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越

吴为山各位专家、各位朋友下午好，很高兴大家来参加会议!雕塑界群体近几年在雕塑创作和推动雕塑理论发展，特别是在公共艺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雕塑》杂志，及其主办的中国雕塑论坛对雕塑发展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而且在杂志上也进行了推动。今天的嘉宾有城市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有艺术教育方面的专家，还有人文学者、美学家，特别是有一些专家对雕塑文化，公共艺术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带来了许多变化，包括艺术形态、文化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个人的思维方式的改变，等等；另外改革开放30年中，西方文化从经济，从意识形态到城市的再造等等方面的介入，这也是一个热门话题。

下面是自由发言，请每一位专家的发言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

王中中国在近30年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给世界文化发展带来哪些新的主张?现代艺术从欧洲转移到美国，随着美国二战以后崛起，它给社会提出新的主张，所以美国艺术在艺术史上能够留下一笔。中国的现代艺术轰轰烈烈，但少有真正的艺术。可能个别人有主张，但要真正整个形成一种势头，代表一种声音，我觉得做的不够。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来新的转变，它在城市文化再造上需要一种新的东西。简单地来看有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新信息化时代给人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我们是否做好了这种准备、我们是否能应对这种转变?

第二，伴随着可持续发展，我们是否真正关注生态?

第三，城市居民或者整个大众对生活质量更高的追求，这带来了对文化的需求。

我想就这几点来说，可能西方没有面临我们这么多重要的问题。

现在很多城市在建设公共艺术。我一直希望能推进公共艺术法案的建设，但不是说公共艺术法案建立了，我们就有基金。现在城市投入不止百分之一，关键是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机制，只有这种良性的运作机制才能保证城市健康发展。

吴为山刚才王中先生谈到公共艺术百分比建设问题，并不是说有了百分比建立了就有钱了，而在于对公共艺术的重视，在国家整体文化建设中它占的比重，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这个提案已经转到建设部，建设部在仔细调研。所以我想最好有一套班子来组织，并不是只是口头说说，充分论证以后，再和建设部等机构来谈论。

邓乐今天的主题是城市再造，我想从两方面来说：

第一，城市再造是再造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现在的城市是在原来的老城市拆掉以后重新建造的一个新城市，这个新城市到底要建造成什么样?中国这20年来的建筑，在不同的城市中显出的是高度的统一，没有个性。雕塑是城市里面的一个部分，如果只定义在雕塑方面，有局限性。第二，城市需要什么样的视觉艺术。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公共艺术不仅仅指雕塑，我们应该扩宽。

城市的视觉形象、视觉空间应该艺术化。未来的城市是可以想象的城市。雕塑给城市品质带来的应该是有创造性、艺术性的作品。不是你把某件作品放到公共空间，他就是公共艺术，他应该体现一定历史阶段中理想的艺术主张。从城市视觉空间来看，艺术要体现人文思想，城市是为人而建造的，人的思想决定城市未来的发展形态。我们的理想、思想直接关系到城市的视觉形象，人的思想提高了，城市的形象才能提高。艺术家是富有创造性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拿出高水平的艺术为人类创造文化遗产，艺术家是失职的。

张松正我们很多城市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些人为了突出所谓的当代气氛，把城市中原有的富有历史文化的建筑改造了，这是将艺术庸俗化。有些城市在进行公共艺术建设时给城市贴上文化的、艺术的标签，然而这只是外在的标签，所以我呼吁我们要真正地把自己的艺术融入到城市，而不是贴在城市外。

乔迁我们谈城市再造，谈要再造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对这个远景目标要有比较清晰的看法，这样才能谈得上采取何种措施。

这二、三十年中国城市发展和西方的城市发展越来越接近，到了今天，我们的经济实力提高，文化自信也提升了，我们要反思这20年城市发展的路子是否对?我个人觉得，无论是城市外观，还是城市的内涵，其始终缺乏精神性。中国一直有“山水意蕴性”的生活环境观，现在的城市把这种意蕴打破了。中国的城市，它将来的发展不同于西方城市发展，我们要更多地显现适合中国人精神归宿的环境。中国的元素，中国的精神要体现更多一些，这要相应地体现在公共艺术规划上，这种规划应该有异于西方。

