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早川

和很多成功人士一样，宗春山很忙，即使提前预约好，本次采访也是在他从一次心理咨询到另一个心理讲座之间的路上完成的。5月中旬，离高考不到一个月了，各学校都忙着请宗春山为高三学生和学生家长作考前心理减压，宗春山笑着摇头说：“太晚啦，早一点儿都不着急！这会儿我要是说吃枣管用，他们就能真去买枣给孩子吃。”

宗春山的头衔很多，往往使讲座的主持人不知从哪一个开始介绍。他被评为2008年北京十大志愿者之一，他的官方称谓是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据宗春山的“粉丝”说，北京海淀区的校领导们已经把他奉为“大师”，就认“宗春山”这个品牌，换谁都不行，所以“宗老师老是忙得分身乏术”。宗春山确实有自己的“粉丝团”，只要有空，每次他的讲座都来旁听，还帮着照相、播放PPT。其实,这些人都是他辅导过的学生家长，随时都准备跟着他提升自己。法律、心理学、教育学，这三个热门专业紧密联系的部分就是宗春山的职业，他的同行很多，但很少有人像他这样能把施教者和受教者都吸引到身边围着他团团转，宗春山就有这样的能力和魅力。

在自己的“帕萨特”里接受采访，虽然是一边开车找路一边回答问题，但并不防碍宗春山的思路。“哪儿呀，好多孩子一见面就烦我这个人，根本不想建立进一步的联系。特别是那些处在叛逆期的男孩子，所以咨询中断，不再来了。”一直笑呵呵的宗春山眼睛里闪过一丝沉重，“对我们做心理咨询工作的人来说，咨询中断就是心理咨询的失败。”他不讳言自己的失败，“我做过咨询的这样的孩子太多了。”

车停在北京市西城区一所中学门口，宗春山谢绝了校领导请到会客室的寒暄，嘱咐已经提早到来的一位“粉丝志愿者”启动电脑内本次讲课的设置，然后小声嘟囔：“到了就不怕了，这就踏实了。”显然，他很有时间观念，绝不会因为自己的忙碌耽误有很多学生和家长参加的讲座。

“在公益方面我主要有三块内容：帮助学校建设完成某类课程体系，这是没有契约协议的，但通常学校会给一定报酬，很少；第二部分是给国际组织做一些项目评估，他们会出基本的路费；然后就是为弱势人群做法律、心理咨询，这部分完全不收任何费用。”宗春山像报账一样，一笔一笔，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样的采访很爽，因为他说大实话。“我喜欢我的专业，热爱我的事业，然后就是利用自己的时间和能力去帮助别人。如果说这是公益，那么我做公益，主要是自娱自乐。我不信谁做公益跟服劳役似的，那怎么做呀！”

灾区的孩子从幼稚走向成熟

汶川大地震后，宗春山和他的团队发挥心理辅导的优势，已经在灾区几进几出，对灾区孩子的现状非常了解。“我觉得孩子们从幼稚向成熟迈了很大的一步，他们更看重友情，也更现实了。其实，大部分孩子因为他们的年龄和阅历，对灾难还没有真实的反应，这是从心理上讲。孩子的注意力很容易被转移——得到一个新玩具，或者在空场上的一次游戏，他们就能快乐地笑起来。成人世界当然做不到。”宗春山的脸上带着微笑，在灾难过去一年以后，听他讲述灾区孩子的笑声，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但是对于那些失去亲人和朋友的孩子，灾难的创伤不是短时就能显现的，一年后才是真正的心理危机爆发期。”宗春山目前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邀请，正在做一项灾后儿童心理与暴力现象的研究课题。这属于灾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但是真的实施下去困难重重，“国外有这项课题，但是咱们国家不认这个，找到当地妇联和学校都不愿意配合。可这项研究对预防灾后青少年危险行为的出现，对灾区孩子未来的身心健康发展非常重要。”说到此，宗春山皱着眉头，好像在为下一步如何有效开展工作而着急。

像阿甘一样的孩子谁来保护

“平日咨询给我印象深刻的孩子太多了。”宗春山想了想，决定选这个孩子来讲。

“这是一个像阿甘一样的孩子，比较傻，比较执著。他父母带他来到北京，因为在山西老家的学校呆不下去了，他们以为北京的教育条件会更好。但是北京所有公立学校都不收这个孩子，好不容易才进了一所民办学校，因为孩子打架学校又要开除他。他可不是煤老板的富二代，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眼看又要没学上了，他妈妈急得不得了，给我打电话。我说，义务教育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哪个学校也无权开除，民办学校也一样。结果开除的事也不提了。孩子上午还告诉我考试得了80多分。很可爱、又可怜的孩子，他没有朋友，这些话没人分享，只能和我说。”宗春山说到这里，声色黯然。“对于这些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孩子，学校动不动就开除，也不想想，肯定是先有人欺负他，他才会打人。”

每天与学校、孩子打交道，宗春山发现太多教育制度的弊端，“60后”的他好像回到了愤青时代。

“像阿甘一样的孩子谁来保护？教育体制不是把他们吸收到保护圈，反而是处处刁难。”

“我们的心理教育连正常孩子都不能顾及到。”

“教育部要求每所中小学都设立心理辅导室，有专门的心理教师为学生辅导，真正的形同虚设！为什么？因为心理教育要服务于教学大纲，而不是服务于学生的成长。”

“服务于教学大纲就是以分数看待一切，结果就是把本来一个个多姿多彩的孩子逼进了一条死胡同。”

“现在的孩子，吃得好，穿得好，但幸福感，比我们小时候差多了。”

幸福没有统一标准

手握一大把学校资源，是京城最牛的名校校长的座上客，在靠关系办事的社会，自然有很多比三迁的孟母还操心受累的家长转弯抹角打听到宗春山的电话，请他帮忙解决孩子上重点学校的难题。宗春山对此一概推辞，推辞后再没有人来麻烦他，因为他的理由又简单又直接：“你们看看我自己的孩子在哪个学校呢？！”

宗春山的儿子10岁，在朝阳区一所普通小学就读，那所学校不仅名不见经传，而且听上去简直就像在城乡接合处，惟一的好处就是离家近。“有时间可以多睡会儿，多玩儿会儿。我对孩子没什么要求，我不会把我的幸福寄托于孩子的功成名就，他再怎么干，能比他爸更强吗？”宗春山说起来很自信，“如果他将来就觉得捡垃圾幸福，我也不能勉强。幸福没有统一标准，在每个人心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学心理学的，要是连这都想不通，那也太没有职业素养了。”

心理辅导的成功率只有10%

每天都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恰巧这件事又能成为谋生的手段，这样的人生最快乐、最幸福。宗春山大学毕业后在企业的团委工作，从自己的兴趣点出发继续学习了心理学专业，慢慢转到现在这行，他是忙并幸福着的人。当他把种种实践转化成自己拥有的知识，人生的厚度就不一样了。

“做我们这行，心理辅导的成功率只有10%。即使是这10%，也不能归功于自己，因为要依赖于对方的心理成长，而且有可能是发生在多年以后。我的作用只是在某个点撬动他一下。”

“社会现实有很多问题，值得投入其中去做，这是社会责任感决定的；而做得越深入，发现问题越多，自己的责任越大。”

“我的工作提醒我对自身行为不断反省，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与感悟，让我的心灵获得了成长，从中受益良多。”

“只要你认真、坚持做你的事情，经济收入不是问题，社会自然会承认你的价值。”这种体验很多已经获得成功的人都有过，宗春山用自己的经历又一次验证。所以，他才能享受在此基础上自娱自乐的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