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心工原名沈庆鸿，字叔逵，1870年2月14日生于上海，1896年考入南洋公学师范院，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音乐家、教育家。他创建的“学堂乐歌”开了我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先河，被李叔同称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学堂乐歌”作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端，为中国音乐普及教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范例。自1903年由日本归来后，沈心工在交大附中及附小（当时称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及中学）执教近三十年，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将学堂乐歌深深植入人心。南洋童子军由此成为第一批接受沈心工音乐教育的中国儿童，也成为了在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培养下全方位、高素质的祖国栋梁。

一、南洋童子军之创立

南洋公学是由盛宣怀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他是清末洋务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开办过许多洋务企业，如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及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由于急需培养一批懂得西方科技的人材处理洋务，他上奏朝廷开办了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与南洋公学（交通大学）。而为解决大学生源问题，学校又必须建立配套的中小学，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及小学就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了起来。

附中与附小的建立，其目的是为南洋公学提供优秀生源。这点我们从南洋附小的课程安排上就可以得知，当时学生必修的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图画、体操拳术、英语等九科。其中体操科的训练口令采用英语讲授，一些教材使用英文版本，由此可见当时学校领导对于西学的重视程度。1903年沈心工日本归来后，又增加了唱歌一科。①

世界上最初的童子军（Ｂｏｙ Ｓｃｏｕｔ）是英国爵士贝登堡先生于上世纪初创立的。贝登堡鉴于当时青年道德堕落，体格衰弱，故召集了20名儿童，到英国白浪岛举行露营，试图改变这种现象，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支童子军。从此童子军成为一个国际范围的青少年组织，其目的是通过野外实践活动，在身体、精神和智力上培训青少年。1912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支童子军。1915年，当时的南洋公学（交大）附中及附小相继成立童子军，即上海童子军第九及第十团。②

二、南洋童子军之训练

1915年1月，南洋公学附中附小成立童子军，中学童子军被编为上海中国童子军总会第九团，小学童子军为第十团。那时的学校设置，大多施行军事化管理模式。因为对童子军模式的积极提倡，时任校长的沈心工也常常身着童子军服，与学生一起活动，并曾带领一些优秀童子军，在暑假中去日本旅行，增长见闻。③

当时领导童子军活动的是体育教师沈维帧（字同一），后来担任过上海童子军总司令及附小的校长。他曾带领两名南洋童子军去丹麦参加世界童子军大会，为中国童子军取得了荣誉。他任校长期间又把体育课改为童子军课，学生入校，必须成为童子军。在童子军课上，除训练队列体操外，还教一些如打结、救护、旗语、方位、烹饪、缝纫、架桥、露营等等军事性知识。上海“一·二八”事变时，上海童子军还与当时蔡廷锴的十九路军一同抗击过日本侵略者，在当时留下了一段佳话。④

学校里的生活规定得很呆板，洗澡理发都排有日程，轮流进行。学生不允许带财物入校，需要什么东西向老师说明，批准后由学校代办，所需费用在预交的用品费中扣算。寄信不许封口，要老师检查后代封代寄。后来交大校友张光斗回忆：“当时附小规定须按时起床、早操、上课、睡觉，不许出校门，带的钱必须交给学监代管。记得我有一个铜板，交给学监，他也认真收下。”

童子军的训练，首先由团长教授各队队长，然后由他们分别去教授队员。定每星期二、四晚七时至十时为训练时间，星期二晚教授团中纪要及各种课目。每星期四晚练习体操及为星期六野战进行准备工作。童子军团的野战活动主要是锻炼队员的智力，比如是否机警，觉察力是否灵敏等。同时还锻炼队员的体力，如跋山涉水、窥探敌情、左右进退等身体的协调与敏捷等。⑤

三、南洋童子軍之“军纪”

1903年3月，沈心工回到上海，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担任音乐、体操等课的教员，从此全权负责童子军音乐素质教育工作。也就在那时，他开始编写大量乐歌，并矢志以乐歌教学为中心，直到1927年退休。对此，校友赵宪初在他的回忆文章《南洋公学和南洋模范中学》中谈到“沈心工在小学开办之时就来校。沈担任主事一直到1927年，对这个学校花了很大的心血，做出了出色的成绩。”⑥

