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分别来自北京、内蒙古、山西、河北、安徽、黑龙江、吉林等地的十余名终末期肾衰患者，在北京市通州区白庙村租了一个四合院，用二手透析机给自己做血液透析。最近，通州区卫生局取缔了自助透析室并把机器拉走。作为善后，北京户籍的患者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免费治疗，外地户籍的患者生命成了未知数。

另一则消息是，一位农民工在黑诊所输液后不治身亡，引发北京全市打击、取缔黑诊所、黑药店的“围剿旋风”。但4月13日《新京报》的调查显示，在接受抽样调查的100名工人中，85％的建筑农民工表示看病首选工地周边的私人小诊所，10人选择社区医院，5人选择附近药房，选择医院的为零。民工大多数知道“小诊所几乎都无执照，也就是政府说的黑诊所”，依然选择的原因就是省钱。民工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够大医院输一次液，而小诊所没有诊费，开药能散着买，输液打针也便宜。如今，小诊所风雨飘摇，民工们却在和主管机构“躲猫猫”：工人们晚上收工后去溜达，都会打听一下哪有小诊所，回去告诉老乡。

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不论是取缔黑诊所还是取缔自助透析室，都使一个潜在的、可能的医疗风险瞬间转化为现实迫在的患者危险。而后者是一种更大的危险。如果在取缔黑诊所或者自助医疗之前，全民医保没有给相关人员提供个人负担低于或至少不高于黑诊所和自助医疗的服务，那么就意味着相当一部分民众将被彻底排除在医疗服务之外。这是一种比黑诊所和自助医疗本身更为可怕的后果。而造成这种后果的，恰是主管部门希望弱势群体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善良愿望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苛政猛于虎”!

黑诊所和自助医疗的存在，根源在于正规医疗机构要价太高。目前，全国城市的血液透析价格在每次400～500元左右，再加上每次100～200元的其他费用，次均费用在500～700元之间。每月十次便是5000～7000元。而自助透析每次成本约100元，每个月的费用是1000多元。如果加上药费，2000元足够，比去医院便宜了70％～80％。黑诊所的情形大同小异。在这种情形下，主管部门一味以“取缔”为能事，客观上有维护垄断利益之嫌。

而卫生部门取缔自助透析，比取缔黑诊所的法律依据更加不足，其理由是透析小组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范的是经营性医疗行为，而自助医疗并不属于这个范围。亦如自助透析者所言：“如果卫生局说我们的条件不合格，他们可以提出指导意见，我们改进；他们说我们人员不专业，我们可以花钱请专业人员，只要他们允许专业人员过来……我们不给国家增加一分钱负担。”

事实上，自助医疗和黑诊所固然有风险，正规医院的诊疗风险同样存在。如果说前者因有诊疗风险就取缔了之，那么为什么对正规医院就以另一种政策和法律相待?仅仅是因为实力、规模不同?那就难免给人以政府主管部门恃强凌弱的感觉。而在现实中，对前者的“赶尽杀绝”，恰恰是后者维持着垄断利润的前提；而后者高额垄断利润的存在，又是前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社会土壤!

如果真正从人权、人本的角度出发，对黑诊所和自助医疗采取帮助、规范、指导的政策，鼓励更多的医生自开优质廉价诊所，方为正道。既能有效降低医疗价格，又能有效提高小诊所和自助医疗的水平。不要把小诊所和自助医疗视为洪水猛兽，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助医疗史，家在农村的孩子，多少人生病还是父母亲弄一把家中平时采集的中草药来熬?城市居民，平时有点小病小痛到药店自购药物，也是自助医疗。在美国，自助医疗也并不鲜见。1978年10月，美国FDA批准了百特开发的2升全封闭系统腹膜透析液，自此，患者就实现随时在自己家中舒适地进行自助透析治疗了。30年来，世界各地数十万患者接受7腹透治疗，大幅度节约了医疗资源并减轻了患者经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