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韵婷

二战结束后，蒋介石与日本人相互勾结，积极反共。为此，蒋介石与冈村宁次这对战时的对手在战后坐到了一起。蒋介石声言要“以德报怨”，不要日本人的战争赔款，也不要对日本进行占领，实则是他内心对共产党的恐惧，害怕一个破败的日本会造成日本共产党力量坐大，故而慷人民之慨。冈村宁次，这个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鬼子，在战后因为蒋介石的庇护而逃过了惩罚，免处极刑。于是，他将蒋介石视作再生父母，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听从蒋介石指挥，积极组织了一批旧侵华日军军官秘密潜入台湾，组成名为“白团”的军官训练团，对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进行培训，帮助国民党整建军队，以伺机反攻大陆。这一活动从1949年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末。

一、“白团”始于“反共”

1949年对蒋介石而言是沮丧的一年，这一年里，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人民解放军风卷残云般地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势力；4月23日，南京解放，人民解放军转战长江以南，宣告了国民党统治行将覆灭，蒋介石率残部退守台湾。面对风雨飘摇的情势，蒋介石绞尽脑汁寻找求生之计。这时，曾在何应钦手下的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供职的曹士澄提供了一个情报，使老蒋又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曹士澄此刻是国民党派驻日本的一名军官，他了解到，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团体有征集“义勇队”助蒋反共的意图，于是将这一信息向蒋介石密报，并建议国民党有计划地召募日本正规军官兵，组织“国际反共联盟军”赴华参战，并召募日军旧军官，组织军事顾问团，赴台湾助蒋反共。

1949年7月间，国民党驻东京代表向冈村宁次发出了合作函文，该文写道：“目前国府在大陆各地的战闻，连日皆败，虽想确保四川、云贵、两广以策长久，但亦思将长江下游南京、上海等江南地区兵力及要人撤至台湾，以图重编。关于重整军力，希借日本旧军人同志之力。”冈村“魔头”接函后，内心窃喜不甚，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有机会报答蒋介石救命之恩，另一方面他更把这看作是“复活”日本军国美梦的一大良机，对于战后被整肃的旧日军军官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出路。于是，他不遗余力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日蒋双方频繁往来。几经协商后，双方决定先行实施组织日本军事顾问团的计划，聘请日军旧军官赴台办理军事训练工作；而组织“国际反共同盟军”赴华作战一事，则因顾及国际多方因素而作罢。

蒋介石对战后的这项合作抱有极大的期盼，他明白，美国人的“白皮书”已经抛弃了他，面对人民解放军一波波凌厉的攻势，台湾的处境岌岌可危，身边的将领心志不坚的人随时可能叛变，唯有日本人是可倚重的干城。蒋介石打心底里称许日本军官的“武士道”精神，幻想以“武士道”精神来挽救他的军队和败局。他的“整军”名言是：“武器靠美援，士气靠日军重振。”

1949年10月问，台湾国民党当局与召募到的一批日本旧军人在东京正式签定盟约合作，是为“白团”成立。“白团”，意思为“反赤”。蒋介石为“白团”成员提供了优厚的待遇，“首付8万日圆，每月薪资是3万日圆，每人每年可以回日本省亲一次”。盟约的主旨精神是“联合反共”；合作的过程是高度保密，消息严防外泄，日本成员只能对妻子透露，其他一概不许泄露。到了台湾后，这些日本人都化了中文名以更好地保密，如“白团”团长富田直亮改名为“白鸿亮”。

“白团”成立后，这批旧日本军官似乎又进入到往日侵华的幻想中。1949年11月，大陆的解放战争已经到了尾声。但“白团”军官仍在白鸿亮率领下随同国民党包沧澜上校前往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据点——重庆参与指挥国民党军作战。期间，白鸿亮等不遗余力地为国民党研究战况及提供作战计划，但仍无力挽救失败的命运。过了不久，蒋介石又指示白鸿亮速回台湾从事军队训练与整顿，赋之以“反攻”之重望。他特别指示，对“白团”成员不必有戒心、有保密，一切兵员、编制、军工生产情报都可提供“白团”参考，他甚至还明确地说：“现在就是要日本教育练军，其他不予多虑。”处在悬崖边的蒋氏此刻什么廉耻都顾不上了，对他而言，最大的现实需要是在台湾立足生存下去。

二、“白团”的黄金岁月

1950年到1954年对“白团”而言是黄金岁月。在这4年里，按照蒋介石“武器靠美援，士气靠‘白团”的意旨，台湾当局一方面从美国人手里得到了价值14亿美金的可装备20个步兵师的全副武器装备，大大提升了部队的“硬件”水准；另一方面，蒋介石继续依仗“白团”秘密培训军队基层军官，并将这支“白团”队伍不断扩大。

“白团”成员数在1951年达到颠峰时的83人。这些旧日军从少佐到少将都有，大多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或海军大学，属兵团参谋或旅团一级军官，因而他们的理论水准较高。当时国民党军队基层军官的情况比较糟糕，建制不全。诚如蒋纬国所言，“八年抗战下来，国军牺牲得很快、很多，因此一个小兵几天后就升排长，排长也很快升连长，营长也很快升师长。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受训的机会，都不是合格的指挥官。”对此“白团”成员也指出：“大陆来台的国军干部指挥能力意外的低，可能是因为忙于作战无暇学习的缘故，他们并非没有基础能力，而是欠缺实用能力，即使是高级指挥官等也都欠缺这方面的能力。”蒋介石对这一情况甚是焦虑，在他心中，“白团”的训练是“国军”能否脱胎换骨的关键；他在1950年5月21日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成立会上更是要求受训军官们老老实实向日本顾问学习指挥技能与战术运用，甚至连他们的精神态度、行动语句都要留心学习。

