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文静

[摘要]21世纪初，《故事新编》研究得到较大的深入和发展，主要体现为两个新趋势：诗学研究方兴未艾，主体精神研究得到重视。这两个新趋势展现了《故事新编》研究宽广的发展前景，其中既有对上个世纪开始的研究路径的深化和拓展，又有新的时空背景下的全新阐释，从中不难发现《故事新编》研究在新世纪的蓬勃局面。

[关键词]《故事新编》；研究；趋势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无从仿效、无法重复的“现代奇书”，《故事新编》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形式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人们发现其中有对历史的反思，有对现实的关注，更有对人类未来的求索。

上个世纪的研究者已经从政治革命层面、思想文化层面、艺术层面、哲学层面等若干个方面对《故事新编》深邃复杂的意义内涵进行了阐释和解读，形成了一部厚重的研究史。21世纪初，研究者在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多样的西方批评理论的条件下，对《故事新编》的诗学意义、文化批判价值、文体渊源等几个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阐发，提供了一些崭新的意义生长点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趋势。

一、诗学研究方兴未艾

《故事新编》诗学研究的新趋势是在新世纪初形成的，但如果对之溯源就会发现它其实滥觞于上个世纪。“诗学”这一词按照传统的意思，首先是指文学的全部内在的理论，它适用于一个作家在文学所有的可能性中(按主题学、构成、文体等顺序)所作的选择。20世纪以来，诗学在一些国家就作为一门独立理论学科而出现，我们可以通过形式主义(在俄国)、形态学(在法国)、新批评(在英、美)和结构分析(在法国)等观察到这种变化。在这样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资源下，《故事新编》的诗学研究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大致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再仅仅局限于历史与现实的隐喻套路，而采用多种视角和方法多侧面全方位审视《故事新编》的诗学内涵，突出多重视野下的小说文本阅读，其中以郑家建的《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为代表。他在研究中综合采用了心理学、比较学、叙事学、美学等角度和方法，从戏拟、隐喻、文体、古代传统、现代技巧等诸多方面对《故事新编》作了横向与纵向、内部与外部的系统考察，既有视野宽广的宏观叙述，又在行文中有机地对各篇小说作了相当细致而富有独创性的阐释，突破了“多重文化视野中的小说文本”这一主旨。在对文本的解读中，作者的眼光横贯古今中外，视野开阔、强调细读，在多重的意义维度中实现了对《故事新编》诗学的充分阐释。

其次，就单一层面或具体问题，借助后现代理论术语对《故事新编》进行了的解读和分析，这其中包括“陌生化”手法、互文性、反讽等方面的研究。后现代主义理论在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点和主流的同时很快被介绍到国内，其基本主张、理论术语、批评范式等迅速在国内引起反响，而《故事新编》的研究中同样出现了众多运用后现代理论话语对文本所做出的阐释。尽管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瑶先生就开启了《故事新编》“陌生化”研究之门，其后陈平原、杨义等人又分别从比较研究、叙事学的建构等方面对《故事新编》的“陌生化”手法进行了肯定和局部探索，但遗憾的是都缺乏从细读文本出发的全面研究，新世纪的研究者则弥补了这一不足。罗宗宇借鉴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和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再结合对文本的细读，从情节安排、视角变换、话语杂糅和原型颠覆等方面详细探讨了《故事新编》的陌生化手法，可以视为是对上个世纪80年代王瑶研究的一种呼应和承续。蒋济永则指出《故事新编》是由历史文献、现实人物事件和作家虚构等多种因素构成的互文性文本，这种互文性具体表现在《故事新编》中的各个文本中。做者以《奔月》为例，将这个带有浓重自况意味的小说拆解为三个套装故事文本，即作家虚构的“猎人故事”“猎人故事+后羿、嫦娥神话传说故事”、鲁迅和高长虹构成“现实人物事件故事”。作者由此分别揭示出它们的互文性与意义生成关系，发现由于《奔月》文本构成是多重的，其互文性所产生的意义也是多重的。朱卫兵认为，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将反讽由一种修辞手段和语言技巧提升为作品的整体结构方式，通过并列、错位、反转实现对历史和现实的双向针砭，使人物和情境得到反讽式呈现。江腊生则指出《故事新编》中将神人和圣人还原为俗人，英雄被置于一个解构和建构的尴尬地位，整个文本体现了反讽和戏拟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故事新编>的形式意味新解》则着重探究这部小说集中的结构方式与修辞手法，认为《故事新编》所采用的是一种“加冕脱冕”式结构，鲁迅正是用这种先给人物加冕，然后脱冕还原，消解其固有价值和意义的方式来结构整部《故事新编》的。

