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宁

一

1967年7月初，武汉的两派武斗严重升级，全国上下为之震动。7月15日，中央文革小组连夜开会。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叶群等人都主张坚决采取行动，与会的周恩来则反对，提出要慎重行事，不可匆忙表态，否则无异火上加油。

这当儿，毛泽东于7月14日神秘地离开北京南下，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军委副秘书长兼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等人陪同。毛泽东的南方之行肯定与形势的最新发展有关，为了保密，许多中央要人都不知道。

进入5月以来，全国各地武斗升级，打得天昏地暗。中央的“六六”制止武斗通令全然不起作用，文革决策者只有加速把解放军推向第一线，这就促使了武汉事件的爆发。

武汉是湖北省会，当时拥有400万人口，是华中地区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又是水陆交通枢纽。已在1966年11月被罢官的前中南局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兼武汉军区政委，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就与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冀南共过事。王任重被造反派从北京揪回武汉后，斗得七死八活，省委书记张体学等人处境也很糟。幸好陈再道顶住巨大压力加以保护，出动军队兵车送他们住进军区医院或是藏入滨江饭店、璇宫饭店，犹如和造反派捉迷藏。

湖北省委和中南局被冲垮后，武汉军区出面主持工作实行军管，借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发布“二二八”声明，取缔了几十个造反组织，坚决支持“百万雄师”等另一方造反派。3月，陈再道又发出通告，将“钢工总”定性为坏组织，宣布立即解散，对首要分子进行逮捕。据当时统计，半个月内军队抓了一大批人，“红教工”、“钢九一三”等组织也被强令解散，转入地下。

“百万雄师”是庞大的造反组织，以各大中型工矿企业产业工人为主，拥有40万人，号称百万，基层组织一直延伸到居委会。他们又得到省市委机关、公安部门多数人的支持，系奉命造反，不主张打倒王任重、张体学等当权派。4月以后，中央文革小组改变政策，把镇压造反派的罪名加到各军区、人武部的头上，给军队带来沉重压力。武汉一些遭取缔的造反组织上街示威游行，要求军区出面平反，但陈再道不予理会。

历史上两湖人的强悍好斗天下闻名，文革中的武斗也闻名全国，两大派开战，往往各自组织起近万人的武斗队伍，配备钢盔、柳藤帽、大刀、长矛、铁棍、硝酸瓶、手雷等，互相大打出手。“四二九”硚口武汉棉织厂之武斗、“五四”华师一附中之武斗、“五一六”新华印刷厂争夺战等等，彼时战火四起，一发不可收拾。

6月4日，武汉军区发出公告支持“百万雄师”，向一些造反组织发出严正警告，不准他们借机翻案。同一天，“红武兵”队伍冲击武昌棉织厂，攻下广播站，千余“百万雄师”队伍还以颜色，乘坐卡车冲进市委大院，抓捕对方几十人。江城三镇日夜警报声不断，成千上万工人学生流血负伤。

形势严峻，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最后决定王力前去武汉。王力没奈何，只有硬着头皮应承下来，倒是谢富治胆气足，又急于再立新功、表忠心，自告奋勇陪王力去武汉，还推荐让空军政委余立金也一块去。江青等人一致同意，于是就这样决定下来。

二

1967年7月16日下午，一架空军飞机在武昌郊外一个军用机场徐徐降落。机舱门打开处，先走下4名年轻剽悍的武装卫兵，肥胖高壮的王力气派十足地走下舷梯，谢富治和余立金跟在后边，三人都穿着深绿色军服，手握须臾不离的小红书，后边是十余名卫兵、秘书和随机来江城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团”对外调查部人员。

王力等人看到机场上冷冷清清，没有军区负责人来迎接，很不快。天气闷热，阳光灼灼，个个汗淋淋的，这时一名空军军官急匆匆赶来，左手捧小红书于胸前，右手行个军礼：“报告各位首长，城里已很不安全。‘百万雄师的队伍继续进攻各造反派据点，已动用了枪炮、手榴弹和炸药包，发展成激战，各水陆交通要道已被封锁。军区大多数部队坚决支持百万雄师，就是空军也只有8199部队对中央保持忠诚，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立场。我就是该部队的副师长，特冒了危险赶来劝阻你们进城。”说完话，他喘息不止，军服已汗湿了。

谢富治忙上去与他握手，表扬了几句，这位副师长宣誓一般地举起拳头：“首长，我们部队的口号是誓死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向造反派学习致敬！”