“白团”训练的第一个“试验品”是国民党驻新竹湖口的陆军第32师。“白团”为该师精心编写教材、制定培训计划，而后一步步地实行。例如炮兵训练，过去国民党军在美国顾问培养下，本领不咋样，大少爷脾气却是增加不少，动不动就想把某某地方炸平，成吨的炸弹如洒水般仍完，粗放式的作业成效可想而知，仗是屡战屡败。“白团”军官一反先前模式，要求国民党军要打一炮中一炮，严格训练。经过一年半的总体训练后，第32师在演习比赛中成绩突出，被蒋介石授予了“中山师”勋号，并成为“总统府直属卫队”，而其中的第96团，更成为“总统府”的警卫部队。

第32师的训练成功使“白团”感到十分得意。之后，为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图谋，“白团”积极研究台湾的战时动员体制。50年代初期，台湾岛内主要靠军队进行临战准备，完整的社会动员机构体系尚未建立，一旦战争来到，那岛内的后备战斗力可说是不堪一击。1951年6月21日，日本“动员专家”，原日军第四师团参谋山下耕君抵达台湾，化名易作仁，当月底“白团”就积极展开策划岛内“动员”体制的工作。当时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郑冰如等，都奉蒋介石的命令，要在“白团”教官指导下实施动员演习。到了1952年2月，一次号称“复兴省动员演习”

在台湾实施，蒋介石对演习结果甚是满意。

动员演习之后，“白团”又进一步加强了动员教育。从1952年8月到1959年3月底，“白团”配合台湾“国防部”在石牌成立动员干部训练班，共开办45期，培训了9000多人次。国民党在台湾的动员体制初步稳定下来。就在“白团”与蒋介石配合日渐默契时，他们却突然遭到重大挫折，一些人甚至被迫撤出台湾。主要原因在两方面，一个是岛内一些国民党将领对蒋介石重用日本败将十分不满，其中最有意见的是陈诚和孙立人等前抗战将领。他们对过去“手下败将”在台耀武扬威十分反感，公开抱怨说怎么可以让这些被打败的家伙来充当军官教官?孙立人更是直接对“白团”的人说：“跟你们有什么好学的?你们是我手下的败将，要学我们也该向美国人学。”虽然蒋介石大力压制反对的声音，为“白团”撑腰，但岛内国民党将领对“白团”的不屑，则使他们颇感尴尬；另一方面，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美国军事顾问大批抵台，“白团”工作再次受到威胁。美国顾问团团长蔡斯将军公然对蒋介石说：“既然你请我们来，日本顾问团就不能再留在台湾。”尽管蒋介石抗辩道：“日本人是在你们不帮助我们的时候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但美国人的强势反对声音则是蒋介石无法回避的。最后，经过讨价还价，“白团”人员减半，裁员都被遣返日本。自此，“白团”结束了其黄金岁月，其组织和影响开始走下坡路。

三、“白团”后期的活动

“白团”在50年代后期的活动，已经进入低潮，虽然他们帮助蒋介石训练了军队，但却无法帮助蒋介石实现“反攻大陆”的宿愿。

坦白说，“白团”对“反攻大陆”一事是甚为热衷的。事实上，他们也曾作过一些行动策划。以贺公一为首的一个小组，负责助蒋起草过反攻大陆的教学与战术计划，甚至详细到反攻登陆出发地、弹粮补充方法、小船大船的配合研究等等。可对蒋介石而言，其靠山美国的态度才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美国人不许国民党“反攻”，只售台防御性武器，而对登陆艇之类的渡海装备是决不给售的，没有登陆艇，兵力又如何渡海“登陆”?因此，蒋介石的“反攻”便只能是喊喊罢了。对这种形势，“白团”成员是心知肚明的。他们从不亲临一线战场，只提供计划和建议以供国民党参考，至于何时实行及怎样执行，一切就由蒋介石决定。

后期“白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为国民党训练高级军政干部，主要如开设“党政军联合作战研究班”，从1952年1 2月开始到1963年12月止，共举办11期，每期受训1年，毕业者包括后来台湾主要将领郝柏村、蒋纬国、宋长志、胡琏等。此外还有1958年开办的“战史研究班”、1959年开办的“科学军官储训班”，1963年办的“高级兵学研究班”等等。从1965年9月1日起，“白团”因人数减少被迫缩编为“实践小组”，成员仅余江秀坪、乔本、贺公吉、楚立等几名顾问及白鸿亮团长，由蒋纬国担任其联络人。到1969年底，仅剩下了白鸿亮一个“光杆司令”，“实践小组”也改名为“实践专案”。白鸿亮最后因年老不得不辞归日本，在临过世前更嘱咐妻子要将他的一半骨灰放在台湾，目前安置在台北县树林海明寺中。

可以说，“白团”是为“反共”而生，是蒋介石寄予反攻大陆的最大希望，但形势的发展却是与蒋介石的期盼相背，最终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其成员随着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梦想一起灰飞烟灭。

(责编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