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　飞

习仲勋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经两次遭受打击迫害。其中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因小说《刘志丹》的创作和出版，被康生一伙栽赃为“反党分子”。在极“左”路线甚嚣尘上的年代，习仲勋一方面对强加在头上的不实之词坚决予以抵制，另一方面忍辱负重，继续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他在逆境中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

同遭厄运 战友情深

1953年9月，主政西北的习仲勋受命调中央工作，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习仲勋担任政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大量国家事务。周恩来对习仲勋十分信任和赏识，许多重大问题直接交给他处理。

正当习仲勋呕心沥血为党工作的时候，不料一场横祸降临到他的头上。事情的原委还得从刘志丹说起。

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陕北红军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习仲勋是刘志丹的老战友。他在1926年投身革命后不久，就在刘志丹领导下工作。1935年，刘志丹和习仲勋同遭极“左”分子的迫害，两人也被关押在一起。毛泽东把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解救出来后，1936年4月，刘志丹在率部东征作战时牺牲。刘志丹牺牲后，中央对他的一生是充分肯定的。毛泽东曾满怀深情地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牺牲后，他的威望，在中国共产党内，在人民军队里，尤其是在参加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中，一直很高。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宣传、纪念刘志丹，工人出版社在看了刘景范、李建彤发表的回忆刘志丹的短文后，于1956年主动约请作家李建彤写一部记述刘志丹事迹的小说。

李建彤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之妻，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早在延安时期，她就收集过有关刘志丹的一些材料。新中国成立后，她以刘志丹亲属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进一步收集了许多关于刘志丹事迹的材料。但她因为工作忙等原因，对于出版社请她写长篇小说，不肯答应。后来出版社表示：作者忙，时间紧，我们可以派人协助作者整理文稿，李建彤才答应写作，并于1958年初动笔。同年冬，她写出初稿，次年春写出第二稿，夏天改完第三稿。

考虑到记述刘志丹的事迹必须真实可靠，分寸把握也应该更慎重些，李建彤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当年与刘志丹一起遭受迫害、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审阅小说稿。习仲勋对于写小说《刘志丹》一直持慎重态度。习仲勋后来回忆道：

李建彤同志要写长篇小说《刘志丹》，我是知道的。我对刘景范同志劝说过多次，希望不要写《刘志丹》小说，我对李建彤同志也表示“写对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我是同意的”。后来，我听到中央宣传部有位负责同志赞扬她的创作。志丹同志的老战友马锡五同志也多次劝我支持写小说《刘志丹》，刘景范同志还对我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我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表示你们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我并没有向出版社讲过什么意见。在作者多次催促下，我也只是粗略地翻了一下小说的初稿，而且还没有看完，后来发表的那些章节，我根本没有看。事情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

后来，在李建彤的再三要求下，习仲勋两次召集作者、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座谈书稿。在谈话中，习仲勋特别强调，写这部书，目的是教育下一代。习仲勋强调，要写整个一个时代，要写毛泽东思想，要把刘志丹经历的时期写成全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要写毛主席的正确思想通过刘志丹具体实现。习仲勋特别强调要写毛泽东，说：如果不是毛主席来了，就全完了。由于书中提到高岗，而这个问题十分敏感，习仲勋对此十分注意。因此，习仲勋特别提出：不要写高岗。

习仲勋提出意见后，作者又着手对作品进行修改，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1962年春写出第五稿后，送给当年与刘志丹一起闹革命的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许多老同志对作品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特别是，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分别对作品提了一些改进意见。

虽然有了这样一些前提，但作者出于慎重，仍然没有马上出版这部小说，而是向工人出版社提出将书稿印出少量样书，以便于送给一些当时在陕北和刘志丹一起闹革命的同志，进一步征求他们的意见，下一步把书改得更好。工人出版社采纳了作者的意见，只印出几百本样书。