王力听这类口号听得多了，并不感兴趣。他的胆子倒又大起来，挥挥手，示意副师长别再朗诵誓词：“怕什么！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上车，进城！我倒要看陈再道等人敢怎样对付我们。”

当日晚，他们住进警卫森严的武汉军区招待所，这是位于武昌珞珈山下的两幢漂亮洋楼，绿树掩映，环境幽雅。夜晚，他们听见江城内外枪炮声时起，喇叭声、呐喊声一阵又一阵，不由心惊。只见几十道探照灯的白光在夜空中交叉纵横，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叫喊：“坚决镇压牛鬼蛇神的大杂烩——钢工总！”“造反派和解放军心连心，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百十辆卡车上架着机枪，站满了穿蓝布工服戴钢盔的武装工人，一辆接一辆从招待所院墙外呼啸而过，似乎是在向王力等人示威。

翌日早晨，王力不顾谢富治和余立金的一再劝阻，在驻军保护下乘车赶到武汉水运学院。王力对三钢造反派代表表态说：“钢工总的案是要翻的，这是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意见，也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点过头的……”三钢造反派欣喜若狂，当天即用仅剩下的七八个广播台同时向武汉三镇广播：“中央文革坚决支持我们，‘百万雄师的末日就要到了！”“打倒百匪！打倒百匪的黑后台！”

这一来等于是给一堆干柴划燃了火苗。“百万雄师”忍无可忍，大小几百个广播台同时播送战斗进行曲和军乐，喊出“炮打谢富治、打倒王力！”“王力是反革命的两面派”等口号。这边广播才停下，“三钢”、“三新”广播台又高呼：“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热烈欢迎中央文革调查小组首长莅临武汉！”唱对台戏，对着干。

当晚7时许，王力、谢富治、余立金三人乘车进入军区司令部大院。全副武装的警卫营战士持枪肃立，枪刺寒光闪闪，人人面色严峻。大院内坐满军区师、团级以上军官，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韩东山、廖冠贤等将军和谢富治、余立金坐一排，气氛十分紧张。王力看军区中高级指挥员们还是“乖乖地”来开会了，放心多了，觉得原先的担心是多余的。

看人到得差不多了，王力宣布开会，领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有选择地读了几段后，王力道：“现在，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读四点指示。”他打开一个小笔记本，高声读道：“一、钢工总等造反组织的案要翻。‘二八声明三七开，主流是好的，不准借此打击左派组织；二、‘三钢、‘三联是革命造反组织，而‘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必须公开检查……”

几百名军官听后，都怔住了，面面相觑，一阵沉默。这不是存心跟武汉军区过不去吗？这不是有意挑动一部分造反派反解放军吗？中央文革小组怎么可以作如此轻率的表态？陈再道上将的脸色很难看，他咬牙低声对身边的钟汉华政委道：“好一个混蛋，要是在战争年代，老子非宰了你不可。你王力算什么东西，也配到我们军区指手划脚，乱放臭屁。”钟汉华拉住他小声道：“这小子太不知好歹，来武汉不先找军区党委开会商量，反先去找什么造反派，心目中哪有解放军！得给这黑秀才一点厉害尝尝！”

这时，8201部队的牛师长已站起，高举起手要求发言：“报告首长，请让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王力傲然地挥挥手：“我是在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作指示，不准别人打岔，更不准你们讨价还价。军区党委必须在两天内贴出平反公告，公开向中央、向全省五千万人民作检讨，向造反派认错。不这么办不行！你们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够远啦。二月镇反，三月捕人，六四通告，乱来一气，打击造反派，扶持老保，比成都军区、昆明军区还成问题。我们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来挽救你们的。”

“走！不开这个会！”牛师长气急了，一抬手掀翻桌椅，带头退出会场，副师长、政委等人也愤愤离席。王力气得大叫：“站住，你们还有点军纪没有？给我把名字留下来！”

谢富治毕竟老成得多，上前劝解道：“还得找同志们做做工作，光顶牛不行啊。我想，军区领导同志会转过思想弯子，执行中央文革的四点指示的。”

牛师长吼道：“办不到，老子就是不照办！你们不调查研究，乱表态，借一派压军队。老子就是不服气！告诉你们，这样闹下去，你们一个也逃不出武汉，老子也只有一条命！”

