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民

自称“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

看了这个“雷人”的观点，我不禁浮想联翩。首先，我不同意有人说经济学家是在说胡话、傻话、天真话。我只能说，茅先生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说话和办事怎么能够分得清楚呢？

比如，廉租房不设厕所的创意，似乎是在为穷人办事了，可是，茅先生显然没有与时俱进，因为，现在的穷人其实已经不是过去的穷人了，他们可以把卧室压缩到仅仅搁下一张床，但是，一定要留出卫生间，不仅要有抽水马桶，而且，要有淋浴。因为，现代生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厨房和茅房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必需设施了。茅先生为了能够让廉租房真正物归其主，异想天开地要把卫生间排除在规划之外，实在是匪夷所思。我们只能说，茅先生是急不择言，是被富人的无孔不入的趋利天性给气昏头了。

不要说住宅不设厕所挡不住富人的脚步，就是能够挡住，我们也不应该以牺牲穷人的“如厕权”而人为设置障碍。我们只要在管理制度、监督机制上有所作为，就可以保护好穷人的利益，不让富人染指。我对于公共厕所深恶痛绝四十多年，我是43岁才享受到卫生间的方便的。现在回头看，以前的所谓人的尊严，在“上茅房”这件事上，简直是被损失殆尽。如果现在因为经济问题必须把我的房子的面积减少一半，我将减少一间客厅、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如果减少三分之二，我将再减去一间卧室；如果还要减少到四分之三，我将再减少一间卧室。这样吧，如果只能让我留20平方米，我将留下厨房和茅房（文明的说法是卫生间，更文明的说法是洗手间），没地方睡觉可以席地而卧。没有卫生间，我却不能随地而撒。因此，卫生间之用，大矣。

不是说公共厕所就不能使用，而是说，管理得再好的公共厕所，也没有自己的卫生间方便。我居住的小区本来是有公共厕所的，可是，因为疏于管理，最后不得不关闭了，拿砖头封门了。路边的公共厕所倒是干净了，可是，撒一泡尿就要3毛钱，这尿也太值钱了。而且，我们总不能跑上300米去撒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