飞来横祸 蒙受冤屈

然而就在此时，一场横祸不期而至，《刘志丹》一书被定为“反党”小说，习仲勋被卷入其中，蒙受了极大的冤屈。

原来，作者在送样书时，也送给了早年曾在刘志丹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当时在某省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而这位领导恰恰对这部作品有不同看法。1956年，李建彤向他采访时，他虽然接待了李建彤，却对李建彤的思路有不同意见，甚至认为干脆不要写这部小说。两人在讨论中，就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当面发生过争论。李建彤是个直来直去的人，而这位领导也光明磊落，有什么就说什么。两人性格如此，争论的时间很长，也很激烈。最后两人都拍了桌子。争论之后，这位领导并没有说服作者，之后，李建彤也没有采纳这位领导的意见。但李建彤和这位领导在争论之后也没有多想，都认为是同志之间正常的意见分歧，李建彤更没有将这次争论挂在心上。两人之间仍然有同志之谊。1962年，样书印出后，李建彤也送给这位领导一本，意思仍然是征求意见，以便把书改得更好。这位领导看过样书后，立即给李建彤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对一些写法提出不同意见外，还写了这样的意思：这部小说涉及到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由中央作结论，你只是一个作者，如果在这些历史问题上搞错了，你就负不了责任，现在最好不要出版这部小说。但李建彤仍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部分内容。《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仅仅发表作品的部分内容，已经在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许多读者深为刘志丹的革命精神所感奋，提高了思想觉悟和工作热情。许多人提出，要将作品的全部内容公开发表。

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那位对小说《刘志丹》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参加了会议。就在会议期间，他看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已开始发表小说《刘志丹》的部分内容。对此，他很不满意。他一面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提出停止刊载，一面将此事及他的意见报告给康生。

当时的康生在党内地位非同一般。自从1956年9月康生进入中央政治局后，按照中央内部分工，他一直主管文化教育，并且是思想理论工作主要领导人之一。1958年，康生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直接主持领导全党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中央决定，由他来主持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2年9月，他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一贯专以整人为能事的康生听到反映小说《刘志丹》的意见后，如获至宝。他根本不去看这部小说，却在脑子里盘算起来。他在寻找目标，想着要借此事整一整人。当他得知李建彤曾拿着小说《刘志丹》的初稿去征求过习仲勋的意见后，就把阴险的眼睛盯住了习仲勋，决定就此事整习仲勋。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写作问题，而是带有政治倾向的。康生还提出：中央书记处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康生自己也承认，他根本没有看过《刘志丹》这部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是写刘志丹的，就断定这本小说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召开。此时，毛泽东已经重提和强调阶级斗争。在会上，有一些人认为目前有一股“翻案风”，彭德怀写长篇申诉书就是一例。就是在这样的会议气氛下，9月8日，那位对小说《刘志丹》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在西南组会上提出了小说《刘志丹》问题。由于有康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的“定论”，这位领导也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为高岗翻案。他的发言在会议上引起轰动。借此机会，康生在会议期间上下活动，今天找这个谈话，明天找那个谈话，给小说《刘志丹》扣上了许多政治大帽子，并且在找许多人谈话中点明：《刘志丹》这部小说是习仲勋支持搞的，习仲勋的目的是想为高岗翻案，是想拉起西北山头。习仲勋后来回忆说：

那个自命“理论权威”的人物，对我搞突然袭击，他在全会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我“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说我是“挂帅人物”，是什么“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康生这样一搞，在会议上搅起了更大的风浪。许多同志不明真相，要求会议讨论一些报刊部分发表小说《刘志丹》这件事。在安排讨论中，康生十分恶毒地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这就是要为高岗翻案！这就是翻案风！他还说，现在是西北山头在闹事，他们想以西北山头的力量来为高岗翻案，现在要打掉西北山头。他发言的部分内容在全会简报上登出，引起议论纷纷。虽然康生在全会简报上登出的讲话中，没有提习仲勋的名字，但他事先找许多人谈话，矛头是直指习仲勋的。简报下发后，与会者相互一传，大家就都知道，康生的矛头所指就是习仲勋。在中央批翻案风的背景下，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在会上也提出，要揪出事件的“后台”，要习仲勋写检讨。

理论权威 蓄意陷害

康生迫害习仲勋，是有历史原因的。早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就继承原来陷害刘志丹等人的极“左”分子的衣钵，搞阴谋，想借机陷害某些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习仲勋对此予以坚决抵制。中央也制止了康生无中生有的陷害。同时，习仲勋对康生当时搞“抢救运动”持有异议，在实际工作中予以抵制。对此，康生在心中对习仲勋记下了一笔账。解放战争中，习仲勋对康生在山东地区搞土改时的一些极“左”做法，持有不同意见，并且在自己的领导工作中，采取稳重的方针，受到中央肯定，效果也好。相比之下，康生很失面子，心中又对习仲勋记下了一笔账。而对于这些，光明磊落、心胸坦荡的习仲勋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对康生仍然以老同志加以尊重。

习仲勋万万没有想到，康生在这个时候向自己打出恶毒的一棍。据李建彤后来回忆：康生陷害习仲勋的手段也是独出心裁。本来，《刘志丹》已写出第六稿，稿子中已经根本没有提高岗了。可是，康生知道第三稿中提过高岗，便下令工人出版社将已经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300本送中央会议审查。李建彤后来谈及此事时说：“当初我还以为这种先定案，后求证的做法是出于误会，没想到竟是一个大阴谋。”