谢富治、余立金的脸色已变，但王力仍一副中央大员的气派，他估计将领们总不敢犯上。待回到招待所，他们发现珞珈山下、东湖之滨已被层层封锁，到处站着端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的陆军士兵。更令王力等人不安的是这儿集中了几千“百万雄师”人员，团团包围了东湖客舍和百花村。

20日凌晨，几十辆汽车驶到百花村客舍门口，“百万雄师”成员个个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把门卫兵们都同情他们这一派，只作些交涉便放行了。接着，满载8201部队指战员的二十几辆军用卡车、六辆宣传车、两辆吉普车以及武汉市公安局的四五辆红色消防车也跟着驶进大院，后面又驶来四五十辆满载“百万雄师”人员的汽车，团团围住招待所那幢白色洋楼。

王力已吓得魂不附体，活脱脱换了个人，哭丧着脸说：“怎么办？这是反革命行动，我们跑吧，总不能让这伙暴徒捉住吧。”

余立金穿上空军制服，狠狠地瞪了王力一眼：“往哪里跑哟，四周全是人，围得铁桶一般，向中央告急都没用了，大祸全是你惹出的。”

谢富治已想好脱身之计，硬顶蛮干只有送命。军人们和造反派冲进会客室，逼他们走出去，他手握小红宝书，笑眯眯地说道：“你们都知道我是谢富治，我是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委派来武汉协助王力同志工作的，希望你们头脑冷静，不要发生误会。我们都是湖北老乡么，我也是解放军军人嘛！”

“你他娘的是解放军中的败类！”一名军人冲上前推他一下，他差点被推倒，脸色惨变。军人哭喊道：“我们多少好战友平白无故惨死在你们的错误政策下，逼我们上第一线，让造反派打骂不还手，让坏人侮辱不准抗议，让歹徒们扯撕帽徽领章不准自卫。到头来，你们又充好人讨好另一派，压制这一派，把过错全部推给我们解放军。你们还有点人性么？”

众人愤怒地高呼口号，声震楼宇，楼下军人、“百万雄师”群众也跟着呼应。

王力的警卫人员看来者已逼近瘫坐于椅上的王力，便拔出手枪警告：“不准胡来，再动一动，我们立即开火！”

一名团级军官大步向前：“你们几个人敢开枪，我们就叫你们粉身碎骨，扔进大江喂鱼虾！”又指指王力：“快走，识相点，跟我们上军区礼堂辩论！”

众人又齐声怒吼，王力胆战心惊，威风扫地，赖着不肯去，要读小红书上的语录，慌忙间又不知读哪一条语录最合适、最具威慑性。

这时，陈再道司令员已由钟汉华政委等负责人陪同进入会客室，大家都静下来，眼睛望着这位虎将。陈再道两眼通红，满面怒容，挥挥手：“大家有意见可以向中央首长提，他们走不了的，谁也不准动武，谁违抗我的命令，我就干掉他！”而后又威严地指指警卫：“你们还不放下枪？嗯！”

王力的4名警卫只好放下手枪，上来几名战士收缴下枪支，把他们带走，另行安置。

陈再道爽朗地笑笑：“各位首长请放心，在我们的保护下，安全是不成问题的，不过谁敢再造谣惑众，别怪我手狠不留情面。”

谢富治连忙拉攀关系：“再道同志，有什么问题不好商量的，你我都是老朋友咯，记得1963年在庐山牯岭我俩下棋下半夜，哈哈……”

余立金也口气和软：“我嘛是协助富治、王力两位同志工作的，顺便来武汉视察空军战备……”

陈再道先离开，在牛师长示意下，军人一拥而上把王力架出门，拖上一辆小汽车，谢、余两人仍被监视住在房内，不准与外界联系。

说来也巧，毛泽东当时正好由杨成武、张春桥等人陪着，住在武汉东湖畔一宾馆。他们是秘密出巡，事先没和武汉军区领导人打招呼。

第二天，武汉军区大院临时召开对王力的辩论大会（实际上是斗争会）。王力被七手八脚地架出囚室，架上二楼一个阳台。台下黑压压站着几百名军人和造反派骨干，一名青年军官冲上前，一把抓住王力的衣襟，扯下他军帽上的五角星：“你这臭秀才也配当军人？你算什么玩艺儿呀，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坏蛋，挑动群众反对解放军，挑动造反派之间打血战，你亮亮相吧！”

