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毅强

邓小平(1904-1997)一生几乎不作诗，晚年在视察上海杨浦大桥时曾吟出诗句：“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200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上海市委联合摄制，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承担拍摄的5集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与上海》)关于这两句诗，还流传另外一个版本，即“喜看今日路，胜读十年书”。(2004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小平您好》大型文献纪录片)究竟是“百年”还是“十年”?我们不妨对邓小平作诗的由来、内涵等作些分析，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邓小平吟诗的由来

邓小平一生题字不多，但在1991-1993年间，先后为上海南浦大桥、杨浦大桥题写了桥名。据这两座大桥建造总指挥朱志豪回忆，在邓小平的晚年生活中，曾三次亲临这两座大桥视察。第一次是1991年2月18日上午10时左右，在南浦大桥即将合龙之际，邓小平来到南浦大桥。在浮码头现场，朱志豪向邓小平汇报了南浦大桥工程概况、造价、资金来源以及开工后的建设情况。因为工程尚在建设中，邓小平没有就具体问题发表意见，但依然可从中看到他对黄浦江上造大桥的关注。第二次是1992年2月8日，农历壬申年春节声声爆竹的余音还未在空中消散，邓小平又一次来到南浦大桥。此时，大桥已全面通车82天。当天上午10时左右，邓小平乘坐的面包车停在大桥中间。在时任市委书记吴邦国的陪同下，他下车来到桥上。朱志豪向邓小平介绍说：“您现在站在南浦大桥的中间，距地面高度58米。您给大桥的题字，已镶在主桥的桥梁上，每个字14平方米。”邓小平抬头看了一下，敏捷地问：“这座大桥是不是世界最大的斜拉桥啊?”朱志豪回答说：“不是第一，是世界第三。第一在加拿大，跨度是465米；第二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跨度是457米；我们是423米，是老三。”邓小平听了，高兴地点点头说：“南浦大桥具有国际水平，真伟大。”朱志豪又汇报说：“1991年5月开工的杨浦大桥主跨602米，是目前世界上最长跨度的斜拉桥。”邓小平听了，露出微笑。此时杨尚昆走过来，邓小平指着大桥横梁上的南浦大桥四个大字，风趣地对杨尚昆和周围的人说：“看来我为大桥题的字，没有给大家丢丑。”一句话引起众人欢快的笑声。随后，邓小平来到正在建设中的杨浦大桥工地，工人们热烈鼓掌，欢迎老人家来视察。邓小平听取汇报后，观看了大桥的模型，他再三勉励建设者要精心施工，坚持质量第一，把这座世界上同类型桥梁中最大的桥建设好。第三次是1993年12月13日下午，上海寒风细雨，风力达6级，气温骤降至零摄氏度左右。下午2时左右，邓小平来到杨浦大桥，身披雨衣的朱志豪在大桥中央等候。他对首先下车的吴邦国说：“外面雨很大，让我上车向小平同志汇报吧。”但邓小平坚持要在杨浦大桥上走一走，实地看一看。他从车上下来，朱志豪陪老人家走了30多米后说：“您给杨浦大桥的题字已镶在大桥的两座主塔上，每个字大小也是14平方米。”此时邓小平往回走，朱志豪汇报说：“您现在站的桥面离开江面有62米，杨浦大桥比南浦大桥要高。杨浦大桥建设花了两年零五个半月，但杨浦大桥的规模要比南浦大桥大43％，工期反而缩短了，投资节约了1670万元，质量比南浦大桥还要好。杨浦大桥是当今世界上同类型的斜拉桥第一。”此时，接近90高龄的邓小平十分激动，紧握朱志豪的手，赞扬说：“感谢造桥的工程技术干部，感谢广大造桥职工，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我向上海工人致敬。”风雨之中，邓小平兴致甚浓，他站在大桥上居高临下眺望浦东新区建设景象，嘱咐陪同的上海市有关领导：“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邓小平情系上海两座大桥——访南浦、洋浦大桥建设总指挥朱志豪》，《大江南北》，2004年7月刊)

对于1993年12月13日邓小平视察杨浦大桥，邓小平的长女邓林记忆清晰：“那天风特别大，天也比较冷，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去看一看，看了以后，在那个地方他很兴奋。说老实话，这个现代化，我父亲也只是脑子里到日本啊，到美国去看看。但是我们自己盖出来这个桥，而且这么漂亮，他还是很感慨。看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成效，邓小平的心情难以自己，他即兴吟诵了一生中惟一所作的两句诗：‘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这个说法得到有关权威部门的肯定，见2004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P1367)。