在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并且把矛头指向习仲勋。他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冈山甚至高于井冈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康生觉得这样还不够，他又把习仲勋单独列出来，别有用心地把习仲勋和已经被中央批判的彭德怀、高岗列在一起，说目前党内有一个“彭、高、习反党集团”，而小说《刘志丹》就是这个“反党集团”的政治纲领。

康生在会议上搞了这一套后，觉得还不够劲。他要把这件事提到中央最高层，把习仲勋打倒。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一贯搞阴谋的康生，不经过中央领导集体，趁毛泽东讲话之机，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毛泽东。条子上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毛泽东当时正把精力集中于自己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没有多想其他事情，康生递来条子，他就在会上念了纸条。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抛掷《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全会中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毛主席只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就以此来作为毛主席语录并广为流传。

对这件事，后来习仲勋回忆时说：

毛主席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后来，听张仲良同志说，毛主席曾经讲过：“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可是康生对我和小说《刘志丹》一案大肆株连，因此遭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那就更多了。

可在当时，康生抓住了整习仲勋的机会，趁机大造舆论，在会上提议：彭德怀、习仲勋等5个人不必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康生还建议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这件事。

习仲勋后来回忆说：

在全会上，那个“理论权威”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的帽子，一齐向我抛来。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我只好向周恩来同志请假，说：“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

在当时重提阶级斗争，中央全会上也充满强调阶级斗争的氛围的情况下，康生的阴谋得逞了。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会后，还在党内传达了此案。

身处逆境 忍辱负重

在审查期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已经无法工作，实际上已经被停职。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康生主持下的审查小组写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报告中写道：这部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

康生等人将审查报告报送中央政治局后，在中央政治局尚无定论时，康生却进一步加大了陷害的力度和范围。在专案审查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干部。他公开说：“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为了打“西北山头”，康生把西北五省大批省级干部陆续调到北京“学习”，要求他们提高认识。在“学习”中，许多人被诬陷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成员。接着，康生对《工人日报》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中宣部进行追查，凡是表态支持发表小说《刘志丹》的，都挨了整。

而康生陷害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习仲勋。突然遭受陷害的习仲勋，既气愤，又痛苦，但是，习仲勋是一个顾全大局的领导干部。在康生已经造成这样一种气氛的情况下，习仲勋想到的是毛泽东1939年送给他的一幅题词。习仲勋后来回忆道：

1939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

正是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面镜子面前，习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他在检讨中沉痛地写道：“36年的恩情毁于一旦。”（这句话是指，他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1962年整整受党的恩惠36年）习仲勋默默地承受了莫须有的罪名，但他的内心所受的痛苦是巨大的。当小女儿安安看到习仲勋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室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

就在习仲勋内心十分苦恼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关心着他。对于这一点，习仲勋晚年回忆道：

正在我陷入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委托，和陈毅同志找我谈话。陈毅同志宽慰我说：“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这饱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我向恩来同志表示我的决心：“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

“恩来同志让我的秘书，派车把我妻子齐心接回家来。她一到家，恩来同志就马上和她通电话，嘱咐她防备我有一念之差。我懂得恩来同志对我关怀至深。

1963年，组织上安排习仲勋到中央党校学习，并且安排他一个人住在“西宫所”。这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保护习仲勋采取的一项措施。

到“西宫所”的习仲勋并没有消沉。他利用自己独居，环境清静的条件，认真读书。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然后从家里带来许多书籍，在“西宫所”阅读。他每天早晨起来，洗漱之后，即开始读书。吃过早饭后，活动一会儿，接着读书。他每天读书的时间竟然长达十几个小时。他读的主要是马列、毛泽东著作，他把这当作自觉改造世界观的方法之一。同时，他也读了许多经济、文化方面的书籍。习仲勋借此机会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

康生等人不仅迫害习仲勋，还想借此机会迫害原西北地区一大批老干部。他们逼迫习仲勋交代是否有“反党联盟”，逼他讲哪些人和他联系过。还说，只要讲出有些什么人，这些人说了什么，你的问题就减轻了。但是，习仲勋却在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畏权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绝不按康生等人的“引导”编假话。他不仅自己坚持真理，而且为其他受株连的同志澄清事实。这突出表现了他坚强不屈的性格。

康生将罗织的不少材料，报送中央，并且提出了“处理”习仲勋等人的建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同意康生的“重处理”意见。他们坚持认为，对习仲勋要按党内矛盾处理，不仅要保留党籍，还要按照党的领导干部安排工作。在康生等人揪住不放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坚持要给习仲勋妥善安排。就是在这两种意见下，中央做出的处理决定是：撤销习仲勋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1965年，习仲勋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上任。