台下一片鼓掌喝彩叫骂声：“打倒王力，王力不能代表党中央！”“王力从中央文革小组滚出去！”“毛主席万岁！光荣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王力眼朝台下一望，多半是穿绿军服的官兵，便壮着胆子说道：“指战员同志们，你们要冷静，不要被人利用，这种情况我在四川、湖南、江西也见过的。”

“是的哟，你在这几个省都干过坏事，乱表态，支一派杀一派，朝三暮四，一月几变，你这混蛋东西！”“绞死王力，油炸王大胖子！”一群造反工人和士兵拥上阳台，揪住王力拳脚交加。他鼻血直淌，眼角下青肿一块，头发又被揪去一撮，痛得杀猪般叫起来：“哎呀，不能打我呀，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

后经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出面再三劝阻，才救下王力，把他保护起来。

三

“七二○”武汉事件迅速传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顿时炸了锅，赶忙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代表中央军委参加，会才开10分钟，林彪也匆匆赶来。

江青脸色苍白，两眼含泪，激动地摊着手，说：“这可怎么是好？陈大麻子当真翻脸搞反革命政变了，向我们反扑了！他扣押住富治、王力、立金等三位同志事小，倘若他煽动军队扣住主席不放，那可不得了。我知道主席在武汉，这是绝密，各位不得外传，决不可以听任武汉军区一小撮人为所欲为……”

周恩来面色严峻，保持沉默，他听着别人的发言，冷静地思考对策。

“是呀，我早就预感到7月的中国处于反革命全面复辟的前夜，非常非常非常之危险！我早就向主席说过。”陈伯达手摇折扇，摇头叹息道：“我在前几天还接见蒯大富、王大宾、牛辉林、韩爱晶等小将，向他们指出：由于带枪的刘邓路线分子已公开行动，中国已处于大决战的历史关口，弄得不好，文化大革命有失败危险。青海出了个赵永夫，内蒙古出了个王良太，如今武汉又冒出个陈再道。他们仗持有许多不明真相的指战员和群众支持，公然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所以，我一再提出三个保卫：一保卫毛主席，二保卫林副主席，三保卫中央文革。没有这三保卫，我们就很不好办……”啰啰嗦嗦讲了几十分钟，就是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林彪在短短的发言中三四次引用毛泽东语录，提出立即派陆海空三军包围武汉三镇，做好镇压准备，同时对武汉军区发动政治攻势，争取广大指战员“反戈一击，幡然悔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表示支持，但又担心如出兵镇压，特别是出动空军镇反，会危及毛主席的人身安全。还是叶群有心计，建议请周总理去武汉给主席解围，而后再采取一切能采取的行动平定“武汉地区反革命暴乱”，众人均表同意。

1967年7月21日，周恩来的专机在距武汉百余公里的孝感某小型机场降落。他顾不上休息，匆匆换乘吉普车驰往武汉，一路上发现工厂关闭，田野荒芜，到处是瞭望台、工事、大喇叭、标语、红旗，学校的课桌椅都被拖出来做了工事，连乡村里的公社社员也用大刀、长矛、手榴弹、步枪武装起来，看来形势很严重。他身为总理，忧心如焚。周恩来来到武汉的消息已被严格保密，但还是不胫而走，饱经动乱流血的几百万武汉军民从他身上看到希望，受到鼓舞。

周恩来赶到武汉，先去见毛泽东，两人作了彻夜长谈。周恩来亲自安排车辆，护送毛泽东一行乘车去武汉空军二号机场，一路上车帘封严，遇陆军士兵和“百万雄师”人员盘问，都是周恩来亲自露面，故而通行无阻。陈再道、钟汉华闻知周恩来随一车队去了二号机场，并不知他是护送毛泽东安全离开，忙轻车简从赶到机场，欲向总理申诉，却受到担任机场警卫任务的空军8199部队官兵们的阻挡。

周恩来目送那架军用专机在8架歼击机护航下消失于天际，才放下心来。接着，他严厉地批评了陈再道和钟汉华。为争取王力、谢富治、余立金三人被放回北京，他回武汉城内与军区领导人、官兵代表、造反派代表展开了紧张严肃的谈判。

