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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真的总是不高兴

2009-07-22

晚报文萃·开心版 2009年22期
关键词:烘干机同胞遭遇

巫 昂

台湾一位叫做张复的作家在其关于抑郁症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到,中国人恐怕是世界上悲伤指数最高的民族,因为百年来的大多数时间处于挫败当中:对外战争失败、经济不景气,且一直比较贫穷。我也举个例子,中国人遇到—点点事情,以抱怨为先,家里头出了点事,比如上周没买便宜大米而这周大米涨价了,妻子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向丈夫抱怨:“我早跟你说,不要这样,你不听,看看,弄成这样了!”

跟很多中国同胞说话,都会不可避免地面对这种悲观论调:人生就是苦,痛苦的,悲痛的,惨淡的。我在北京时住的小区有个卖菜的阿姨,从别人店面里头分租了5平方米开始创业,做到现在,已经独自开了100多平方米的店。但是她还是不太高兴,每次都说菜的进价很高,挣不到什么钱。当然,诉苦是一种商业策略,我们这些居民因此不好意思跟她抱怨菜价越来越高,而菜色越来越像黄花菜。她的不高兴说明,事业成功不会让她变高兴;说自己不高兴,是一种表达习惯。

留意一下不难发现,无论在哪里,遇到结伴游玩的同胞,苦着脸的比咧开嘴大笑的多得多。旅游好像是被老板派出来出差,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常年待在家里,觉得有些对自己不够友好,但即便对自己友好了,也不知道怎么个乐法。所以,我们的表情肌里头,眉间肌老化得特别快,眼角的笑纹倒是要推迟很多年出现。北京人说的“傻乐”,其实是一种美德。

不高兴,还有一些副产品。一般来说,任何同胞,心里要是有个较为出格的计划,征询5个以上的朋友,5个半都是给予打击、反对,提醒他注意危险,结果连那人自己最后都觉得好荒谬。而那5个半,潜意识里头不希望身边的朋友有所行动,且若真的做了,只是扎堆继续抱怨现状了事。尼采说过:“我在潜意识里头希望亲人遭遇不幸。”最后尼采大师去了疯人院,在全家人当中第一个品尝了遭遇不幸的滋味。国人也大致如此,不乐观的人,往往也希望周围的人一起坠入愁云惨雾当中。

你是否不止一次因为某个熟人倒了霉窃喜呢?反正我自己有过这样的时候:多数熟人有所遭遇时,我都有难以控制的窃喜。基本思维过程如下:这事儿幸好没落我头上,看他以后还怎么狂得起来,因为他倒了霉,我无须付出任何努力,便很自然地在人群幸福排行榜上上升了一个位次。但是,人生真是难以预料,不久我也遭遇了不幸,我周边100公里,也随即响起了鞭炮声。

汤姆·汉克斯主演过一部叫做“救我”的电影,讲的是一位现代鲁滨孙的故事。一位老美,飞机失事后独自掉到荒岛上,待了4年。后来有幸重新回到文明社会的他对老朋友说,他以为他会老死在那个小岛上,跟一个破皮球相依为命。虽然挚爱他的妻子以为他死了'嫁给了别人,但这位被生存需要压榨出人类最乐观精神的哥们儿,依然扯起了生活的风帆。无须多么极端,只要把那些养成悲观习惯的人放在山里头两三天,让他们听听野兽叫,再淋两场雨,准保每个人回来都会对生活有新体会,会从一堆抱怨里头挑出很多句赞美来。

到美国之后,发现美国人在乐观主义上比咱强。举个例子,老美习惯了家里一台洗衣机,一台烘干机。我很喜欢看HGTV(家居频道),其中有一档专门讲美国人到外国城市买房的节目。有一期节目里讲,两个老美夫妻去西班牙巴塞罗那买房子,对当地人家里头只有洗衣机而无烘干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们问房屋中介:“难道你们就靠太阳来晒干衣服吗?”

看到这里,我并没有大笑,相反,我想到了,我们跟西班牙人一样,总是用太阳来晒衣服,晒得柔软蓬松。西班牙人还挺心安理得,而我们面对这场景,悲观主义的思维模式顿时会跑出来,开始抱怨自己没有一台美国式的烘干机,思前想后,觉得自己真是无能,没钱、穷、不够时尚、没品位、没创造力。然后延伸到种族问题:个子小、骨骼细、说话声音小。然后延伸到语言学习能力:英语发音不标准。一说到英语发音不标准,百分之百的中国人都会倍感自卑。很奇怪的是,在北京大咧咧生活的一些老外,汉语发音往往也不标准,但我们总会很有耐心地帮他们纠正。

总之,由一台破烘干机,拉出来一根很长的尾巴,迅速赠送给自个儿一堆具有否定意味的单词,以及终生不可自我饶恕的自卑感,伴随着一整天的长吁短叹,并把眉间肌拧成一组硬邦邦的天津十八街麻花。这才是我们不高兴的中国人,值得有反思精神的人另外写本书。

(摘自《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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