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

在时代的风暴眼中

最近几年，由于当文学刊物的编辑，编看了大量当代写手的小说，我发现，写手们的一个通病就是把小说写得特别满，一个短篇小说里，硬要塞进去很多东西，尽可能的多，而不会做一点减法。我一般给他们开的药方就是，赶紧去读海明威、雷蒙德·卡佛和巴别尔的短篇小说，最好读两遍，因为在20世纪里，仅就短篇小说而言，这三个作家是减法做得最好的，因此成就了他们个人鲜明的写作风格。

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一个在世界上只活了40多岁的作家，在半个世纪之后，显示出他更加重要的意义。我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书店里第一次看到他的厚达1000多页的英文版全集的时候，就这么吃惊地想。可以说，伊萨克·巴别尔仅凭他留下的薄薄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就建立了彪炳20世纪小说史的名声，是因为，这部小说集太有特点了。《骑兵军》中的30多篇具有文学速写和素描特征的小说，描绘了那段在革命和内战时期的血腥与激情迸射的苏联历史。我想，如果这部小说没有和苏俄激烈动荡的20世纪初期的大历史相联系，如果没有伊萨克·巴别尔那闪电般描绘人物的对话和动作的语言，没有小说叙述片段中使用省略和空白所造就的迅捷的语调风格，那么，《骑兵军》一定不会具有现在的影响。是上述两个因素，从小说的内部和外部，共同构造和生成了这部小说的巨大价值。苏联作为一个政权和国家，在20世纪里的诞生、发展和解体，是人类社会为了寻求理想生活而进行的伟大但最终带有悲剧色彩的社会实验。她的存在和消亡，注定成为了被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不断书写的特殊岁月，而描绘了这场人类重要社会制度实验的文学上的开端之作，就是伊萨克·巴别尔的《骑兵军》。

伊萨克·巴别尔，1894年出生在敖德萨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在父亲的严厉督促下，伊萨克·巴别尔就深入学习了犹太文化经典《塔木德》和《圣经》。后来，善于经商的父亲希望他继承自己的衣钵，叫他进人敖德萨商业学校，去学习商业和经济学课程。在学校里，伊萨克·巴别尔碰到了自己的文学启蒙老师瓦东。瓦东是他的法语老师，具有很高的文学素质，熟悉很多法国的古典作家，在给伊萨克-巴别尔等学生们上语言文学课的时候，总是以沉醉和热情洋溢的方式讲述法国作家的作品，这极大地感染了一些学生，并使伊萨克·巴别尔在内心里萌发了对文学的强烈兴趣。在瓦东老师的直接影响下，伊萨克·巴别尔熟悉了很多法国的经典作家作品，在1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直接用法语学写小说。这段经历对他日后写出了杰作《骑兵军》等作品，有着重要的影响。从那所商业学校毕业之后，正是沙皇俄国进入到尾声，俄国正要发生激烈社会变革的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气氛中酝酿着不安的因子，大家都觉得时代要变化了。伊萨克·巴别尔因为不满父亲对他的强行塑造，感到家庭气氛越来越憋闷，他对自己所学习的经济学专业尤其不感兴趣，也没有打算像父亲那样去从事商业经营。在和父亲发生了冲突之后，他就毅然地离开了敖德萨，打算自己去闯荡世界了。

我们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时代，一个刚刚从商业学校中出来的青年，能够离开父母和家庭，独自奔走在寻求自己渺茫未来的大路上。可是，伊萨克·巴别尔就是这么做的。他一路向东，先来到了基辅，没有找到饭碗，呆不下去，1915年，21岁的伊萨克·巴别尔又来到了俄罗斯的大都会彼得堡。在彼得堡，一开始，背井离乡的伊萨克·巴别尔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由于没有居住权，他可以说纯粹是一个流浪汉。但他并不灰心丧气，平时栖身于一个小酒馆里，怀揣着文学理想，开始勤奋地甚至是发疯般地写作，向彼得堡的一些杂志投寄自己的作品，或者上门投稿。但是，伊萨克·巴别尔屡屡遭受挫折：几乎所有的编辑都劝他改行，认为他根本就不适合搞文学，他们劝他去开一个小铺子，做点买卖，先养活自己再说。伊萨克·巴别尔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伊萨克·巴别尔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大作家高尔基。高尔基偶然看到了他的作品，认为他是一个可造就的天才作家。1916年底，伊萨克·巴别尔最早的一批短篇小说在高尔基主编的杂志《年鉴》上发表了，这使他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因此，他一生都感谢高尔基，尊重高尔基对他的教诲。是高尔基发现了他的文学天赋，并且将他引领到俄国文坛之中的。后来，高尔基觉得他的作品在展现社会生活的面上还是显得狭窄了，就建议伊萨克·巴别尔应该走入到更为广阔的社会中去体验生活。