7月23日上午，周恩来陪同陈再道坐一架专机飞返北京。在他的周密安排下，陈再道住进一军队招待所，受到卫戍区警卫部队严格保护。当时，国内可说只有最高层的少数人知道毛泽东一行在武汉事件爆发时正巧出巡到武汉，在极左思潮泛滥的特定形势下，舆论对武汉军民极其不利。中央文革一伙政客以为这是“揪军内一小撮，粉碎军内刘邓路线”的最好机会。在前一天已动员50万军民冒雨大游行，高呼“打倒陈再道，坚决镇压武汉反革命暴乱！”“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中央文革！”等狂热的口号。全国各地也相继爆发示威游行，声讨陈再道，批判武汉军区。

23日下午，王力等人搭乘一架军用飞机回到北京。消息传到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欣喜若狂，忙坐小汽车去机场迎接。林彪为壮声色，又令三军造反派去飞机场列阵，还想调10个师的陆海空军部队在长安街上游行，因受到周恩来的反对而勉强作罢。

下午4时许，王力、谢富治、余立金等人步下飞机时，锣鼓喧天，掌声震耳。很多国人当时误听宣传，以为是武汉空军8199部队救他们上飞机脱险的，其实武汉军区的将领们根本无意加害王力等人，只是出于满腔义愤扣押了他们，周恩来到武汉做工作后，王力等人也就恢复了自由。

江青在机场上表现得很突出，她穿着一身军服，一手握住小红书，一手搀扶王力的手臂，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同志们，战友们，你们终于回来啦，这归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呀。王力同志，我得知你们被杀人成性的大刽子手陈再道关押后，急得两天不能吃东西，夜夜失眠。”

王力脸部青肿，步态蹒跚，不住挥动小红书，心中却很得意：他虽吃了点苦，却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英雄！

7月23日下午，中央军委在北京西山某军内招待所大楼召开扩大会议，由林彪主持会议。他谈起军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点名批评徐向前、肖华、傅钟、彭绍辉等许多高级将领，还指使邱会作、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等几十名将领围攻陈再道，诬称其是“反革命分子”、“解放军的叛徒”。陈再道虽被迫承认“犯下严重错误”，“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坚决不承认自己反毛主席、林副主席。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喧嚣声中，几名军人扑上来，把陈再道拖到毛主席巨幅画像下请罪。陈再道的军帽、领章都被扯下，60多岁的他被折腾得汗如雨下，几乎站立不住。

江青更为卑劣，悄悄地向首都新三军造反派和“天地”两派透露消息，使得几千狂热分子高呼口号，声言要“公审陈再道，为武汉二万死伤造反者报仇”，多次冲击会场。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副司令李钟奇等将军担心出事，出来做工作。周恩来也在会场，他很生气，明白这是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搞的“内外夹攻”的毒计，意在整死陈再道，再嫁罪于他本人，同时为血腥镇压武汉军民寻找借口。他面色冷峻，离开乱糟糟的会场，亲自出面劝告蒯大富、韩爱晶等人要他们保持冷静，相信中央会处理武汉事件。他们慑于总理的个人威望，稍稍后退。

第二天，林彪、江青背信弃义，借口要“保护造反派的革命热情”，把陈再道交给三军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判大会。会上，军人们给陈再道架胳膊坐“喷气式”飞机，又在他脖子上挂一块写有“大刽子手”字样的木牌，肆意凌辱，不明真相的狂热群众、军队指战员跟着呼喊口号。据当时在现场的两位军官回忆，陈再道满是皱纹的脸上汗泪交流，可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对主席台上的周恩来大声求救：“总理，请救救我！”周恩来脸色阴郁，极度气愤。是他苦口婆心做武汉军区的工作，劝陈再道和自己去北京参加军委会议的，如今陈再道竟遭到惨无人道的对待，他如何向武汉军民交待？不过此时，周恩来所能发挥的作用已极为有限，只能站起来劝说那些军人们对陈再道搞文斗，不搞武斗，同时发言痛责陈再道一番，不少话都是违心之言。

会后，陈再道和彭德怀等人被架上军用卡车游街，沿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周，烈日炎炎下成千上万人围观游街。与此同时，全国百余个城市分别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声讨陈再道和“百万雄师”。全国各地区的造反组织趁机搞武斗，想把对立一派打成“百万雄师”式的组织，各军区面临更大的压力。