康生主持专案审查习仲勋，故意拖延时间，其实，他们也根本没有着手进行查证核实。康生的目的是，把这件事无限期地拖下去，直到把习仲勋拖垮为止。因此，他们对习仲勋的审查，直到“文革”爆发尚未结束。

“文革”来临 迫害升级

“文革”期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为非作歹，对习仲勋等人的迫害变本加厉。1966年5月，在康生的主持下，又搞出一份审查报告，报告中直接诬陷道：《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四大罪状中的要害有两条，一条是为高岗翻案，另一条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康生还把专案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学生，指示他们到处揪人。于是，许多西北局的老干部都被揪斗。康生还把小说《刘志丹》的事，捅给姚文元，指使姚文元打棍子。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同年第一期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时，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刘志丹》一书。姚文元当时已经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的文章又是在党报党刊上发表的，有了这个前提，在此案中蒙冤的人遭到了进一步的迫害。习仲勋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8年，其他一些党内高级干部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有成千上万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牵连。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习仲勋已经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了。虽然他已远离北京，但康生并没有放过他，而是鼓动北京的红卫兵串连西安和洛阳等市的红卫兵去洛阳矿山机器厂揪斗习仲勋。但是，由于习仲勋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和工人、干部相处得非常好，工人们都认为习仲勋是个大好人，是党的好干部，自发地起来保护习仲勋。

1966年冬的一天，习仲勋仍然像往常一样，一早起来就到车间去和工人、技术员研究生产问题，解决技术难题，一直到上午10点，也没有休息。这时，工厂大门突然被从西安来的红卫兵冲开，一辆载着红卫兵的大卡车开进厂区，10多个红卫兵闯进车间，把习仲勋围了起来，要习仲勋交代“罪行”。他们声称，要把习仲勋用大卡车拉到西安去批斗。他们这样一说，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工人们不干了。他们自发地把闯进来的红卫兵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起来。有几十个工人闯进红卫兵的包围圈，把习仲勋围了起来，保护他。手中拿着板子、铁棍的工人们表示：谁要是想动习厂长，我们就和他拼命。双方僵持不下，一场武斗一触即发。习仲勋为了防止发生武斗，伤害工人和红卫兵，就先转过身来，对保护自己的工人们说：“你们保护我，是好意。但你们如果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他挺身而出，对来揪斗他的红卫兵们说：“你们要揪斗我，好，我可以接受你们的揪斗，我现在就跟你们走，要走就快走。”红卫兵们也害怕和工人交起手来，赶紧把习仲勋带出工厂，推上卡车，带到西安去批斗。批斗后，又把习仲勋关入西北大学。从此，习仲勋每天都要被揪出去批斗。

即使在挨斗时，习仲勋仍然不改共产党人本色，绝不说假话，绝不认为小说《刘志丹》是“反党小说”，绝不承认自己是“反党”，更不为了减少自己的皮肉之苦而乱“咬”其他人。而且，在挨批斗中，他也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劝阻实施打砸抢的红卫兵，要他们搞文斗，不要搞武斗，不能抢国家财产，并希望他们自觉地维护正常秩序，不要妨碍生产。习仲勋的劝阻自然使他遭受了更多的打骂，但他见到打砸抢时，仍然要劝阻。在西安被关押的习仲勋，还找机会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多项建议。

但是，在康生的鼓动下，习仲勋的头上被扣上了“反党”的帽子，红卫兵和造反派们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习仲勋在西安等地被多次批斗后，又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在富平，乡亲们自发地保护习仲勋，还给习仲勋做了一顿家乡饭。习仲勋对于这种来自故乡的亲情终生难忘，到老年时还经常提起。

总理关怀 解除监护

在习仲勋处境困难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却一直惦记着他。毛泽东一直想着习仲勋的功劳，记着他的才干，而周恩来则对于曾是自己得力助手的习仲勋更加关心。但康生和负责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是阴谋将习仲勋置于死地的，他们仍然不肯放过习仲勋，又阴谋把他拉到兰州和延安进行批斗。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一次保护了习仲勋。对此，习仲勋晚年回忆说：

他（指周恩来）看到我在西安被揪斗的照片后，就批评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又说：“这样，文化革命就变成武化革命，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西安群众代表问周恩来：怎么处理习仲勋？周恩来说：你们抓住一个习仲勋，以为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刺猬！