沈心工执教附小时教学相当严苛，并因其小学教育成就卓越而成为上海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交大著名校友邹韬奋曾在南洋附小读过书，他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叫《二十年来的经历》，开头第一节就提到他在南洋附小学习时的情况，文中特别提到了沈心工和另外一位老师沈咏癯为学校发展做出的努力。

另一位交大校友周浩泉于1979年写的文章《回忆南洋公学十二年》更是将沈心工当时执教之严厉描写得惟妙惟肖，文中记载，“老师教书极严，大家静听不敢多问，如老师认为无故多问者，即作不敬师长论，轻则斥责，重则记过。最严的老师要算沈叔逵（名庆鸿，即沈心工），他除教唱歌外，还担任每级的修身课。这两门虽不是主要功课，但因他是教务主任，各人的品行分数及升级留级都由他最后决定，故大家不但对修身课要强记强背，就是对唱歌一课也不敢不重视。更因他目光炯炯，非常尖锐，故上课时大家都不敢正视，背地里有的叫他‘阎罗王。他对于顽皮不听教训的学生，常个别传进办公室，按情节轻重，分别采取训斥、立壁角及打手心等处罚方法，因此即使十分倔强的学生见他也极为害怕。”⑦

在1922年的《壬戌丛刊》上，杜定友曾发表过几篇关于南洋童子军的文章，其中着重描写了童子军的日常管理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在校园内面带微笑是校方特意强调的一个内容。文章中提到：“笑能增康健。静默缄口，必增愁思，致妨身体。故一日不笑者，病即随之矣。至于唱歌及各种行乐，皆与笑有同等之功用。童子军既能尝苦行艰，则其行乐，亦当所于他人。无论处于何种境地，何种苦况，亦当开怀行乐，则为事易成矣。”可见微笑与沈心工所教授的唱歌科已经成为了童子军排解压力，抒发训练苦闷的重要工具。⑧

沈心工对小学的“教育惟严政策”是有思想基础的。他不但采用了日本小学教育制度，并结合了当时已经废止的中国私塾教法。他的教育方法也得到了许多老师的配合，其中如教算术的吴叔厘及教物理的顾树森等，均不同程度地遵循了这个方法，体操老师沈同一尤其信奉。抗战时，沈同一接办南洋模范中小学以后，仍一贯奉行这个“教育惟严政策”，一直到解放为止。可以说，这个中学的成绩之所以能被后人奉为模范，与沈心工的教育方法是离不开的。

但除了对学生严厉之外，沈心工还是很爱护学生的。走进南洋附小主事办公室，墙上的一副沈心工手书的对联赫然入目：

唯天生才皆有用

他人爱子亦如余

正如对联中所说，他要求自己和教师们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学生，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成材，这也体现了他的教育思想。此外，他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出外交流、采风、郊游，一路上欢歌笑语，十分热闹。

四、南洋童子军的活动

沈心工不仅是一位小学教育界的先进人物，在南洋公学的各种活动中表现也是异常活跃。在担任附小校长和教授乐歌之外，沈心工还历任南洋公学同学会理事、会长，校庆三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积极参与学校的各种活动中，比如筹建体育馆、学生会集室、养病室，为建学校图书馆积极募捐等等。

沈心工旅日期间日本正是军国主义思想开始蔓延之时，日本中小学教育中充斥着对外扩张的思想，行军操成为当时必学的课程，因此当时日本学校内此类音乐作品非常丰富。沈心工耳濡目染之下，受到了很大影响。1902年，他借创办音乐讲习会的机会，请日本音乐教育家铃木米次郎讲授乐歌，并创作了《体操》歌。这首作品后来改名为《男儿第一志气高》（即《体操－兵操》），不仅是沈心工的处女作，也是最早的一首学堂歌曲。其曲调是以日本儿童歌曲《手戏》为蓝本改编的。

在校庆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童子军操步伐整齐，观者齐声赞叹。学生百余人皆活泼精神、做事敏捷机灵，校庆之日他们热情参与，自觉布置各种反映学习成绩以及书法绘画手工等展品，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童趣盎然。⑨

1925年10月11日，南洋附小举行童子军成立十周年纪念典礼，全天均为童子军操练表演，凌鸿勋（交大校长）、沈心工、李颂唐（上海童子军会会长）等以及各界来宾学生家长两千余人莅临学校参观。10月29日，南洋附小童子军参加全沪童子军联合大露宿共四天，经比赛结果统计，在所进行的三大项、15个小项的竞赛中，南洋附小童子军获得13项甲等，在参赛的11队中，名列前茅。⑩

