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年英

都柳江两岸有些古老的寨子是很美丽的。岑界苗寨就是其中之一。

和别处大多数的苗寨一样，这也是一个建在山顶上的寨子。村寨距离江边公路大约有10多里山路。周围全是绵延大山，鲜有平地。因此田少人多，交通不便，生活于这寨子上的人们在物质上向来都极度匮乏，经济贫困，生计艰难。

为了改变这一现实，当地政府曾经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帮助他们脱贫，然而最后一招竟然是“移民”。

有关部门出资在公路边修建了一排崭新而整齐的木楼村寨，然后动员岑界坡上的苗族同胞搬下山来住。但很遗憾，没有一个人愿意来。

我每次乘车从那新村经过，看到新房变旧房，新村变老村，却始终没人来住，就问他们山上的苗族同胞为什么不喜欢来住？

“傻嘛！那些人。”多数的干部这样回答我。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答案。即便不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理解，我也不认为人类社会中竟存在着一种会傻到不知道趋利避害或不懂得往高处走的族群。

于是，某一年的春节正月初二，我跟随几个从江的朋友来到了岑界。

远远地，我们就听到了芦笙的轰鸣，还有时断时续的鞭炮声响。及至走进寨子，立即被寨子浓烈的节日气氛和村民巨大的热情所包围和感染了。

“是你安排的吧？”我问陪同我前来的从江县卫生局的敖家辉局长。

“我没有安排，是他们自发的，今天本来就是他们传统的跳芦笙的日子。”“不过，他们是知道我们今天要来的。”敖局长补充说。

“你跟他们约好了？”我问。

“对，”敖局长解释说，“他们修这条公路的时候，我是出了点钱的，现在公路修通了，肯定要请我来看看啦，而且，你来看——”

他把我请出车子，来到村口一棵巨大的古树前，说：“当时他们打算把这棵古榔榆树砍掉，让公路扯直从这里经过，我当时刚好来检查工作，看到了这个情况，立即阻止了他们的行动，要求他们绕开古树修公路。”

“嗯，你的这个建议太好太及时了。你保护的其实不仅是一棵古树，而是一种观念，一种文化。”

“我倒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我总觉得一棵树长到这样子真不容易，我们为什么要那么轻率地砍掉它呢？”

“你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我说：“一棵树本身的价格是有限的，但它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却是无限的。其实，你注意到没有，苗族寨子周围都有很多古树，而这些古树是与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紧密相连的，如果你有时间深入了解，你肯定会发现，在每一棵古树的背后，都有着非常精彩的历史故事和传奇。”

“你这样一讲我就更加理直气壮了，不过当时我提出要保护这棵树的时候真的没想到那么多，但我知道砍掉大树肯定不是出于本地村民的意愿，因为我太了解他们了。后来我一打听，果然，提出砍掉古树的是搞公路测量的人。”

“其实从他们专业要求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没有错，因为他们是按最节省修路成本的思路来设计公路线路的。但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讲，他们就做得不够了。”

我们就这样边聊边走进寨子。我一看，这寨子除了到处是热情而淳朴的面孔外，它周围参天的古树群以及宽阔的视野，的确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后来我一个人独自走到了位于村寨背后的一处社稷坛前，凭吊了很久。我没有时间进一步访问和了解到有关这个社稷坛的具体情况，但我却从村民对于这个社稷坛格外隆重的保护中，似乎寻求到了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移民搬迁下山的某种答案。

我想，换了我，我也不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