拉德方斯是巴黎的一个新区，它的整体艺术环境具有典型意义，中国很多城市在借鉴，但实际上这只能说中国又移植了一个拉德方斯，他与我们审美情趣不太相契合。所以我觉得中国公共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应该和中国整个传统文化、审美习惯一脉相承，这样才能慢慢建立起一个新的中国城市形象。

宋伟光星期天，我去了长安街，看到西长安街正在拆，其间有一处王府，有一个汉白玉上雕缠枝莲纹饰的拱门，处在一处破墙的挤压当中，就文物保护角度来讲，我感觉很心疼。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搞了很多仿古建造。因为我学美术考古出身，我看到很多斗拱的处理不好，斗拱必须跟整体的布局和谐。另外，北京仿造的四合院，其墙面贴的是一张青砖纹的皮子，经太阳一晒，风一吹，就露出了底子。

我考察过很多城市，当下的西式建筑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设计师不懂西式建筑，特别是门、窗比例严重失调。还有门与窗的收口装饰线，它们的叠级样式有一定法则，要了解它的文化才知道它的形式法则，不是依葫芦画瓢。我的家乡是青岛，青岛有很多新别墅，盖的不伦不类，有些为了少算面积，把楼梯开到院子里，摆在外面的不锈钢扶手又特别难看。我不是公共艺术专家，但我很注意这些城市的细节，城市建设不仅仅体现在整体，也在于细节。

吴为山城市改造过程当中，我们把一些古老的文化载体拆掉了，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要建一个新城，一方面要拆古建筑，这就导致了很多新的仿古建筑粗制滥造，在墙面贴了一层皮，像舞台上的布景一样。

华新民我在北京出生，对北京非常了解，我想在座的50岁以上的应该都见过历史中的城市。我们现在的城市是被破坏后重建的，或者是战争中被轰炸后重建的形象。我刚刚出了一本书《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我想说，不要再去造新的城市，问题是全中国的历史城市还剩下多少?本来北京老城不大，现在拆剩下的还不到20平方公里。我认为再造城市空间，要避开历史城市，到外围去再造。我父亲原来在北京建筑设计院，我发现很多搞建筑的人，并没有真正调查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建筑跟人是分不开的，很多故事和房子在一起，我们可以再造新的城市，但是旧城、历史城区必须要保存。比如修复还原某个院子，应该像对文物似的修复。

北京西长安街拆了一片胡同，为了修地铁还要拆四合院。平安大道两侧，要拆一片老院子，然后修地铁站，再盖新的四合院，地铁公司拿地上去补贴地下。我们不能拿历史城市变成钞票啊!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城市要把已有的东西保护好，不要糟蹋老城本身了。现在对于保护我觉得是第一的。我们要看现状，我们首先应该珍惜城市本身的文化，如果大家都来保护它、爱护它、心疼它，我们才可以去说别的事情。

翁剑青从艺术批评的角度来谈，我认为中国的艺术是一种文化观念，它并不是一个实体化的艺术形式或者一种风格。公共艺术也不是一种样式，不是一种固定材料的制作方式。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应该担当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责任?首先，它是一种文化的观念；第二，我把它理解成一种艺术社会与自然的哲学，艺术在当代所面临的新问题不再是一种权利，或是一种意识形态，美学价值，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这个层面。它是社会发展，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种哲学的思考，它已经不完全是雕塑的问题；第三，公共艺术发展，形态发展是一个动态的。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当下这几十年来，公共艺术是开放的，它有建构性，新的问题来了它要应对，所以公共艺术不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它是在发展中，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建构。