伊萨克·巴别尔对高尔基是非常景仰的，高尔基在当时的文坛上也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他的建言肯定是有道理的。于是，伊萨克·巴别尔听从了高尔基的建议，从1917年开始，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以积极的心态迎接俄罗斯革命。他先在罗马尼亚前线当过一段时间的兵，又在彼得堡肃反委员会外事部工作过，1918年，他成为了《新生活报》的记者。几个月之后，这家报纸被革命政权关闭，他回到了敖德萨，在乌克兰出版管理部门担任工作人员。1920年的春天，他参加了布琼尼领导的红军第一骑兵军，在《第一骑兵军》中担任记者，以笔名柳托夫参与到骑兵军的战斗生活中，并记述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这一段战争生涯，是伊萨克·巴别尔一生中至关重要的阶段，也是他自称的“被高尔基打发到人间”的阶段，直接改变了他原先的文学观。首先，一个犹太人知识分子来到了以哥萨克人为主体的骑兵军中，在残酷的战斗中，在粗豪的士兵中间，是必定要经受各种各样的洗礼和考验的。可以说，他进入到时代的风暴眼中了。他的所见所闻，都极大地刺激和影响了他的观点，同时，也坚定了他从深厚的犹太教和《圣经》中学习到的传统和普世的价值观，就是对人性的美和善的肯定与追求，对死亡、暴力和邪恶的谴责和批判。其次，苏联红军和波兰军队的战斗，也使他从更高更深的层次和角度，思考时代的问题和战争的本质意义，使他取得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反映时代矛盾的角度，来呈现人类历史变革的瞬间，为他最终写出了超越时代审美标准的杰作铺平了道路。后来，在苏联红军和波兰军队的人类历史上规模相当大的骑兵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因为伤寒病的袭扰，伊萨克·巴别尔回到了敖德萨，开始以自身经历写作《骑兵军》系列篇章。

1923年，伊萨克·巴别尔的系列短篇小说《骑兵军》中的一些篇章，开始在杂志上陆续发表，到1926年《骑兵军》一书正式出版，获得了热烈的反响和很大的争议。其实，自从1923年《骑兵军》中的一些篇章刚开始发表的时候，伊萨克·巴别尔就遇到了巨大的压力：他首先就遭到了骑兵军军长布琼尼将军的激烈批评。布琼尼是一个文盲，于1935年成为了苏联元帅。他认为，伊萨克·巴别尔的系列小说《骑兵军》，根本就没有写出他领导的红军第一骑兵军英勇作战的本来事迹，和他们浴血奋战背后伟大的战斗精神，而是

以一些细枝末节的故事丑化了、歪曲了红军战士的形象，是对红军的诽谤，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因此，伊萨克·巴别尔甚至是一个罪人，《骑兵军》这本书也是一本坏书。布琼尼在1924年的《十月》杂志上写了一封公开信来攻击伊萨克·巴别尔。这使得伊萨克·巴别尔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的文学导师、当时彪炳文坛的高尔基出面，坚决地站在了伊萨克·巴别尔这一边，为他进行文学辩护。高尔基在1928年的《消息报》上批评对方，双方接连写了公开信进行交锋。布琼尼感到恼怒的是，这部小说“从一个犹太人的胡言乱语，到对天主教教堂的打砸抢，到骑兵鞭打自己的步兵，到一个有梅毒的红军战士的肖像”，总之，伊萨克·巴别尔写的都是战斗过程中很恶劣和糟糕的细节，恶毒诋毁了英勇的红军战士。高尔基则认为：“布琼尼自己不但喜欢装饰他的战士的外表，而且还喜欢装饰他的马匹的外表，而伊萨克·巴别尔则美化了他的战士的内心”。高尔基出面为伊萨克·巴别尔辩护，一方面因为他是文坛领袖，说的话举足轻重，另外一个方面也显示了他对文学价值标准本身的肯定。这场两方面的争执，最后以伊萨克·巴别尔获得了胜利而结束，是当时苏联文坛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不过，对高尔基的那句话，后来，苏联作家爱伦堡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巴别尔没有美化《骑兵军》中的英雄，他揭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仿佛他只照亮了一个片段，那是一个人原形毕露的瞬间。”

