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锐

看完成一兄的长篇小说《茶道青红》之后，在被吸引、被打动、被感染的同时，不由得想起一件身边的事情。

最近，太原人有个热门的话题，就是“动车组”，动车组一开，太原到北京的行车时间从八个小时骤减到三个小时。大家在赞叹现代科技的效率和速度的同时，不免也为乘坐了多年的长途大巴惋惜。谁都知道，动车组开动之时，就是长途大巴停业之日。就像当年汽车代替了马车，拖拉机代替了老黄牛一样，新的不来旧的不去，事物的消长就这样自然而然无动于衷地在我们面前发生。许多年之后，如果有人秉笔书写山西运输史，动车组的开通，当在必然的记录之中。在被称为历史的事物中，消亡的东西，淘汰的事情，总是人们首先遗忘的对象。关于辚辚的马车和悠远的牛铃，关于乘坐大巴去北京的种种旅途见闻，也同样会很快被人们忘记，描述这种情形有个专用的词汇——湮没。面对这样的湮没和巨变还有一个词——沧桑。

上个世纪初，1903年，贯穿中国东北的东清铁路(也称中东铁路)全线运营，紧接着1904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中俄两国间的陆路贸易即刻改观。原来依靠帆船、驼队北上运输茶业、药材、丝绸的贸易，当下彻底改变。一两百年间，奔波于万里茶道上创造了辉煌业绩的山西茶商们，也随之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被历史所湮没。在世界文明史上，最早让他人了解、知道中国的，不是三皇五帝，也不是孔子、老子，而是三样最实用的产品：瓷器、丝绸和茶叶。至今中国和瓷器在英文书写中还是同一个单词：CHINA。而喝茶已经成为许多欧洲人不可更改的日常习惯。可是如今端着精美的瓷器在温馨的客厅里怡然饮茶的男女们，恐怕很难知道“西伯利亚的汉堡”“沙漠中的威尼斯”是什么意思，更遑论恰克图买卖城中的“晋省人”都曾经做过什么，都有过怎样的创业经历和喜怒哀乐。不知为什么。对于经通西域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和通过海路进行大宗交易的海上丝绸之路，广为人知；可山西商人历尽艰辛穿越草原、大漠北上恰克图，所开辟的这条万里茶道却很少被人提起。而当年，正是这条茶道为欧洲人提供了最上等的“陆路华茶”。

所幸。湮没来临的时刻，也是小说登场的时刻。

时隔八年，我们有幸在《白银谷》之后，又读到了成一的新作《茶道青红》。

八年前，成一出版了他九十万字的长篇巨著《白银谷》，当时我曾写过一篇书评，在那篇文章里我反复提到《白银谷》“稳如泰山的自信和大气”。《白银谷》是一个转折点，是成一“天命之年”的变法之作。此前，成一的小说大都是以消解情节、心理铺陈、反复咏叹为特色的。成一在大家都还不怎么“先锋”的时候就早已经独自一人先锋起来，却又在文坛纷纷以各种“后主义”为标榜的时候，转而回到了写实的白话。平日里沉默寡言、深思熟虑的成一，做事也一向脚踏实地，用心专注。“经过这十五年小心、耐心的掘进和积累”之后，他才开始了自己的转折，开始了自己的“弃农从商”，而起因却只是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想努力写一部好看的小说。”为了完成这个朴素的想法，“语言，也尽力做了‘净化，借鉴旧白话，加现代口语，滤去‘欧化痕迹。总之尽力使小说好读。”

现在，《白银谷》之后又有了《茶道青红》，成一在他的变法之路上又迈出坚实的一步。《茶道青红》无疑是一部很好看的小说，不仅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命运震撼人心，茶道上的种种专业经营、商家的谋略志向，也被写得津津有味。对文体的琢磨作者显然更为自觉、用心深远。《茶道青红》的语言更趋古朴、典雅，颇具《三言二拍》的神韵，而现代口语的加入又让古朴生机勃勃焕然一新。谋篇布局显然借鉴了章回体小说的体例，每一章节承上启下情节环环紧扣，更有章回体少不了的“开篇诗”———用辛弃疾道尽离愁别恨的一首“贺新郎”开篇，款款叙来，写出万里茶道上山西茶商们的千难万险和举世罕匹的壮举。在一片网络写作、时尚流行的喧哗林莽中，在难以想象的“湮没之深，发掘之难”的历史废墟上，成一从容淡定地举起他新白话的书写。以新白话重述历史，以一种地道的本色中文讲述故事，就成为成一晋商小说的不懈追求。