第二个方面我谈谈城市问题。我们的城市建设、艺术创作有一种理想，让社会更和谐，更美好。但实际上艺术在社会中的体现是有限的，它不能仅仅通过艺术手段的介入来解决很庞杂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但艺术还是能做些事情。我们在艺术区，城市社区中的人，其作为城市居民或者社区主人的意识比较淡漠，人际关系比较疏离。社区与社区之间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等级的差异，使得社区与社区之间的差异性和隔膜性很大，有的是高档社区，有的是廉价房，人与人的关系令人堪忧。

我今天从上海回来，上海的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学院，邀请了法国的几位科学院院士和法国景观与公共艺术委员会的委员来上海，做了两天演讲，有些问题对我很有启发。他们主要关注艺术和生态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这点超越了以往我们仅仅通过雕塑、壁画等艺术来谈公共空间的建造。

这几位法国专家认为艺术在当下一定要超越人文这个层面，艺术不仅仅是为了其美学意义。艺术介入公共空间的时候要考虑到一个城市的经济运行、自然资源、地方的风俗、市民的素养、地域文化的脉络、以及不同社区的人，因为不同的社会区域有不同的亚文化，它不能把有些社区的东西搬到另外一个社区去。

有位德国学者写了一本书叫《艺术介入空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实验性技术怎么介入空间。现在的大众实际上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主张，不要把大众看成没有主张、修养，是一个平均化的人群，所以也不要认为好像公共艺术就不要有个性，就必须中性一些，温和一些。现在任何国家不能回避的就是生态问题。比如说法国和德国的一些老工业区，由于产业转型，城区重新定性以后，有些地方可能已经被深度污染过了，他想要保存这个工厂的遗存，那么他就用生态的手段来介入。科学家、景观艺术家都用自己的方法介入，这种介入不再是一种传统的美学介入。这在中国总体来讲还很弱，因为大部分雕塑家由于他的职业和知识结构定性，一般用实体雕塑，甚至是比较主题性的雕塑来建造，当然我并不是说雕塑以后就不要。我觉得中国雕塑家要想成为一个公共艺术家和社会公共的知识分子确实有一段路要走，他要在知识结构上补课，他对自然、科学、人文，这几个方面都要不断思考、学习，对自我要求进行再造，这样他才可能反过来再造一个城市，不能简单地把自己专业里面的东西直接搬进去。

秦挭我在美院教公共艺术教育学，这几年中，我不断思考一些问题，首先是我们怎样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有一定公共基础知识的艺术家。一个人的素质教育，这个素质教育不是仅受到家庭、父母、学校的影响，还有整个成长环境的影响。我觉得一个城市人，对其影响最深的是生活中的感受和体验。

刚才翁先生讲过要补充知识。一个雕塑家或艺术家，不是光具备这点专业知识，而且要有一个整体的视觉角度，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我们谈到环境，人成长的环境决定一个人的素质，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随时随地在影响你。

回忆我的成长经历，它给我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才转换为我今天的一种学识，或者一种造就。如果说培养学生，就要把这种东西传输给他们，这是我们的责任。公共艺术在今天牵扯到权利、体制等方方面面。我们要先完善自己，再教学生。艺术介入空间，我们不是光教学生一些技术性的手法，而是要教他们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刚才说的对生态的关注，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关注。有一个事例很好，让研究生调查北京的公园，调查数据一出来，发现现在的公园不是年轻人而是老年人的。过去我们谈恋爱都上公园里转；年轻人已经改变了行为方式，这个公园的功能再往下发展是什么?我们需要进行类似这种探讨和设计。

王来阳公共艺术必然和城市联系，我们作了很多项目，从总体规划到详细规划，大概有十几项，每次都和建设者，或者和政府机构来讨论城市再造的问题，我们要费很多的口舌跟他们争辩，对于城市建设者来讲，需要我们花很大的力气去推动。