《骑兵军》全书在1926年出版之后，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很快受到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关注，被迅速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的影响不断扩大。这本书能有如此反响，是因为它是时代的风暴眼中诞生出来的，小说中，革命、战争、死亡和暴力的痕迹到处都是，但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价值，人性的美好和希望，仍旧在字里行间闪烁着光亮，文学的美也使这部书超越了它所诞生的时代。

《骑兵军》构造的史诗片段

那么，在《骑兵军》中，伊萨克·巴别尔到底给我们呈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不可替代的文学风格?文学价值何在?他的小说艺术高明在哪里?他讲述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这是我一开始阅读他的小说时的疑问。《骑兵军》的写法，有些像由片段构成的“糖葫芦”小说，这是我自己发明的词。在这个由30多个短篇小说构成的“糖葫芦”中，伊萨克·巴别尔采取了以片段来呈现整体、以“管中窥豹”的方式，来呈现“全豹”，以一个个的糖葫芦，构成了一整串的糖葫芦。他所描绘的、叙述的、书写的，都是那场闻名世界的战争的片段、瞬间、局部和细节，有的地方放大了，有的地方则聚焦了，有的地方又缩小了的战争生活。从总体上说，这些作品都有着写实的功底，和文字速写的特征。就是在这个地方，伊萨克·巴别尔呈现出他天才的、不可模仿的艺术个性来：他往往能够以寥寥数笔，就写出了复杂的战争场面背后呈现出的政治、文化和人性的纠葛。这是伊萨克·巴别尔特别成功的地方。战争和历史的风云变幻，无法遮蔽人性中的光辉，同时也呈现出人性的黑暗面来。伊萨克·巴别尔同时展现了人性中善和恶的两极，并且将这两极非常突出和尖锐地表现出来，造成了强烈的对比效果，我想，正是因为其“战壕真实”般的不伪饰的写作手法，强烈刺激了布琼尼这样的喜欢粉饰的文盲将军，因此，他们之间的争论实在是不可避免。

在《骑兵军》第一版出版的时候，一共收录了34个短篇小说，后来的版本又增补了一两篇。这30多个短篇小说，篇幅都很短小，翻译成中文后，短的只有几百字，长的也就三四千字。《骑兵军》描绘的时代，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政权刚刚建立的初期，讲述了红军哥萨克骑兵军反击白军和入侵的波兰军队，与之作战的故事。这30多个短篇故事，以片段或局部人手，却能呈现出时代的纷繁复杂的全貌。具体分析起来，在《骑兵军》的叙事方式上，可以看到伊萨克-巴别尔经常使用第一人称“我”，有的时候是在转述别人的讲述时使用，有时则是直接使用。但是小说的大部分叙述视点，是第三人称的。我挑选其中的十个故事来简单分析：