“百年书”是什么

邓小平吟诗是在1993年底，诗中“百年书”究竟指什么?我们重新回顾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同年党的十四大召开，答案就会清楚。

1989年我国出现了“六四”政治风波，1991年苏联东欧发生了“多米诺骨牌”的政治剧变，我国的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究竟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模式?这是关系到中国改革能否成功的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其实，中国改革的启动就是对“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固化思维的否定。改革进程中，对改革的目标模式先后提出过五种构想。(1)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4)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i992年初，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拍板：“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10月，在邓小平南巡谈话直接影响下的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郑重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表明，从1848年马克思写下《共产党宣言》开始，经过马克思主义诞生百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中国社会主义数十年的曲折实践和改革开放十几年的惶惑与争论，中国共产党终于彻底摆脱了计划与市场属于社会根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一种全新的目标模式，教科书没有记载，经典作家没有论述，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诞生百年以来人们思考的“禁区”。

邓小平的一生，见证了上海这座“东方明珠”的“百年”发展史。1920年9月6日，年仅16岁的邓希贤(即邓小平)和82名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的川东子弟，沿着出川的水道乘船第一次来到上海。走出“壶中天地”，眼前是一片从未见过的十里洋场。从当年拍摄留下的影片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东方都市，在那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西方殖民者眼里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邓希贤一行在上海短暂逗留以后，踏上了留学异国追求救国之路的茫茫航程。从此，邓小平时

刻关注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命运：从早年到晚年，从黄浦江畔登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到率军南下、将胜利的旗帜插遍浦江两岸；从新中国的早期建设到金山、宝钢的崛起；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再到浦东开发建设。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上海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对外开放方面拥有的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才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历史积淀的与国际交往的联系和经验等等。这些，都预示上海有着迅速发展的内在潜质，有着重塑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之形象的先天条件。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特别关注了浦东的开发开放。他说：上海的浦东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浦东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所以是全国的事。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邓小平特地嘱咐和要求当时的总理李鹏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见《求是》杂志2004年第16期李鹏的回忆文章)在邓小平的关怀下，522平方公里的浦东新区从昔日一片陋舍农田，发展成海外跨国公司竟相投资的热土，近万家合资企业在这里接连诞生，“东方明珠”等一批批现代化大厦在这里崛起，一个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正在悄然形成。浦东新区作为上海发展的新“地标”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正在续写着马克思主义这部“百年书”的时代新华章。

“今日路”是什么

人们常说，诗言志。据邓小平小女儿毛毛(邓榕)事后回忆，在杨浦大桥，这位平常没有诗意的老人情不自禁地说：“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女儿曾好奇地问：“爸爸从来不作诗，今天怎么诗兴大发?”历经了近一个世纪人生惊涛骇浪的老人回答说：“这不是诗，是我内心的话。”或许，他在一条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上，看到了自己倾心谱写的无韵诗篇，才说出了自己内心的话。其实，这是邓小平生平最后一次在媒体上公开露面。

那么，邓小平心中的“今日路”是什么?

鲁迅说过，“世界上本无路，只是人走多了才成为路。”

邓小平作为一个世纪伟人，他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见证了中华民族是如何走过20世纪的。20世纪的中国应该走什么路?1911年辛亥革命后，三种不同建国方案较量：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建立法西斯独裁政府，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一些中间派别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如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亲手创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抗战胜利前后民主党派要求建立的英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等。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经过反复权衡，中国的老百姓最终选择了第三种方案，也就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是波澜壮阔、风雷激荡的百年，是殖民主义体系全面崩溃、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风起云涌的百年，是社会主义诞生、发展并经历曲折斗争的百年，是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百年。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东方大国，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谱写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篇章。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使我们党和老百姓懂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不解放思想搞不成社会主义，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搞不成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的改革开放是20世纪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我们的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综合国力增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这30年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年到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世界银行的一位专家评价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邓小平吟诗后的第四个年头，同样也是冬天，1997年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在北京301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情越来越重。据邓小平的医疗护理人员黄琳回忆，那些日子，邓小平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黄琳觉得他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可是最后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只是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究竟邓小平说过什么?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收官篇，《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这篇文章邓小平视之为自己的政治交代。他语重心长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又一个“百年”，这就是一个世纪伟人留给一个伟大民族的最后遗言。邓小平作为一个世纪老人，“百年情结”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中直至最后，这也是他留给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最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藏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