在文化层面上谈公共艺术，它属于视觉行为的一部分，所以当城市改造的时候，就面临西方和中国本土观念的冲突，也包括古代和现代的生活方式的冲突。公共艺术为这些公共关系的协调提供一个很好的途径，因为城市和空间联系在一起，在空间里面解决再分配问题就产生权利，而权利最终的体现就是民主化的再分配，在没有限制的公共艺术里面可以找到这样一种出路，我觉得这是城市化进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必然策略。所以跟每一个小地方政府讨论的时候，政府建设部门，还有城市办公室，他们会乐意接受公共建设的概念。可对于我们来讲，担忧文化的独立性，所以现在我们从意识形态概念上慢慢寻找公共艺术存在的必然性，其实正是在体制下才能推动公共艺术的有序进行。

张夫也这次的活动是以雕塑为主，今天的主题是城市再造学术座谈会，这是一个大课题。但是，雕塑家和公共艺术方面的专家、学者确实有责任聚集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城市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应该纳入到国家的文化战略里去考虑。一个国家的文化等各方面都浓缩在城市里，城市的魅力在于它的文化魅力。城市本身的建设最根本也是一个文化建设，如果这个城市没有文化，它就不能叫做城市。

其次，城市文化品质的高低，取决于人的品质高低。“城市再造”在我看来，更重要的还是人的灵魂再造。比如说我们把雕塑做好，拿到公共艺术空间里去，它到底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我们无法解决；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积极的态度，要用我们的力量，不论这个力量微薄或者强大，要积极地融入。

另外我们缺少批评。在一些规划里，是一些长官、领导实现了他们的意图，艺术家是一个很悲壮的角色。这显得艺术家、设计师的力量非常微弱，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长官意志导致了我们的设计、规划很业余。我觉得在这些方面需要一些批评的声音，要不然从根本上很难改造。

我说的人的灵魂再造，包括消费者、普通市民、也包括领导

者，还包括艺术家、设计师都在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理想的城市。人和艺术空间，人和人之间和谐，才是理想的城市。

周榕我着重谈一下城市公共性。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城市再造”，实际上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再造城市?

过去30年以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给我们遗留下的城市是有缺陷的。在所有的缺失里比较严重的一项就是城市公共性的缺失，具体体现在城市公共空间里。城市公共空间的缺失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公共空间的缺失?

首先，中国的城市没有公共空间的传统。有的可能是自发形成的一些商业街道，中国古代的城市没有广场。所以说我们谈公共空间，首先它没有历史渊源；其次，是一个乌托邦城市的断裂。在30年城市建设过程中，由于资金缺乏等因素，我们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比较弱。

为什么说乌托邦城市，主要是在市场化之后，在1998年以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兴起。忽然出现房地产开发模式，这个模式基本上靠土地财政来解决城市发展的资金问题。实际上就是要不断地卖地。在卖地的时候，它能拿出多少财政收入，能够对GDP的增长有多大贡献，这是城市政府惟一考虑的问题。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我们的公共空间就被极度压缩了，因为公共空间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导致这么多年来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城市私人空间极度膨胀，比以前至少膨胀了10倍左右。1978年中国人均的居住面积应该是4m²左右，现在30m²多。公共空间却没有等比例放大10倍。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到现在为止真正意义上的广场屈指可数，新增的公园面积也没有这么多，在指标上体现大量的绿化面积，那其实根本不能形成公共空间。所以中国过去十几年最大的问题就是公共空间没有跟私人空间等比例放大，甚至被极度压缩，这导致城市的公共性极度萎缩。通过再造城市的公共系统来再造城市，是我们城市公共艺术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那么城市公共系统怎么定义?公共系统这个概念没有梳理出来。我提出五点粗浅的关于城市公共性的思考。

第一，城市的市民对城市的归宿感。城市公共空间萎缩导致什么问题?就是大量的城市人群，主要是城市下层阶级，以及城市的流动人口，对城市没有归宿感，他们被排斥在这个城市之外。而城市中上层阶级，有自己的私人住房，有自己的生活小区。城市的中上层私人空间的扩大使公共空间萎缩，直接影响到城市下层人的生活品质。这又导致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

