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和勇

从文化发展学的角度看，区域海洋文化都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演进历程，并在其独特的发展轨迹中逐渐形成特点。了解浙江海洋文化的发展轨迹，无疑将有助于从历史坐标角度清晰认识其特点及发展历程。

根据现有的浙江海洋文化资料，我们把远古到战国定为浙江海洋文化的初创时期，此时期浙江境内已有了一定规模的造船和海洋航行。7000-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浙江先民已经能制造和利用舟楫，并根据在河流、湖泊中积累的水面航行经验，开始了海上航行。已发现的距今约4000-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的船浆很多，如在杭州水田畈遗址中出土了4支船浆，其浆叶宽达26厘米，其迎水面大，推力也大，有人推断此时应有了筏和大型的独木舟，这表明了船舶制造水平有了一定发展。

《周书》中有“成王时，于越献舟”的记载，可见当时已能造较为精致的船。春秋时期的越国设有专管造船的官署，已能较大规模地建造戈船、楼船等战船。而此时期浙江较高的造船技术和较大的造船规模，已初步显示出浙江海洋文化长于制造特点的端倪，并为今后浙江海洋文化的发展和特点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秦汉至隋唐为浙江海洋文化发展的初盛期。此时期浙江造船、航海等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得到提升，对外贸易、海洋捕捞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总的看，此时期浙江海洋文化发展的初盛状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随着明州、温州大量建造海船，浙江已成为全国造船业发达地区之一。二是公元8世纪初，浙江开辟了从明州出发横渡东海直达日本的最便捷的南线航路，从此浙江明州成为中国十分重要的港口；三是与朝鲜、日本等国进行贸易的港口增加；四是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浅海滩涂渔业；五是唐代浙江已开始兴筑海塘御潮捍田，开始形成具有特点的浙江海塘文化。

宋元两代是浙江海洋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杭州成为南宋一代的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此时期浙江的海洋文化全面发展，并在许多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或中心地位，达到鼎盛，主要表现在：此时浙江的造船技术先进，居全国领先水平，并成为全国的造船中心：海洋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展，同占城（越南）、暹罗（泰国）、三佛齐（印尼）、麻逸（菲律宾）乃至印度和阿拉伯国家都有丝绸等物品的交换贸易，同时，浙江此时的民间海洋贸易也已十分活跃；北宋始在浙江杭州设市舶司，管理海外通商贸易事务；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重视商贸，形成了具有一定体系性的海洋商贸文化思想；航海、筑塘等物质性海洋文化继续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出现了较大的船网工具，海洋渔业生产方式从涂面采捕逐渐发展到近海捕捞，渔业产量得到大幅提高；产生了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海洋文艺作品。

明初，浙江仍然是官营造船的重要基地之一，几乎每年都向浙江下达造船任务，为漕运和防倭等军事需要打造了许多船舶，特别是为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作出了一定贡献。此时期浙江修筑海塘也更为普遍，同时人们对海洋性生活有了更真切的了解，民间性的海洋审美文艺作品也渐趋普及化。

但是，明清两代较长时期厉行海禁，严重阻碍了浙江造船、航海、海洋捕捞及海洋贸易的发展。这种状况直至清康熙23年（公元1684年）开禁后，才有了改变。浙江与南洋贸易虽有了大幅增加，但却随着广州、泉州等港口作用的日趋突出，以及后来上海港的崛起，宁波、温州等地港口的作用和地位日渐削弱。而造船业又因木材资源逐趋枯竭等原因，难以恢复以前的重要地位。只有海洋渔业因发展近海捕捞和张网、流、钓作业，渔业技术日臻完善，海洋渔业捕获量有了较大增加。

虽然海禁对浙江海洋产业有所影响，但浙江海洋文化精神不会衰亡，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产生新的呈现。明清两代抗击倭寇侵扰，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故事，为浙江海洋文化新添了浓重的一笔。尤其是鸦片战争期间舟山定海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英勇抗击英军入侵，更是浙江海洋文化中光辉的一页。这些无疑与浙江海洋文化中的团队性精神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总之，浙江海洋文化特点，是浙江独特海洋自然条件和人文传统对海洋文化创造综合影响的反映，显示了浙江滨海人群的海洋文化创造个性，体现了浙江海洋文化的地域特色，它已深深地融入浙江文化精神之中，成为影响浙江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