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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牛

2009-07-13王本道

鸭绿江 2009年5期

王本道,1947年生于哈尔滨市,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大连长青岛插队“知青”。1972年返城,先在营口师专任教几年,后调入党政机关工作。曾任营口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盘锦市政府秘书长,盘锦市委常委秘书长,正市级调研员。长期从事散文写作,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散文选刊》《随笔》《美文》等报刊。获全国冰心散文奖,辽宁文学奖。出版散文专著《芳草青青》《心灵的憩园》《感悟苍茫》《云水情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盘锦市作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作家。

有生之年,曾经历过三年左右的“知青”生活。每当忆及那段既苦涩又满怀憧憬的日日夜夜,无比惬意的田园风光及充盈其间的诗情画意之中,总是离不开牛的。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末,中国广大农村依旧延续着漫长的农耕文明,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惟一能够依靠的“动力”就是牛了。因此,尽管当时实行的是全国大一统的人民公社建制,但牛是格外受尊崇的。我所在的生产队,近百米长的牲口棚中,除两匹马,三头驴,其余是二十头牛。为了侍弄好这些农耕之中的“动力”,生产队指派最有经验的老农做饲养员,每天吃住在饲养棚里,负责温水、打料、适时添料,得到的是最高的工分报酬。清明过后,是辽南山区的春播时节,这时候人和牛都是最累的。生产队每到春播时,一般是以牛为核心,编成若干小组,每组四个人,一个是牛把式负责着犁,一个捻种,一个滤粪,一个扶拉耙合拢。四人当中,捻种和扶拉耙的一般由年轻姑娘来做。每天,天刚蒙蒙亮,各春播小组便到各自分工的地段开始播种了。每组的四个人虽有各自的分工,但干的却是一个十分严密的系统工程:牛把式着犁铧开垄沟,捻种姑娘随即撒种,滤粪的接着把粪撒到种子上,后面的拉耙立刻跟上将种子和粪土合拢。因那拉耙是用一根绳子系到犁上的,犁到哪里,种子和粪必须到哪里,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脱钩,全盘就要停工。我虽体弱,但毕竟年轻,也被分派做滤粪的活。第一天播种是在一座山坡的梯田上,由下向上仰望,层层梯田之上,四人组成的一个个播种小组,一簇簇一重重散落在广阔的田间,错落有致。扶犁的手持长鞭,捻种的挥洒自如,滤粪、合拢的紧跟其后,加上周遭田野之中春风拂面,嫩柳舒黄,黑翅膀白肚皮的小燕子不时呢喃往来穿梭,那秀美祥和的春播景象真是丹青妙笔都难以描绘。但几垄地种过之后,我的双腿就如灌了铅似的举步维艰了,汗水也自头上开始,流遍全身。再看那牛,每到地头不用吆喝便温顺地调转头来,稳健地迈上另一条垄,白亮亮的铁犁头吃进垄内,冲浪般地把黑土齐刷刷分往两侧,等待着下面的几道工序。渐渐地我那两条腿实在跟不上牛的四条腿了,于是干脆把粪筐一扔,躺在地上直喘粗气。急得后面扶拉耙的姑娘举起耙子高喊:“老牛快停停吧!我们是在种卫生田了(不上粪的田)……”