再次，文体研究和文类研究的深入，以汤哲声和孙刚的研究为代表。《(故事新编>与“故事新编体”小说》梳理了《故事新编》的文体渊源，并提出了一个新的文体概念，即“故事新编体”小说。《故事新编》是鲁迅创作的小说集，但“故事新编体”小说却是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一种文体存在，它在《故事新编》问世前后都一直存在。从《故事新编》的文体特点来看，它实际上是与“故事新编体”小说一脉相承的。《<故事新编>的“油滑”与现代历史小说的文体自觉》一文从“油滑”的角度指出了《故事新编》与传统历史小说的区别，认为《故事新编》在话语形态、叙事方式和叙事意象等方面都表现出对传统历史小说模式的一次突破，对现代历史文学的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文化寓言：(故事新编)文类研究》认为《故事新编》的叙事中包含三种异质文本：历史、现实和自传性文本。了解了它们间的辩证关系，就能解决一直争论的关于《故事新编》的“文类”的问题。这三种文本统一于文化的意义作用域，而叙事的类型(文类)——立义机制——则为“寓言”。《故事新编》以“寓言”的方式呈现了中国传统文他的整体世界。

二、主体精神研究得到重视

新世纪的研究者不再局限于对文本外在的探求，而是深入到作家主体的心理层面，探讨主体精神、心理、意识与文本的契合，走小说文本与作家心灵的双向对读的研究路线，力图将文本主体化、生命化，打开了《故事新编》研究的一片崭新天地。在强调文本中所蕴涵的主体精神的同时，研究者分别从悖论的生命体验、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创作主体的心路历程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解读，在阐释文本的同时为我们搭建了一条通向鲁迅精神世界的桥梁和通道，使读者自然而然地从对小说的阅读深入到对鲁迅灵魂隧道的无尽探索。

首先，有研究者从互为矛盾的精神结构构成模式出发，来寻找与文本的相互契合之处，实现二者的互动性映照。如李金涛在研究中引入新批评的反讽理论解读《故事新编》，通过文本在语言和结构原则上的悖论和对立方式，揭示隐藏其后的充满撕裂和张力的多重内涵。文章虽然是以“反讽”作为切入《故事新编》的视角，但真正要实现的是对鲁迅主体精神结构的某种理性分析和梳理，达到文本意义和主体心灵的双向对读。从文本中提炼出异化与退化、循环与停滞、腐朽与衰败、绝望与希望，与这四组反讽概念分别对应剖析鲁迅的生命意识、历史意识、文化意识、哲学意识，展开了鲁迅具有巨大认识价值和警示意义的精神世界。

其次，从个体存在的角度出发，关注作为创作主体的鲁迅与他所生存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渗透表现在《故事新编》的文本世界中。如魏继洲在研究中认为《故事新编》确立了关于个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广泛的质疑性思维模式，对生存的意义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索，同时也完成了一种质疑性的意义表达方式的建构。

再次，以鲁迅的心路历程以及生命体验为切入视角，梳理《故事新编》对这种心路历程的展示和表现。《“圣”“贤”的现代困惑——鲁迅(故事新编)的文化阐释》“指出，鲁迅从传统文化中走来，却从现代思想层面作了全面反思，《故事新编》记录的正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有进取，有逃遁，有无奈，有执著，还有韧性的反抗，有绝望的希望。《存在的虚无——论鲁迅(故事新编)中的生命体验》指出，《故事新编》中有对人的生存困境、孤独状况、生存抉择等问题进行了生动的表现和深入的思考，揭示了生存中残酷然而真实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鲁迅个人的生命体验，因此，《故事新编》有着超越现实的极为深厚的哲学内蕴。

通过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梳理和辨析，我们大致上得以对新世纪初期《故事新编》研究的新趋势有了感性的认知，其中既有对上个世纪开始的研究路径的深化和拓展，又有新的时空背景下的全新阐释，从中不难发现《故事新编》研究在新世纪的蓬勃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