当然，所谓的还原客观真实，所谓的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既不是小说的根本任务，也不是文学所能承担的使命。那么，以新白话重新叙述的晋商故事到底有怎样不同的文学意义?到底可以达到怎样的文学境界?在当年那一群“卑贱之身，恭顺之行”的商人身上到底有着怎样的人性光辉?也就成为无法回避的拷问和质疑。

要回答这些问题，语言是个关键。在我看来，一个作家选择什么样的语言来讲故事，绝不仅仅是写作技巧的改变，而是写作者文化立场、身份认同的最佳证明。自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在走一条不断西化的道路。文学体裁、审美标准、叙事技巧、语言风格无不取法于欧美。发端于欧美的种种文学流派、思想潮流，轮番在中国上演，并被视为至高无上的标准。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史，几可看做是欧美文学的“副本文学史”。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当中，争当“副本”以为最高的荣尚，几乎一直是当代文坛的主调。很长时间以来，自觉不自觉的欧化翻译腔，一直是中国文学的至高典范。成一兄当年就曾尖锐地批评过中国大陆文坛到处泛滥的“副本文学”。并非别人的文学不好，别人的文学非常好，而是在一味的模仿中丧失自己不好。并非别人的主体性不好，别人的主体性很好，而是在一种别人制造出来的全球化等级中自我殖民非常不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已经一个多世纪，我们是否可以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能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吗?我们能写出一部地道精彩的中国小说吗?

在我看来。“建立现代汉语的主体性”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未能完成的历史命题。或者说，一百多年来，这是一个一直处在完成过程当中的历史命题。而所谓主体性的建立首先要具备的就是对现代汉语的自信心。在成一的晋商小说中，在成一从容不迫、淡定自信的叙述中，我不但看到了感人的故事、湮没的沧桑，更看到了一个写作者对母语坚定不移的自信。

以新白话回答当下的全球化语言淹没，以历史人物的人性探索对照“普遍同质的消费时代”的人性溃败，借此而把被历史湮没的存在演变成此时此刻的当下叙述，演变成一种当下的参与和批判，这是成一晋商小说背后不断翻涌的最为可贵的精神激流。

毕竟，小说不是理性判断，故事不是真实再现。凡俗琐碎、生生不息而又包罗万象的生活，有如我们头顶深邃的星空，谁也无法料想出它到底能给我们怎样的幻灭和重生，谁也无法料想出它到底能给我们怎样的绝望和启迪。

二十五年前，凭着一股年轻的热情和勇气，我和蒋韵踏上了“走西口”的路程，沿着当年晋西北农民走西口的路线，在荒村野岭中徒步踏勘，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等到行程结束时，站在察右中旗广昌隆公社，黄羊沟村起伏辽阔的旷野里，面对着后大滩的张家老坟，面对着百年前黄羊沟的拓荒者，所有关于“走西口”的浪漫和简单想象，都变成一种难言的自惭和羞愧。两个猎奇者，被历史的真相，被黄土掩埋的沧桑深深地震撼，深深地打动，久久不能平息。

来到实地我们才明白，所谓广昌隆、广义隆，当年都是以山西商号的名字命名的“地庄子”，山西商人不断地从蒙古贵族的手里买地，顽强地北上、西进，于是才有了广昌隆、广义隆这样的地庄子，随之也才有了走西口的拓荒者，有了内地的农耕技术、风俗习惯、方言口语的慢慢渗透和相互交融。历史这两个字，真不知湮没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实。因为有这一层切身的感受，才愈发觉出《茶道青红》的难能可贵!

责任编辑陈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