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秉钦

传统观点认为：《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兄专横势利、冷酷无情。初读文本，似乎是这样，但深入研读。认真玩味之后。便觉得这种评价又失公允。笔者以为：文学欣赏的核心是人性，要以人为本，不可取文之“义”而舍人之“性”。习惯上这样解读刘兄，是没有把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看待，而是把他当做一个概念，一开始就把他定格为反面形象，即封建礼教、封建家长的化身，用他来反衬正面形象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叛逆精神。如果从情理人手，从人性出发，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刘兄诚然势利专横，但不冷酷无情。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刘兄逼妹改嫁，客观效果是悲惨的，但主观愿望是美好的

人是社会的人，每个人的思想认识都不可能摆脱现实主流思想的束缚。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东汉末年，中国封建制度正处于上升时期，封建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就连充满叛逆精神的刘兰芝也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封建礼教，她再三辩解的是自己并没违反这些规范。那么，作为既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又是受害者，既是被人吃，又反过来吃人的封建家长的刘兄，恪守封建礼教就很正常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都深深地打上了封建思想的烙印。因此他深信：只有坚守封建教条，才能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基于此，他才希望妹妹改嫁。在他看来，妹妹既不可能也不能再回焦家去，兰芝被休，是婆媳互不相容的必然结果，要叫焦母回心转意，再度迎取，实难指望。即使仲卿苦苦哀求，焦家勉强迎回兰芝，破镜重圆，也绝无幸福可言。因为婆媳关系出现了不可愈合的裂痕，他们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刘兄深知这一点，作为兄长，他要为妹妹的现实问题考虑。在男人主宰一切的封建社会，只有依附于男人，女人才有可能得到幸福，被休回家的兰芝，只有改嫁才可能重获幸福，才可能有美好的归宿。再说，两汉之际，再婚是一种普遍现象，妇女改嫁也不是不光彩的事。西汉卓文君再嫁司马相如，传为美谈；东汉邓元仪之妻被休后嫁饴华仲，华仲做了大官，偕妻过市，令邓元仪羡慕不已；蔡文姬初嫁卫仲道，再嫁匈奴，后嫁官吏董祀，也未遭人非议。可见，刘兄逼妹改嫁，确实是为兰芝的未来着想。而要改嫁，太守令郎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从文本看，太守令郎各方面都不错，就个人条件而言是“娇逸未有婚”。“娇逸”者，“娇美文雅”也，即外貌气质俱佳；“未有婚”的言外之意是兰芝嫁过去将是有地位有身份的“妻”，而不是“妾”。就家庭背景而言，有堂堂太守作为靠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刘兄对妹妹前途的想法是现实的，也肯定符合当时大多数人的婚姻观念，何错之有!当然，刘兄在为妹妹考虑的同时也有利己的打算，他想把维护亲人的终身幸福和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要在自己与妹妹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只是没有成功。“善良的心”变成了“屠夫的手”，活活逼死了自己的亲妹妹，但他的本意决不是害死妹妹，这从以后“两家求合葬”这一后悔不及的举动中可以看出，

二、刘兄逼妹改嫁，基于理性、冷静的思考

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注定是要失败的，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的抗争是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不自觉且没有出路的冲突，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古往今来，这样的抗争就没有胜利过。作为封建家长代表的焦母凶狠霸道，一意孤行。而矛盾另一方的仲卿却性格懦弱，没有能力解决婆媳矛盾，也不能改变母命拯救自己。面对妻子的委屈和母亲的责骂，他无所适从，只有向母亲和妻子哀求的份，不能坚持己见。当焦母骂他“小子无所谓，何敢助妇语”时，只是“默无声”，如此怯弱不堪，怎能挽救自己和兰芝的命运。所以，摆在兰芝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等仲卿回来一起赴死；一是改嫁。开始新的婚姻生活。作为兄长，如遵从妹妹的意愿，不就等于眼睁睁地看着妹妹送死吗?这种情况下，刘兄逼妹改嫁，无疑是明智之举，只是他没有想到妹妹那样刚烈坚贞，会以死追求理想的爱情。其实，任何时候，美好的婚姻只有爱是远远不够的。时间推移了一千多年。到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时期，鲁迅先生笔下的子君和涓生表面上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自由结合，但经受不住封建势力的重压，最终分道扬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刘兄不横加干涉，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仍然是一场悲剧。

三、刘兄逼妹改嫁，并不是下逐客令，更不是推卸养老责任

传统观点认为：刘兄所言“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是下逐客令，要赶走妹妹。其弦外之音是“难道要我养你一辈子吗?”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其往欲何云”的意思是你打算将来怎么办，这正体现了刘兄的关爱之心。年轻女子被休，长期在娘家生活。终非长久之计，即使衣食无忧、甚至锦衣玉食，也有违人伦、背人情之嫌，绝无幸福可言。改嫁是合情合理之事，况且，兰芝心灵手巧、勤劳能干，不可能在娘家吃闲饭。因此，刘兄逼妹改嫁的动机，合理的解释是为妹妹前途考虑，替妹妹将来打算。

一千个观众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文学形象的解读，不能囿于传统的、权威的观点，应当联系实际、独立思考、准确评价，尽量恢复其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