《渡过兹布鲁齐河》是《骑兵军》中的第一篇，讲述主人公“我”在战斗过程中的某一天，留宿在一个犹太人老百姓家里的故事。在这篇小说的开头，有一段风景描写非常动人：“公路两旁的田野里，紫红的罂粟花盛开，正午的风吹拂着开始发黄的黑麦，少女般的荞麦挺立在地平线上，犹如远方寺院的围墙。寂静的沃伦蜿蜒起伏，渐渐离开我们没入白桦林珍珠般的雾海中。它爬上一个个鲜花盛开的山冈，衰弱的手在葎草丛中弯弯曲曲地延伸过去。橙黄的太阳像被砍下的头颅在天空滚动，把柔和的光线洒向幽暗的峡谷，映着晚霞的军旗在我们头顶上飘扬。昨日激战后的血腥和死马的气味渗入傍晚清凉的空气中。兹布鲁奇墨绿的河水咆哮翻腾，在激流处卷起阵阵水花。桥梁都被破坏了，我们只好蹚水过河。月亮静静地躺在水波上。河水没到马背，水流汩汩地从千百条马腿间淌过。有人给河水淹没了，于是传来响亮的骂娘声。河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一辆辆大车，人声鼎沸，哨声、歌声混作一团，同荡在洒满月光的蜿蜒的河流和亮光闪闪的洼地上空。”我之所以引了这么一段他的文字，是想让读者体会到他基本的语言风格。在他描述的这么美好的风景背后，战争的血腥也同时呈现出来：死马，被破坏的桥梁，像被砍下头颅的太阳——你仔细地回味这样的比喻吧。到了晚上，留宿在那家犹太人老百姓家里的“我”忽然被噩梦惊醒了，醒来之后，“我”却发现，自己原来一直和早就死去的、这家男主人那具被割断了喉咙的尸体躺在一起。由此产生的强烈对比，在中文字数1200字的篇幅里，就完成了。这样的篇幅在我们的文学标准上来说只是一篇小小说，但伊萨克·巴别尔却给我们带来了震撼和惊悚的阅读效果。

在后来的几乎每一篇小说中，伊萨克·巴别尔都呈现了在上面这篇小说中所创造的风格，以及制造出来的震动效果。在《骑兵军》中，有时候作者的化身“我”会出现，来亲自讲述，有时候则是直接借助其他人物来讲述的。比如，在《一封家信》中，作者就隐藏在士兵库尔久诺夫的背后，通过转述士兵自己写给妈妈的信件，告诉了我们战争带给一个家庭的撕裂：这个家庭中，在白军中的父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参加红军的儿子，而他的另外一个红军儿子，又杀死了自己的白军父亲，替亲兄弟报了仇。白军和红军之间的战争竟然使父子之间自相残杀，使家庭和人伦分崩离析，这么大的悲剧，伊萨克·巴别尔以3000字不到的篇幅，就给我们完全展现出来了。

在《我的第一只鹅》中，一直被粗犷的哥萨克士兵嘲笑的“我”，必须要杀死一只无辜的、走路姿态优美的鹅，才能证明自己不是戴眼镜的软蛋知识分子，而是一个不害怕看到鲜血的骑兵战士。“我”最终也因为杀掉了那只“我的第一只鹅”，而成为被战士们接纳的同伴。但是，在“我”的内心中，引起的波澜和巨大震动会是什么样

的，就可想而知了。

《多尔绍夫之死》讲述了一个更加残酷的战场故事：在战斗一时失利中，身受重伤的士兵多尔绍夫不能和战友一起撤离了，可他又不想活着成为波兰敌人的俘虏，因此，他要求战友柳托夫向他开枪。柳托夫就是叙事人和见证人“我”，本书大多数时候的叙事者，“我”不忍开枪打死战友，但是排长阿丰卡则开枪打死了肠子都流出来了的多尔绍夫，满足了多尔绍夫宁死不做俘虏的要求。阿丰卡开枪之后，还大骂“我”是个软弱的四眼小知识分子，恨不得开枪打死“我”，被其他战友拉开了。

《第二旅旅长》只有800字，讲述了布琼尼军长任命了科列斯尼科夫接替刚刚阵亡的旅长，担任新旅长。这篇小说中，速写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科列斯尼科夫一周之前还是个连长，一个小时之前是一个团长，现在，他就是旅长了。新旅长立即赶往最前沿的阵地投入到血腥的战斗中。在小说的结尾，战斗结束了，“……在波兰人被歼灭后一个小时，我有机会看到科列斯尼科夫。他骑马走在自己旅的前面，一个人，骑在一匹浅黄色牡马上打盹。他的右手吊在绷带上。离他十步开外，一位哥萨克骑兵擎着一面展开的旗帜……”作者以最简省的手法，将军长到旅长到战士，在残酷战斗中的状态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出来。