已经身处逆境的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让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制止造反派批斗习仲勋；还说，毛主席说过，习仲勋是群众领袖，不再批斗他，才是执行毛主席爱护干部的政策。习仲勋得知是周恩来保护了他，内心十分感动。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恩来，提到了自己的困难处境。周恩来接到这封信后，通过各种方式，做西安驻军的工作，做红卫兵的工作，要他们爱护老干部。1968年1月3日，周恩来还用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这实际上是把习仲勋保护起来。从此，习仲勋的处境大大改善。他的吃住条件都和部队干部一样，从此过上了安定的日子。习仲勋在这段时间里仍然抓紧时间读书，进一步积累了知识，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身体状况也逐渐好了起来。

在习仲勋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他的夫人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习仲勋的夫人齐心被康生认定“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而一直受审查。后来，齐心还被康生列入500人黑名单。“文革”当中，齐心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时间长达7年多。习仲勋3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在高中时，就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习仲勋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这段时间，习仲勋和夫人、孩子们天各一方，习仲勋十分想念他们，但无法和他们见面，只能把思念压在心里。值得习仲勋欣慰的是，他的家属都很坚强。

1972年冬，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周恩来写信，要求见习仲勋。他们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1)我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习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早日见到他；(2)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3)我们的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恩来很快对他们的要求作了批复，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安排下，习仲勋的家属终于见到了习仲勋。由于多年的分离，习仲勋竟然分不清他的孩子哪个是桥桥和安安，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了的儿子们。在临回干校前，齐心又要求见了习仲勋一次，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从那以后，习仲勋和家属每年都有团聚的机会了。

1975年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习仲勋被解除监护，但他的所谓“反党问题”仍然没有结论。于是，习仲勋仍然按“文革”前的组织处理决定，下放到洛阳。这次，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组织上决定派习仲勋的夫人跟他一同去洛阳；同时，为了习仲勋的安全，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要求河南省公安厅来两位同志把他们接去。这次去洛阳，习仲勋被安置在耐火厂的宿舍区的两间房子里，夫妇两人在这里度过了3年的时光。

解除监护，有了工作，能够看书看报，又能远离政治风浪迭起的北京，习仲勋心情格外舒畅。在这里，更让他舒心的是，他能够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他从群众中感受到了温暖，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因此，这段时间习仲勋特别爱和普通群众来往，交了很多群众朋友。同时，锻炼身体也是他这段时间的重要生活内容。长达8年的关押，使习仲勋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利用一切条件锻炼身体。他锻炼身体的主要方法就是走路。他每天早早起来，走到城郊的水库边，一走就是两个小时。这里空气好，又清静，还能和他的几个农民朋友说笑谈天，因此他乐此不疲，身体也逐渐恢复了。

齐心回忆这时的习仲勋说道：

我由衷地佩服仲勋所具有的超人毅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每日早上，他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上午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散步。时间长了，他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每每凑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当人们发现我们的子女因往返看父亲缺少路费时，耐火厂的老工人师傅们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主动地借钱给我们。矿山机器厂的老工人宋福堂(1965年，仲勋下放该厂当过副厂长，在下车间劳动时拜的师傅)曾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鲜美的猪肉韭菜饺子，还捧出山东老家的大花生，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了。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小说平反 冤案昭雪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习仲勋得知这个消息后，内心非常高兴，同时也对自己的冤案能够解决并且恢复工作，产生了一线希望。党的十一大召开之后，习仲勋经过认真思考，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习仲勋考虑，光是写信还不行。他和齐心商议，请她出面找一些了解他的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志反映自己的意见和心情。于是，那段时间里，齐心便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洛阳和北京。她到北京找过王震。王震敢于直言，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声望。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齐心，并且十分关心地询问了习仲勋的近况。齐心也找了胡耀邦和叶剑英。齐心在回忆这件事情时说：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仲勋同志，而叶帅则是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

在中央一些重要领导同志特别是在邓小平的提议下，中央对习仲勋遭受陷害的事进行了审理。1978年2月22日，习仲勋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当年4月，习仲勋便正式恢复工作。

为习仲勋平反，首先是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入手的。小说《刘志丹》一案，由于牵扯面广、株连人多，又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定的案，平反工作自然格外费时费力。但是，中央下定决心，一定要查清事实，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案子。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京召开。经中共中央批准，会议宣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停止了活动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文艺团体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12月5日，《文艺报》编辑部联合《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会议提议，为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建彤的《刘志丹》和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作品和作者平反。12月23日，《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加快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

小说《刘志丹》平反后，习仲勋受陷害一案也就清楚了。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

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而蒙受的冤案彻底平反了。小说《刘志丹》在写成23年后，于1979年10月由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