、学习、再学习”，以及毛主席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导，勉励我们“做到老，学到老”。

总理为我们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和学习制度。我们工作人员共有二百多人，总理根据不同情况，把大家分别编为甲、乙、丙三个组，我当时是在文化水平较低的丙组，课程有政治、历史、文化、数学和科学技术共五门课，总理要求我们在三年里达到初中文化程度。为了帮助我们学习，每周二、四下午，总理都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我们的学习，带头坚持制度，还给我们作辅导或讲课，对我们进行考试。

对政治学习，总理最关心，非常重视同志们政治思想的进步。在整风运动中，亲自给我们辅导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矛盾论》、《实践论》等重要著作，还给我们辅导过《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等，大大提高了同志们的思想理论水平。总理还经常为我们作形势报告，使大家对当时错综复杂的斗争情况和党的方针政策策略，都能有正确的理解。总理还经常对我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在南京时，他每次和邓颖超同志到雨花台凭吊革命先烈，都要捡些雨花石回来，放在代表团会客室的一只碗里。邓颖超同志不止一次地对大家说过:“每当我看到这些雨花石，就想起无数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来。”

周总理作风民主，和蔼可亲，但是对同志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这既是对工作的极端负责认真，也是政治上对同志的爱护。

记得有一次，总理叫我和另一个同志外出找一个同志接头联系工作，但由于临时情况发生变化，没有接上关系。回来后，我们没有及时向总理汇报，总理知道后，就严厉批评说:“干革命，就要认真，丝毫马虎不得。”还有一次，总理患病住医院开刀，恰好在做手术期间，总理的父亲去世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不告诉总理呢？不告诉吧，这对总理个人说来也是件大事;告诉吧，又怕影响总理的健康。于是，我们便把这件事瞒住，没有到医院去报告，等总理病情好转才报告了。当时，总理狠狠批评了我们一顿，说:“你们和我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还不了解我吗？我怎么能因为父亲去世，就把身体搞坏了呢？第二，你们对敌占区情况还不了解，这样做，会被敌人利用，对我们进行造谣诬蔑的。在和国民党斗争中，这些问题都是不能忽略的。第三，这类事情，应当报告我，不能自己研究后就作决定。”我们听了总理的批评，心里都很受感动，总理对每件事情的处理都是首先从大局上考虑问题的。

总理在和我们接触中，不论对哪个同志，从干部到战士，从政治到生活，都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隔阂。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称呼总理当时的职务，都亲热地叫他恩来同志。和总理平辈的党内人士，则称呼他周公。江青前年叫嚷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是要批总理，哪里是要批林批孔，更不是批周朝的周公，真是贼心毕露！

总理对我们每个同志的疾苦都关怀备至。有一次，办事处有一个公务员得了胃病住院治疗，总理当时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两次抽出时间到医院去探望慰问。总理每次从延安或外地回来，总要到办事处幼儿园去看望孩子们，总是关心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并嘱咐我们要好好安排孩子的生活，关心托儿所阿姨的工作。许涤新同志有个孩子，小名叫“小火车”，因为得了骨结核病，长得很瘦弱，又不能上托儿所，总理常常去看望他，对这个患了严重疾病的孩子，充满着爱护的心情。

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

总理长期担负着繁重的工作任务，但是对自己的要求却是极其严格的。总理一生中所过的简朴生活，就是他严格要求自己的缩影。在我们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里，总理在这方面是一个突出的表率，是我们每个革命者永远学习的典范。当年，鲁迅曾经描绘他自己的艰苦生活情景说: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俯首甘为孺子牛，艰苦奋斗半世纪，也正是这样！

在重庆工作期间，总理和我们在一个食堂吃饭，吃的完全一样。当时大家的伙食标准都是每天一斤粮，一斤菜，三钱油，二两肉（当时是十六两合一斤），平均每人每天只合五角一分钱的伙食。长期过着紧张而艰苦的斗争生活，伙食又这样差，总理的身体日益消瘦，同志们打从心里疼总理，怕他把身体熬坏了，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就背着总理通过了一个决议:每天给总理加一个菜。但是，第二天吃饭时，总理发现他的桌子上多了一个榨菜炒肉丝，就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教育我们说，这个办法不好，是违反制度的做法，要我们改掉，我们只得撤消了原来的决议。

总理经常外出工作，东奔西跑，非常忙碌，有时赶不回来吃饭，就只好在外边随便吃点东西。但他总是去小饭馆吃，说小馆子价钱便宜，可以节约一点。我们都不同意他这种做法，劝他说:“小馆子是便宜点，但不卫生，如果得了病影响工作，岂不是因小失大！”总理听了总是笑着说:“不会的，不会的，我是拣清洁素净的菜吃，我注意一点就行了。”他总是能为人民节省一分就节省一分。

穿的呢？总理和大家也是一个样，一年两套军装。他比我们只多一套中山服和一件皮大衣，那都是他去苏联治病时订做的，而且裤子早就磨破了，有时会客时还穿在身上。当时，我们几个同志觉得，总理经常会客、谈判，还要接见外国人，开记者招待会，穿这样破的衣服怎么能行？于是，我们就又瞒着他，做了一条同样的裤子，裤子做好后，又不敢当面送去，因为大家都知道总理的脾气，执行制度特别严，我们就只得托邓大姐转送去。虽然这样，总理还是严厉地批评我们说:“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的光荣，我们和敌人谈判不是靠穿什么好衣服、好裤子。我们要经常和延安的同志比比，和解放区的同志比比。他们要比我们艰苦多了。再说，你们跟谁请示了？怎么能随便就把这事定了呢？”总理的津贴补助费也很少，每月只有五元，我们干部是三元，一些服务同志是一元五角。但这点钱，够干什么呢？

总理生活的其他方面，还是“简朴”这两个字。卧室的陈设十分简单:两张单人棕床，一张五斗柜和衣架，被子是使用了多年的旧被子，一只小皮箱，是從延安出来时带的，面子已磨的发白，全国解放后，又带到北京使用着。

总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一生，是英勇战斗的一生，是廉洁奉公的一生，是为了革命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的一生。在我所接触到的地方，我们的总理，处处都表现了一个伟大的共产党人的无私无畏的崇高品德，他为我们亿万劳苦大众做出了不朽的巨大贡献，为我们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榜样。这样崇高的总理逝世后，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敬仰和怀念。

敬爱的周总理，您没有离开我们。您永远活在全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