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作晶 吴 瑕

摘要宋词是继唐诗之后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另一朵奇葩。从其生成之始,似乎与诗就有着明确的分工,“诗言志、词缘情”。词是“小歌词”,“别是一家”等词论接踵而至。然,随着其发生发展,片面地强调并身体力行地去实施这些词论,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看,显然是不着调的。本文试从世界、作者、作品、读者等四个角度来探析这个问题。

关键词言志缘情世界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290-02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作为中国早期的文论,它清晰地点明了诗的功能及其发展方向。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历来重视诗的教育作用,言志的诗必须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的力量。①从文体的历史发生发展状态来看,每个时期都有它独特的文学样式,先秦的楚辞,汉代的乐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体四言、五言诗。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接受的需要,相继又出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不同的体裁。文化的传承性使得这些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串在一起,进而丰富它们的思想内容。不同的文体之间是独立的,又是联系的。毋庸置疑,词“别是一家”有它一定的作用。宋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确立并逐渐巩固,它功不可没。就宋词的词体形式而,这无疑是可行的。不过,若硬是把它放在内容上,这串项链的美感就会大大削弱。

世界是文学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主要是指文学活动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或社会现实。②实践主体可以通过物质的活动把自己的生命和本质力量贯注到对象里去,客体也可以通过主体人的活动把它的规定性和规律性的因素注人到主体之中。③主、客体的双重互动在文学活动中影响着作者。中国历来有“观物取象”的说法。作者进行创作,源于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观察、领悟,有感而发。离开这个源头,文学创作就成为一潭死水。自然和社会在影响作者的过程中,注入它的诸多因素。天地风雷、日月星辰、花鸟虫鱼、人间百态等等,影响作者的主观感受是不尽相同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浣溪沙》),悼惜春残、感伤年华,尽显太平盛世、官运亨通之闲愁。“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王安石·《桂枝香》),六朝的繁华壮丽不禁勾起词人的借古讽今。“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江城子》),展现的是词人为国效力的宏大志向。“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飞·《满江红》),词人登高望远见景生发收复中原大好河山的不可动摇的意志。清代叶燮在《原诗》中说:“文章者,所心表天地万物之情状。”,如上是也。

作者通过创作文学作品以表达他的感受、并试图以此唤起读者相应的感受。④在此意义层面上,宋词的思想内容与词人的人生境遇、才情秉性和生活阅历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的一生写照。在政治上,他主张废除旧制,为守旧派所阻挠,没有显著成就。尽管其留世词作不多,但都是结合自身的经历写成,故也颇具特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渔家傲》),这首词是词人在西北戍守边关时所作,其间交织着为将者守边御敌的英雄气概和战士思乡念家的愁绪。相比范仲淹,晏殊的仕途较为坦荡。一路高升,使得他的词作思想内容较为平淡、泛味。“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晏殊·《破阵子》),采桑少女斗草恬静的生活,使人联想到北宋的繁华和惬意。不想百年之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北宋君臣的安逸招致了“靖康耻,犹未雪”。南渡之后的宋朝词人,大多经历了亡国之痛。“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始终主张收复中原,却在仕途上不断受到当权派的排斥和打击。多磨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词充满了“气吞残虏”的雄心壮志。“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胡未灭,鬂先秋”、“贪啸敖,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等等,虽感慨不平,但为国捐躯的志向显现在其字里行间。南宋另一位著名的爱国词人辛弃疾其人生境遇与陆游大体相似,早年参加抗金起义军,后历任湖北、湖南、江西安抚使,中年闲居,晚年被重新起用等等。即便屡遭挫折,然其词风越显豪放,是继苏轼之后,又一位著名的豪放派词人。“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声秋点兵。”(辛弃疾·《破阵子》),全词既有金戈铁马的远大志向,又有壮志难酬的悲愤情怀。