第二，城市公共空间人性化缺失。城市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不同在于，公共空间的城市能量级别比较高，它的城市魅力、活力和吸引力在公共里面要体现。实际上我们的公共空间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具有这个能力，公共空间只是板起面孔，广场里一个板凳也没有，没有人在里面玩耍，也没有人在里面嬉戏。前两天我看一个报道，某个城市树立了伟人像，一个女孩骑到毛泽东雕像的脖子上拍照，导致舆论哗然。这反映什么问题呢?反映我们的雕塑，或者公共艺术没有让人能够参与的途径，所以我们的艺术并不是板起面孔让别人看，应该让别人参与到这个空间里。

第三，公共艺术的趋势的问题。我们往往一提公共就把它抬到一个集体的高度，这和我们的教育有关。尤其做公共艺术的艺术家形成了很强的“站队”意识，他一定要站到正确的队伍里，这还不算，还要当队伍的领袖。所以每个人站了队以后，这个队的特征更鲜明、更有号召力。公共艺术应该让人们使用，或者让人们接近、观赏，在这个空间里的人能够感受到生活里面的趣味，觉得生活在城市里面很有意思，不是说教，不是政治宣传。我觉得公共艺术对于人们感受生活趣味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第四，我们的教育问题。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处在一个失忆的状态，我们的记忆是被抹去的，我说的是集体记忆，不是说个人记忆。公共艺术有责任，要让中华民族的记忆恢复，让我们和祖先几千年被切断的血脉重新接续起来。也就是说，公共艺术要找到民族文化、历史的根系，我们要重新扎根在时间中，而不是在时代中随波逐流。有太多思想从国外输送过来，我们在这个饲料的催肥下脑子已经萎缩了，但是身躯很庞大，让你吐出来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通过新陈代谢跟肌体融合了。重新有这个意识，曾经记得自己从哪里来的，对于民族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公共是一个集体文化性的关怀。2009年又是一个机会，因为在经济速度放慢的情况下，更多人空闲了，他能够想一下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公共性的思考要不断深入。再造实际不是城市问题，是人的问题，再造是一种民族的精神再造，是整个集体人格的再造，也是我们集体价值观的再造。

于化云现在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发展到了一个转型阶段。从1982年提出城市雕塑概念，国外叫环境艺术，后来又叫公共艺术。其实想起来当时对公共艺术认识是很朦胧的，所以我们做简报、刊物和网站时使用的是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这个词汇。今天，中国美院有公共艺术学院，台州已经开始推动公共艺术百分比政策，一个从学术方面研究，一个从实践方面进行探讨。我们的艺术家应该扩大自己的视野。2005年我在美国纽约参加一个讨论关于公共艺术城市的会议，其他国家都介绍了自己的公共艺术，北京介绍的比较狭义，基本都是城市雕塑。纽约这些城市介绍公共艺术时，它是广义的，社区里搞的公益性的活动也是一项公共艺术。广义的公共艺术是一种和谐概念。艺术家不仅仅关注城市雕塑，还应该关注城市艺术，关注环境，这是个综合的艺术。现在我们面临着经济危机，艺术家需要思考，需要积淀，需要在经济复兴、文化振兴的时候把我们新的理念推出来，中国未来的发展动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文化艺术。

马浚诚我们这次活动如果能形成文字，能否对政府有点建设性的提议?我看了一部叫《城市远见》的电视剧，讲日本一个小城市，居住的市民自发成立一个规划委员会。他自觉地去讨论一些关于不同城市差异的问题，这个我们可以借鉴。我们最大问题是没有和谐的视觉秩序，我们怎么去排序?大城市更重要的是性格多元，满足这个时代每个人对这个城市不同的需求。艺术应该占什么样的比重才合理?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别人已经成熟的，已有的经验，自觉组成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考虑受众的评判，公共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解决受众对它的评判和认可，要把这个体制建立起来。