1967年7月2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召开了百万军民参加的声讨大会，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猎猎飘扬。林彪示意秘书找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造反司令蒯大富，与之握手，着实夸了几句。蒯心花怒放，要求分发武器装备全国造反派工人、学生，以对付军队内的“刘邓势力”。林彪阴险地笑道：“这事关重大，要请示主席，他是最高统帅呀，我个人当然支持你的意见。北京光是大学有八九十所，还有二十所军事院校、千余家工厂，可以武装起三十个师，支援外省的斗争……当前，全国的主要矛盾是军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多数支持保守派，我们正逐步解决。武汉反革命暴乱事件的解决，切断了四川、湖南、河南、安徽四个省保守派的联系，是坏事演变成好事。许世友、韩先楚等人特别成问题，他们都听徐向前的话，老上级嘛，四方面军的嘛……”蒯大富心神领会，会后便召开首都造反派联合会议，鼓吹反“军内一小撮”，清华“井冈山”对外作战部、情报部的600余名师生连夜出发，携带宣传品渗入各大军区驻地和陆海空各大基地，甚至进入青岛北海舰队司令部和兰州核武器部队总部，到处煽风点火，号召广大官兵造反……

陈再道被扣留北京后，武汉军区群龙无首，内部发生混乱，武汉军区司令部倒戈一击，声明反陈再道、反军区，并调动十几个营的部队进驻当地各大院校，保护与“百万雄师”对立的另一派。从其它军区调来的野战部队控制了江城，8201部队及其它一些卷入反中央文革行动的部队被解除武装，分批押解白沙洋农场等地整编、集训和劳动改造，许多官兵思想不通，痛哭失声。此时军区党委已形同虚设，钟汉华、孔庆德、韩东山等领导人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等于遭到软禁。

林彪下令调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中将、副政委刘丰少将到武汉军区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接管军区大权。曾、刘原为四野林彪部属，上任后自然对林彪言听计从，对军区实行大改组大换班，还拟发公告称“原军区党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支持了保守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毛泽东在上海为公告新加按语称：“军区现在所采取的立场正确，公告可以发表。”接着，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国务院又联名发布致全国的公开信，指称“武汉军区司令部和公安、检察、司法机关中一些人犯下滔天大罪，公开对抗中央，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呼吁“百万雄师”等保守组织的广大群众不要再受蒙蔽，自己起来造反。

江青又派出中央摄影组去武汉拍摄纪录影片，以扩大影响，妄图把武汉事件当作“反军内一小撮”的样板。

四

惊天动地的武汉“七二○”事件产生的冲击波迅速向全国各地辐射。反军逆流已急剧演变为狂潮，最先受到波及的便是拥有苏、浙、皖、沪三省一市的南京军区，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受到空前的压力。连日来，三牌楼军区司令部大院被几万造反派团团包围，“揪许火线指挥部”连下通缉令，许世友位于山西路仁和街的住所两次被查抄。这位虎将被迫前往安徽大别山躲藏，但他的忍耐已快达到极限，几次放出狠话，不惜动武并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甚至私下为蒙冤受难的原红四方面军战友陈再道叫屈鸣不平，大骂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

当时南京街头反军批许的标语铺天盖地，不时有卡车押着被抓住的武汉“百万雄师”成员缓缓驶过。原来，铁道部大桥工程局设在武汉，有许多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工来自湖北，他们参加的南京“八二七革命造反串联会”支持许世友为首的南京军区，与支持陈再道和武汉军区的“百万雄师”声气相投，关系密切。“七二○”事件后“百万雄师”被整垮，很多骨干成员选择出逃，首选的避难之地为南京下关、浦口两建桥工区，结果在迫害狂潮中上百人被抓捕，南京保许一派也面临瓦解。

形势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8月5日以刘锦平（民航局政委）为首的中央军委调查组在南京军区司令部表态：“许世友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和陈再道不同。”接着张春桥又在上海作了相同表态，令南京成千上万“倒许派”瞠目结舌，简直无所适从！在北京，毛泽东的爱女李讷贴出大字报，称王力“八七讲话”是反毛主席反党反军的大毒草，点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名，称之为“反军逆流的始作俑者”，而炮制《红旗》杂志八一反军社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的林杰则被卫戍司令部逮捕拘押，他们蓬勃一时的政治生命就此宣告结束。其实明眼人都可看出，林彪、叶群夫妇及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为所欲为的极左野心家更应被追究责任，但他们盘踞高位，继续为祸天下。近年我国报刊上提及，1967年夏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事件的爆发，客观上促使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决策者改变（或者是调整）了政治策略，从而避免了大内战乃至全国大乱等不堪设想的灾难性后果，而武汉军民的勇敢抗争无疑起到了历史性的巨大作用，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