就文学作品是用来表达作者的内心世界来讲,以唐诗为例,诗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要求其诗除了表达个人志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外,人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情感体验也应当蕴含在其中。这也就决定了,当人们想去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心象物化出来东西也应当是丰富多彩的,马革裹尸的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离情别绪的有“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夜雨寄北》)等等。也就是说,诗不一定只言志,同时也会涉及到情感,《诗经》、楚辞、汉乐府等诗歌以其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多样性而受到读者的欢迎。同理,词不是非得固定在情感的表达层面上,它也可以言志。机械地把词限制在表达词人主观情感的层面上,只会适得其反,让人读起来枯燥、泛味,如饮白开水。从宋词的词派风格来看,有“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别是一家”以“词为艳科”、“小道”、“小技”的婉约派;有“以诗入词”把词家“缘情”与诗人“言志”两者很好结合起来的豪放派等。“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雨霖铃》),讲的是长亭送别之离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李清照·《声声慢》),写的是南渡国亡家破之痛;“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念奴娇》),道的是阔达胸襟、远大抱负;“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辛弃疾·《永遇乐》),诉的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是希望与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或事物之间产生思想与情感上的共鸣的,从而得到自我的超越和人格的提升。⑤唐孔颖达的《毛诗序正义》中指出,“志”与“情”是一个东西,“言志”与“缘情”并无本质的区别。这种对立的理论主张之所以在文学批评史上出现,其实质则是要求诗歌发挥不同的教育作用,是不同的政治思想要求在文学理论上的反映。⑥可见,“言志”和“缘情”的对立,实质上是政治统治的需要。根据时代和政治需要的不同,二者的创造和接受是各有偏重的。

唐末五代,许多小朝廷积贫积弱,统治者有的宠爱伶官,有的宠幸“花间”词人。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词开始慢慢地发展起来,它所取到的作用此时只是腐化人的心志。作为读者来说,这个时期的词应当担起的是“言志”的责任,而不是“缘情”,然事实却恰恰相反。众所周知,“小道”、“小技”、“艳科”是词形成初期的本质特征。词的第一大功能就是表达人从社会环境中体验到的各种情感。词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单一地被当作抒情的工具。“花间”词人,像冯延巳、温庭筠等人从来都是以写思妇、闺怨见长。

整个宋政权的建立,从兴起到亡国,实际上都是不稳定的。尤其在边患问题上,宋政权虽吸取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政权的历史教训,但强干弱支的作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亡国的根本。这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软弱的王朝。北宋词坛初期还是沿袭着唐末的“花间”词气。此时的词坛几乎是弥漫着浓词艳句的气息,或写离别之苦,或道思妇闺怨。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下,有志文人以“治国平天下”为其道德准则,关心时政和民间疾苦,唤醒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忧患意识显然被提到第一位,成为其创作的首要出发点。苏轼等豪放派词人认为“以诗作词”,才能树立起新的词坛风气。此举,引起了词坛的广泛响应。辛弃疾、张孝祥、韩元吉、陆游、陈亮等南渡文人,大都通过词来写亡国之痛,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讽刺宋朝统治者的苟且偷安,统治者无所作为等等。宋朝的爱国词人在词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和探讨出如何“言志”的经验,开创出宋朝词文学的一个新局面。其中以辛弃疾最为典型,其词气豪放,一扫“花间”之儿女情长,改为抒写亡国之恨、壮志未酬等。他的词大多与时事紧密相连,读起来令人振奋、发人深省。

有人把词表达情感的功效作为填词的基本准则,就像写诗必须遵守“诗言志”的规矩一样。这是有碍词学发展的。苏轼、辛弃疾等正是看到词不单是表达情感,还应当言志,甚至于其言志的功效在宋代超过了诗。所以,他们在创作实践中敢于打破常规、乐于探索。对于词的创作,他们遵循的是实际的需要,而不是某些或者一群人的理论。结合整个宋代的历史大背景来讲,“词是小歌词”的离情别绪、闺妇思怨、伤春惜时显然就没有“以诗入词”的抵抗外敌、收复中原、亡国之痛、壮志难酬格调高远了。

综上所述,宋词的“缘情”和“言志”,在不同的时期,是各有偏重的。在其形成发展初期,由于沿袭了唐末五代“花间”词人“词为艳科”的风气,出现“缘情”为主的局面。鉴于劝诫统治者、警醒世人的需要,众多有志文人又引诗入词,经过不断地探索、革新,才有了宋词的“言志”时代。在此二者的基础之上,宋代的词人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形成了词学的两大流派,开创了词学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繁华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