吴为山正常应该由政府组织专家来提意见，我们今天是大家聚集在一起谈问题。文化的动力是要能感触行政的动力。今天的会议所谈的问题，可以拿到相关的行政领导部门去汇报。

肖溪我刚从日本作访问学者回来，所以对马秘书长讲的话深有感触。我在福冈九州地区做访问学者，对福冈市和九州城市治理和人居环境营造做了大概一个多月的考察和研究，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寻求城市的特色之美、历史之美、生态之美和人性之美是我们现阶段我国的城市景观环境建设不能忽略的重要课题。和中国相比，日本在景观规划有较为完整的发展历程。(详见肖溪

发表于本期的文章)

张轩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百分比公共文化计划，我们在管理中碰到了，比如管理范畴、资金的界定、工程运作标准、专家评定的标准，还有整个款项一些资金的定额等问题，希望各位专家能解答。

我介绍一下这几年的工作情况，台州是一个新城，由三个区组成新的城市。在10年的建设中，它急需公共艺术来填充这个城市。所以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百分之一公共文化计划，主要从开发商在进行建筑建设的时候，提取出工程的1％进行公共艺术的投资，除了园林中树木和道路铺装以外，我们对雕塑、标识系统、导向系统、广告牌进行统一的设计和规划，这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内容。

我们在2007年做了一个城市雕塑少儿绘画比赛，通过孩子的手描绘城市雕塑和周边环境，来增加市民对城市雕塑的认识。我们在今年4月份跟报社在做一个活动，集思广益，让他们广泛发言，再对他们的评价进行研究，这样民众的参与度高了，这也使我们对很多雕塑的位置、材质进行重新考虑。

现在工作的难点是，我们靠规划验收和绿地审查来筹备资金，再在局里进行项目投标，2006年以前我们做百分之一的时候，组织了雕塑的征集，专家也来评审，最后业主不认了。当时国家没有这种百分之一条例法律法规，只是台州单方面出了政策，我们在资金上没有办法前进。我比较了解艺术市场，我也能深深体会艺术家创作有价值，但是在我们的建设系统不会考虑创作价值，它可能单纯从建筑、建材和园林工程上来考虑。凭我个人力量办不到的，我们怎么去协调这个问题?

陈神聪一个好的城市公共艺术，首先要有好的设计，要看它能不能被老百姓，还有专家，包括方方面面的社会人士接受。其次，施工非常关键，因为好多城市雕塑有许多粗制滥造的不锈钢雕塑。我这次到天津，他们做了一个景观雕塑，做的不理想。本来是为了提高城市形象，打造城市亮点、名片，最后做了一个垃圾雕塑，而且浪费城市的资源。就算设计很好，但是施工达不到要求，这也不是成功的作品。现在施工企业不太规范，有的城市找艺术家来跟企业合作，这还好，有的城市自己去找建筑单位，这样很糟糕。

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施工的过程，以前是艺术家包下来，施工都不留名。现在施工应该有责任，艺术家要留名，如果做得不好，那他就砸了自己牌子，责任非常重要。

郅敏我简单地谈几句。公共艺术和城市雕塑是非常综合的。2006-2007年我有幸在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学习过，又在布朗大学做过相关的研究，他们有一个项目就是为布朗打造一个校园景观，这个雕塑最后实际上是园林工程师和建筑师一起做的。当然雕塑家很了不起，但是雕塑家只是巨大工程中的一部分。布朗大学历史很久，他们以做抽象的雕塑见长，放到草坪上，效果非常好，跟建筑交相辉映。这引发了我的思考，就是一个“融”字。

王中前些年我认为公共艺术是一个文化现象，潘公凯院长还谈到，是否成立公共艺术学院，我是坚决反对的。我从来就不认为公共艺术是一个专业，它是一个当代文化现象，一个文化现象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专业呢?但是现在又把我原来的观点否定了。因为我这几年做建设部的课题，经过研究发现世界各个国家、城市，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公共艺术的阐述不同，即使是现在，不同城市对他的阐述也不同，关键就是它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现在国外学校取消了这个专业，中国也取消吗?不可能，因为我们对公共艺术有这种需求。欧洲和美国没有一个大学有公共艺术专业，只有德国，还有几个国家把它称为艺术与开放的空间。但是我不认为中国就不能做，因为我们有需求，这个历史时期有需求就应该去做。