伊萨克·巴别尔的神经是足够坚强的，不断书写残酷到极点的战场故事，但有时候，他还能够表现出诙谐和幽默感来。在《一匹马的故事》中，师长看上了一个连长的马，把这个连长的马给抢走了。为了重新夺回来那匹马，连长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还是没有办法把他的马要回来。情急之下，他写了一个退党声明，在声明里说，他退党的原因，就是那匹他酷爱的马被师长给抢走了。最后，在战友的劝说下，连长平静下来，不退党了，可是内心里还是不高兴，几个星期之后还是以负伤人员身份离开了部队。小说传达出一种难得的幽默感。在《续一匹马的故事》中，这个故事继续发展：连长终于想明白了，不应该为一匹马而和师长怄气，写了一封信表示理解，师长也回信告诉连长，自他离开部队，不少战友已经阵亡了，他喜欢的马也不再是师长的坐骑，也许他们只能在天国相见了。

有时候，伊萨克·巴别尔不在小说中出现叙述人“我”。《盐》就是这样，它以一个战士写给报社的书信的方式，讲述了战士们讨厌那些发战争财的盐贩子。一个妇女怀里抱着孩子，被同情她的战士让到了列车上，但是他随即发现，这个妇女怀里抱的孩子是一袋盐!于是，他感到了被欺骗的耻辱，把她推下了行进中的列车，最终用步枪打死了她。

伊萨克·巴别尔很会使用话里有话和言外之音的手法。《阿丰卡·比达》中，排长阿丰卡·比达在战斗中失去了心爱的马，他消失了一段时间，以抢夺的方式再次弄来了一匹马，重新归队。但是排长到底是怎么得到了这匹马的，你从小说的蛛丝马迹中才可以猜出来。

伊萨克·巴别尔还在方寸的空间里给我们展现他卓越的叙事艺术。《骑兵连长特鲁诺夫》中，一开始是以倒叙的手法，讲述连长的葬礼过程，接着，讲述“我”因为连长特鲁诺夫以残酷的手法杀害俘虏，发生了冲突的故事。小说的最后，讲述了连长特鲁诺夫又如何被飞机子弹射击而阵亡，并被埋在了市中心的花园里，和小说的开头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叙事圆环。

伊萨克·巴别尔还在小说中表现出温情的一面。《吻》是这部小说的最后一篇，小说中，主人公“我”前往一座被夺回来的城市收编当地队伍，寄居在一个犹太人家中，爱上了这个家庭的一个姑娘。他们有过一次深情的长长的接吻。但是，后来紧急命令让“我”立即归队，离开了那里，并永远地离开了那里，只有那个温暖热乎的吻，还存在马背上的主人公的记忆中……

《骑兵军》这部小说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产生的。它的特殊性就在于，残酷的战争既泯灭了人性，又使人性不断迸发出强烈的光辉。就是这些复杂的、两难的、极端的、正和反的人性表现，使得小说具有了相当的深度和表现力度。小说的容量极大，伊萨克·巴别尔通过《骑兵军》，描绘了革命的艰难程度、人性的复杂程度和战斗的残酷程度都是最深刻的。几乎在《骑兵军》的每一页，战争的残酷和死亡、血和尸体都出现了，但是，与此同时，你也可以在每一页中看到优美的景色、淳朴的战士、人性的光辉和勇敢的行动。这些反差强烈的对比性，在《骑兵军》中比比皆是，因此，造就了这部小说的奇特效果，它如同味道浓郁的一个大餐盘，或者是一个色彩艳丽的画家的调色盘，在同一个时空里，将所有能够震动你的东西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我觉得，《骑兵军》是可以让人流泪、大笑、微笑、凝视、沉思、叹息、恼怒、悲伤、忧郁、欣慰的书。《骑兵军》给我们描绘了30多个片断，这些瞬间的、局部的描绘，加起来，却仿佛带给了我们一幅整体的大壁画的印象。在这幅由战争、丧乱、搏杀和生命与死亡共存的大壁画上，大量时代的文化、政治、军事和人性的信息共时性地体现了出来，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和叙述浓度，构造了一个绚丽的小说世界。