募捐活动是南洋附小童子军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从童子军创建后，校方就积极鼓励童子军向社会募捐支援政府，如“一·二八”事变中，童子军就曾进行募捐活动，并将捐款用于伤亡人员治疗、抚恤。1935年，当时全国水灾严重，上海童子军总会决定举行全市童子军总动员进行募捐。最终，此次募捐共募得三万五千八百十四余元，为历届童军募捐总动员最高记录，其数已超过历届童军募捐成绩两倍。为此《大公报》以《不辞劳苦为灾民请命》为题，特地撰文歌颂了上海童子军的光辉事迹。南洋附小童子军在此次募捐中表现积极，国民政府特地制作了锦旗一面以资鼓励，并对募捐中的佼佼者发放了奖品。对于南洋附小童子军的优异表现，宋庆龄还亲自前往慰问，并合影留念。{11}

除了募捐，义演也是南洋童子军的一大特色。在沈心工任职附小校长期间，他多次组织童子军排练话剧。1917年，上海学生联合会举行游艺大会，为八省旱灾急赈筹款，各校均有节目参演，本校学生担任军乐及科学游戏。附小的童子军表演了沈心工的著名短剧《雪玫瑰》，最后在观众的热烈要求下连演三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许。{12}

“五四”運动期间，沈心工先生还创作了话剧《忠勇之童子》，支援了“五四”运动。在附小20周年纪念会上，童子军演剧四场，内容中西结合、雅俗共赏、发人深省，表演者演技精湛，在观众间引起了极大反响。后来每逢节日，只要条件允许，沈心工就会组织学生进行演剧比赛，充分发挥他们的创意及热情。{13}

五、人才辈出的南洋童子军

德智体美的全面培养，使南洋童子军中人才辈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日后都以在童子军时期所学为人生准则，严于律己，一丝不苟。他们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富强、崛起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乃至生命。如在五卅运动中牺牲的陈虞钦，他在1924年由附小毕业升入附中，在校期间曾任学校童子军总队长，还当过乐队号手，牺牲时年仅15岁。

另外，还有很多童子军的毕业生，将他们所学带到了日后的工作以及生活中，如著名的政论家、出版家邹韬奋。童子军时期的艰苦经历和系统培养使他拥有了坚强的意志及高超的素质。邹韬奋一生致力于社会进步，将一切精力奉献给了中国民主发展。周恩来曾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还有现在仍然在世的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工程教育家张光斗先生，密云水库、丹江口水利枢纽、葛洲坝工程等建设中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创新。他任教期间严于律己，教书育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水利、水电建设科技人才。这一切都离不开童子军教育的启蒙。

此外，还有数学家吴文俊之父吴福同，他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我国第一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现代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外交家徐谟。他们无一不是中国社会的栋梁之才，然而他们取得的成就却都离不开在南洋童子军时代打下的良好基础。

自1915年南洋童子军创立，至1927年沈心工离开交大的数十年间，沈心工的“学堂乐歌”以及他的关爱培养，一直留存于每一个童子军毕业生心中。张光斗回忆他在交大附小上学的几年，“思想上增强了爱国主义，言行上诚实正直，有道德，对人和蔼；在学习上认真细心，一丝不苟，努力用功；在生活上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研究考证沈心工与南洋童子军的深厚渊源，不仅是对交大百年历史的尊重，更有助于当今青年学子思古怀今，重新学习南洋时期交大前辈那种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南洋童子军所提倡的这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模式，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强的前瞻性，而且对于今天我们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发展也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①《上海交通大学记事1896—2005》（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第33页

②{13}《交通大学上海学校附属高等小学二十周年纪念册》，1921年

③⑤杜定友《本校童子军》，《南洋学报》第四卷第一号，1921年1月出版

④《上海交通大学记事1896—2005》（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第148页

⑥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⑦周浩泉《回忆南洋公学十二年》，《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1985年5月第一版

⑧杜定友《体育——童子军卫生业谈》，《壬戌丛刊》，1922年，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二十周年纪念日发行

⑨《上海交通大学记事1896—2005》（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第94页

{10}《上海交通大学记事1896—2005》（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３月第一版，第1６1页

{11}《大公报》民国２４年1２月８日

{12}《上海交通大学记事1８９６—２００５》（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３月第一版，第111页

谷玉梅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艺术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