中央美术学院做过尝试，如奥运地铁支线、机场支线设计招标，当时北京找了七家单位招标，说七家单位都做策划，一家分一个。中央美术学院在这方面做不过建筑设计院、规划设计院，但是我们拿出了一个观点，所谓的公共艺术是什么?有人说是建筑。我们不是，我们就是要艺术营造空间，我们要把柱子和吊顶，甚至地铺和座椅整体当成一个大的艺术体系来做。第一次去汇报的时候，我们连具体的设计图片都没有，就是一点概念，没想到七个地铁站全部交给中央美院设计了。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的政府部门有这个意识。艺术从装点空间到艺术营造空间。艺术激活空间，它要把空间背后的文化性再释放出来。

王梦佳希望艺术家把工艺百分比的事情操作下去，结果发现艺术圈的力量很小，只能通过行政力量把百分比纳入到规划里。上个月我们去找了一些规划师，结果发现规划对公共艺术不是很了解，而且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热情也不是很高。

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们探讨过城市再造的理念。雕塑应该有很多种形式，包括像王老师说的行为、景观，还有许多细节综合起来，由于组织时间有限，我们所获得资料有限，所以现在这个展区不能完全代表杂志社对城市再造的理解。所以我们把艺术院校、政府部门、媒体、企业、雕塑家、建筑师等方面的专家请来。我们试着让公共艺术渗透面更广一些。

翁剑青国外经验有两个方面，他们的学和政是分离的。中国是希望你今天研究的事情明天就带来效益。在国外，这个研究只要有价值他就支持你。但是我们现在谈的问题，固然不能左右政府决策，或者我们直接参与决策。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我们谈的没有意义，我们怎样通过务虚推动务实，通过务实又能够反过来推动务虚，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外什么时候学、政才紧密结合呢?政府要看你的研究成果后，才进行决策，他需要科学文本的依据；但中国恰恰相反，在研究的时候，他在干预。

彭越各位专家好。作为“雕塑在线”网的编辑我从以上的谈话中体会到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今天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城市再造”，讨论心中理想的城市，为未来的城市再造献计献策，这是知识分子一贯有之的责任感。公共艺术作为城市中的一个文化因素，它在现代城市中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但现在一个问题是，城市的观念还只存在于做文化、艺术、规划者或者城市管理者中，而对于普通的群众来说，城市的观念究竟能有多大的覆盖面?我想对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比较薄弱的。城市再造不仅仅是领导层和文艺工作者需要来建构的，它更需要广大的居住在其中的普通群众来建构。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区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异同，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差异我们谈的很少，尤其是小城市的城市再造问题我们谈得更少。我认为在谈城市再造时都应该对这些问题做详细的考察和研究。

陈星刚刚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很有感触。公共艺术其实是个涉猎很广泛的领域，但它的内涵和外延一直不是很清晰，甚至常常因为一些质量低劣的城雕受累，国内有相当一批艺术家，本身对公共艺术存在误解和排斥。在征集《中国雕塑年鉴2009~稿件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艺术家尽管也创作了一些公共艺术作品，但却不愿意出版、展览。这是为什么，很值得我们深思。希望通过不断的学术探讨，艺术家们能对公共艺术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负责的创作态度，在2年后编辑的《中国雕塑年鉴》上体

现最新的成果。

吴为山你讲了一些雕塑家的心理。一些公共艺术作品是在各种各样的利益下，在自己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它们没有个性，艺术家也不愿意回头看他自己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公共艺术不要排斥艺术家的个性。我们也不要小看老百姓，不要小看领导。艺术家既不能太自立，也不能太迁就于政府。我们要对人进行再造，这是灵魂的再造。

这次会议非常成功，来了方方面面的专家，我觉得要充分利用网络的力量，把文化的思想推广出来。城市再造百分比是一方面，城市管理、设计问题、理论问题，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再探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