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光潜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环境保护，不仅有相当于今天环保局的官方机构，而且还有一系列的环保措施，有地方规约，也有国家法令。最重要的是古人有强烈的环保意识。

传说从五帝时起，国家就设置了虞、衡机构。虞、衡就是专门负责环保工作的。据史料记载，舜帝时代，为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由舜任命九官二十二人，其中之一便是虞官伯益。他负责治理山泽，管理草木。“相当于”今天的环保局长。这人很了不起，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还喜欢狩猎，喜欢与鸟兽打交道，谙熟鸟语兽习，把“驯养鸟兽”作为业余爱好。到了大禹时代，伯益又协助大禹治水、熟化土地、开垦种植、掘井施民等。南方的水稻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面积地种植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山海经》，有许多素材都源自伯益当年的“日记”，即跟随大禹治水的经历。

衡是虞的下设单位，它的工作比较具体，有川衡、林衡等。顾名思义，林衡负责巡视山林，植树造林，调拨护林人员和相关物资，还负责实施对相关人员的奖罚。川衡主要整治江河湖泊，保持水系畅通，既要抗旱，又要排涝。林衡和川衡在虞的领导和协调下，还要进行一些合作，譬如养山涵水、导流山洪等。

到了唐代，虞衡的职责范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兼管一些相邻的事宜。《旧唐书》里记载，虞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猎捕渔猎，必以其时。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弋猎采捕。殿中、太仆所闲厩马，两都皆五百里内供其刍蒿。其关内、陇右、西使、南使诸牧监马牛驼羊，皆贮蒿及茭草。其柴炭木橦进内及供百官蕃客，并于农隙纳之。”用今天的话来讲，它有五项职责：一是负责京城的绿化；二是掌管与落实山泽政令；三是管理园林，包括宫苑；四是负责与山泽有关的物资供应；五是督促与监管公私狩猎。这五条当中，多与今天的环保有关。

中国古代环保法令多以礼、律、禁令、诏令等形式下达。其中诏令毫无疑问是国家法律，不得违抗；礼多是民间的约束或者叫规约；律和禁令可能是地方政府颁布的，也可能是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

“春三月，山林不登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以成鱼鳖之长。”据说此禁令产生于大禹时代，最迟也在先秦。这和今天实施的季节性封山育林、江河禁捕如出一辙。《礼记》里的规定就更加具体，什么时候可以伐木，什么时候可以捕鱼，什么时候可以网鸟，什么时候可以逮兽……件件桩桩说得清清楚楚。不仅定性，而且量化；不仅制约黎民百姓，皇家也不例外，违者必究。如《礼记·曲礼》中记载：“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卵者。”即国君春天打猎，不能采取合围的方式；大夫不能整群大批地猎取鸟兽；士子不得捕猎幼兽或捡拾鸟蛋。这些措施显然是为了防止人类将鸟兽赶尽杀绝。

《礼记·王制》对一年四季每个月份都有具体的规定，带有强制性。它规定，正月獭祭鱼以后，方可由取得捕鱼资格的虞人统一下河捕捞；八月鸠化为鹰之后，方可张网捕鸟；九月豺祭兽之后，才能狩猎；草木凋零之后，方可砍伐；昆虫蛰伏之后，方可烧草禾肥田……不许猎杀幼兽，不许攫取鸟蛋，不许残害有孕在身的鸟兽，不许伤害未成年的鸟兽，不许捣碎卵巢等等。今人读之，岂不羞愧？

这些规定，并非哪一朝代所有，而是各朝各代都以国家的法律形式诏令天下，如秦代的《秦律·田律》、宋代的《宋大诏令集》等。

《荀子·王制》更是将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的先进理念，如“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中国古人环保意识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古人崇尚自然，自给已足，不轻易杀生；二是国家颁发律令，主导环保，促进了民间的环保习惯。尽管历朝历代都有破坏环境的事件发生，但毕竟是少数，而且多为上层社会乃至皇家的贪婪所致。如中唐时期曾经发生过滥捕狂猎珍禽的事件，原因是韦后和安乐公主喜欢用珍禽毛羽作裙子等，其他人一应效法，导致山野珍禽几乎殆尽。北宋仁宗景佑年间，全国各处的鹿遭到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原因是达官贵人喜欢以鹿胎为冠……但这与后来人类猎杀大象、藏羚羊等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