在以短篇小说闻名的作家中，我看，只有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可以和伊萨克·巴别尔一拼。博尔赫斯一生留下的全都是短篇小说，那些短篇小说篇幅也很短小，翻译成中文也都在三四千字。可见，短篇小说的长处就在其短小精悍，虽然短，但要无比的锋利。中国武术中讲过一句话，叫做“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短篇小说越短就要越险，才可以体现短篇的魅力。像《骑兵军》这样的由系列构成一个整体的小说，在苏俄文学中，远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近有阿斯塔菲耶夫的《渔王》。而其他国家的作家作品中，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海明威的《尼克·亚当的故事》、胡安·鲁尔福的《平原烈火》、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都类似这种小说的类型。不过，《骑兵军》在这个系列中显得非常耀眼，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它的风格更加简洁犀利，叙事语调快捷，闪电般地照亮了人性中的卑污和高尚，在正反两极中快速地演变，这成为了他独特的、无法替代的、一眼就可以认出来的风格。而这种风格，也成就了《骑兵军》成为了20世纪的史诗片段。

耀眼星辰的高度

伊萨克·巴别尔存世的作品并不多。1931年，他还出版了另一个短篇小说集《敖德萨故事》，其写作的年代却在《骑兵军》之前。2001年，在伊萨克·巴别尔的女儿的辛勤编辑整理下，厚达1400页的英文版《伊萨克·巴别尔全集》出版了，根据这个全集，在《敖德萨故事》名下的小说，又增加了4篇，达到了13篇。但是，我觉得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远在《骑兵军》之下。从《敖德萨故事》中，可以隐约看到他的迅捷、简洁、断片式的叙述和语言风格，但是总体来说，显得比较一般。到了《骑兵军》中，精致、准确、优美的写景语言，和对战士动作、语言的粗鲁描绘与战场的残酷景象结合在一起，创造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和画面。因此，我觉得，伊萨克·巴别尔留下来的

全部小说中，包括其他10多篇童年故事和一些不能归到任何系列里的散篇中，最好的，就是《骑兵军》了。毫不夸张地说，《骑兵军》是人类文学中的奇葩，达到了令人望尘莫及的星辰的高度。

伊萨克·巴别尔形成了如此独特的风格，肯定和他在战争生活中的磨砺有关，是战场见闻和记者的身份，使他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他认为，自己作品的语言应该“像战况公报或者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于是，就形成了他简洁、洗练、迅速、省略、空白和闪电般干脆的叙述风格。他往往只需要用几个词，就描绘出别人用一整页才可以说清楚的东西，用几页，就写出了别的作家可能要用一本书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在这里，我把普鲁斯特拿来和他做一个对比。在普鲁斯特的笔下，回忆那些过往的生活细节，可以像连绵流淌的河流那样无穷无尽，是一卷长河；在伊萨克·巴别尔的笔下，则是快速的素描。一个是善于留白的精巧的卓越匠人，而另外一个，则是精心镌刻花边艺术的大师。

经历过战争的伊萨克·巴别尔后来期盼过一种安静的生活，但是，却刚好赶上了动荡的时代，于是，他在社会动荡中、在战争、政治运动和人生苦难中，遍尝艰辛。1939年5月，在斯大林进行的越来越严厉的大清洗中，伊萨克·巴别尔受到了牵连，以间谍罪的名义被抓起来了。1940年1月27日，他被秘密枪决了。而他留下来的放在24个文件夹里面的两部长篇小说手稿、一些短篇小说的草稿、翻译稿、日记、创作笔记、话剧剧本以及一些私人信件，全都被克格勃搜查后带走了。1955年，伊萨克-巴别尔被平反，但是这些珍贵的手稿，绝大部分都没有被找到。

《骑兵军》是20世纪短篇小说中的高峰和典范，它的风格化强烈到几乎不可被模仿和借鉴的程度。《骑兵军》涉及到的主题，小到苏联革命时期的战争动荡和内部纷争，中到文化、宗教和种族冲突，大到对人类的基本价值的怀疑和确认、对生命和死亡的意义以及宗教的探询等等，有着多重的主题。而这多重的主题在一个薄薄的集子中就完美地体现了出来，实在是前无古人。至于有没有后来者，现在都很难说。《骑兵军》的语言精确简洁、语调迅捷快速，以及绘画般截取景色和人物动作的描绘，都是绝佳的。它的叙述技巧也很高超，可以采用多个角度来讲述。他所获得的文学地位，我想连伊萨克·巴别尔自己都始料未极。随着时光的流逝，伊萨克-巴别尔和他的《骑兵军》所散发出的光辉，反而更加强烈，如同我们去探望那星辰，却发现在寒夜中，它似乎越来越明亮一样。

责任编辑吴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