大田封过垄之后,牛也有闲。为了节省草料,队里安排我去放牛。这倒是个闲差,村东有条小河,河边是柳林,柳林下的荒滩长满野草,多是茅草,其中点缀着紫花的地丁,黄花的蒲公英,白花的车轱辘菜。牛吃百草,到了地方撒手放开绳子,牛自然自己去低头啃草了,不用管它也不会去啃庄稼的。我便躺在草蔓之中,仰望蓝天白云,想着朦朦胧胧的心事。想不出什么头绪,就又去看牛。其实牛们也不时地望我。有时我因为去追逐一只野兔或是山鸡,遍野疯跑时,牛便哞哞叫两声,似乎在提醒我不要忘记了它们。牛是人最亲近的伙伴,虽然它生得健壮,但却总是小鸟依人似的与人作情感的沟通。有年冬天,青年点里同屋的三个男同学中,一个调到公社去帮闲,另一个三天两头往家里跑,那时的烧柴又紧缺,为了省下烧柴给女同学烧炕,我索性借住到了生产队的饲养棚里。老饲养员见我不嫌弃饲养棚又脏又臭,很高兴地接纳了我。那饲养棚的火炕连着灶台,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烧火温料,夜里躺在最炕梢也烫得我难以入睡,于是就陪着饲养员大爷一起,看他怎样侍弄那些精灵。冬季虽喂料较少,但草总是拌得均均匀匀,滋滋润润,并适当加些磨碎的黑豆、麸皮。每次起来看那些牛,都见它们吃得很香,咕吱咕吱地咀嚼,并不时去舔沾在槽边的豆瓣和麸皮,时而伸长舌头在嘴的四周反复刷着,刷掉沾上的草屑料屑。吃饱后就悠闲地倒沫了。看着它们那一副副恬静可人的样子,我常抚摸一下它们的头和背,牛也善意地摇摇尾巴,很有节奏。饲养员大爷告诉我,这些牛,根据它们的长相和习性,都是有名字的,“黄犍”、“红(牛亡)”、“缎面”、“楞头”等等,有只小牛犊,自生下来就显得俊俏乖巧,大家干脆就叫它“美妞”。

千百年来,牛在中国社会牵引着农家的岁月,沉重又迟缓地衍进着,在繁重的农事生活中,牛确立了自己恒久的位置,也造就了自己美好的形象。“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我国自然经济时代,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境地,牛也成了农人的家庭成员之一。正由于这样,我国历史上,对牛的颂扬入诗入画不计其数。南北朝诗人李纲在《病牛》诗中写道:“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歌颂了牛精神的高尚。五代时期诗人彦仁郁有诗云:“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写出了千百年来牛与农人共同走过的艰辛历程。历代的丹青妙笔也把牛的形象描绘得见仁见智,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卷》自不必说,近代的齐白石、李可染、潘天寿等大家,笔下的牛无不具有人性的温暖,连一生画马无数的徐悲鸿也时而画牛自况。据史学家考证,我国对牛的驯化至少有七千多年的历史,数千年来,由于在牛与人的同甘共苦之中,寄托着人生美好安定的生活向往,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是严禁宰杀耕牛的。如唐、宋、五代诸朝的法律都规定,不管牛是否老弱病残,都在禁杀之列,只有自然死亡的方可开剥货卖或自食。对于偷宰耕牛者,最高可判死罪。

纵古观今,牛是人类的好朋友,是牛拉动着犁铧犁出了灿烂的农耕文化,牛以自己的坚忍勤劳与农民一起度过几千年苦难的时日。随着起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几亿农民相继脱贫致富,村庄已经不是传统的村庄,村民也早已不是地道的农民。务工、经商、运输建筑渐渐成为他们的主业,大多数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继之,牛也逐渐从原野中淡出,新一代农民已经渐渐淡化了对牛的感情。劳苦功高的牛啊,你将何去何从呢?这些年曾走南闯北去过许多地方,诸多造型奇特的牛的雕塑也让我怦然心动:颐和园的铜牛、济南的“天下第一牛”、深圳的“拓荒牛”、香港九龙的“石牛”乃至美国华尔街的铜牛,尽管模样栩栩如生,却惟独缺少生气与灵气。难道我们的先人数千年来对牛的崇高精神的颂扬,所释放出的聪颖灵慧的光芒只能永远定格在诗意和精美的雕塑之中了吗?

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现实是,与农耕文明相比,在工业文明的时空观念之下,我们的生活已经与大自然深深地隔阂了。但是,面对着东风拂煦,万物复苏的春天的原野,我突发奇想:既然城里人养了那么多猫啊狗啊的做为宠物,那么富裕起来的农民何不把牛也做为宠物来养!若真的这样,田野里又有了牛,农村的风景画又恢复成了风俗画,牛那憨声憨气的呼唤又将给人带来亲切和温馨,我们的乡村也将重新布满古典浪漫的诗意了。

责任编辑 牛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