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焕梅广州人，毕业于广州大学。曾从事教师、记者等工作，发表小说、评论、通讯、散文若干。现供职于《广州文艺》杂志社。

作为20世纪80年代为数不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乌热尔图毫无疑问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他独特的写作风格给日渐庸俗化的文学写作留下了宝贵的注脚。

从1981年到1983年，乌热尔图以《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三个短篇小说，连续获得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可谓成就巨大。而他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他还为中国短篇小说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与文本范式，大大拓宽了中国小说的题材视野。无疑的，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朵奇葩。

现在，大多数作家都退出精神世界层面，以或慢或快的姿势被平面化写作所兼并和渗透。简单地说，就是为了写完一篇小说而去雕琢小说，失去内心一些更有意义的追求。这是可悲的。于是，像乌热尔图这样的小说也渐渐被人遗忘了。所以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乌热尔图的创作。

三部作品中，《一个猎人的恳求》带有明显的“伤痕”色彩。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十年动乱(包括“左”的指导路线)给鄂温克族猎民所带来的灾难。另一篇小说《琥珀色的篝火》，着力刻画的人物是猎人尼库。他经验丰富，意志坚韧，具有崇高的责任感和舍己为人的可贵品格。小说的每一个细节，彰显的是人间的真情与生的信念，作品的一字一句有深意，一举一动见真情，把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在质朴的叙述和场景描绘中，真切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这样的小说，我相信每一个读者，读着的时候，心里自然萌生一种精神上的洁净与感动――也许真正的好小说就是被感动着的小说。

无疑，这两部小说都是值得回味的。

但，就文学品质而言，《七岔犄角的公鹿》更耐人寻味，甚可称作是一部圣洁的成长小说。

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叙述。整部作品是围绕我与公鹿三次见面而展开。每次相见，我，我的爸爸都完成一次或深或浅的升华，甚至公鹿自身也在成长着。这种升华和成长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

作品以广袤的原始丛林为背景，以鄂温克族独有的狩猎生存方式，透过环境的幻化和过滤，使公鹿从一种世俗的现实含义，上升为一种神圣之物。鹿与狼的生死搏斗，鹿的无惧，鹿的机智，让我有了生的信念，用活着的生命信念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幸。“回家后，我忍着钻心的疼痛，没哭，也没喊。我想起了那头鹿，那头不屈服的鹿。”面对爸爸的毒打，我也毫不后悔。这里，公鹿被赋予了具有某种道德或人格比附的意义，或是拥有象征某种力量和意志的作用。显然，这是对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二元对立、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生存方式的超越，彰显出鲜明的生态意识小说气韵。这种对生态价值的准确把握，让作品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审美价值。作品的出色之处还在于在这种审美张力效果基础上，人与动物的通灵感知始终伴随着整个阅读空间，调动着读者的期待视野。这从最后一次见面可以看出来。每次相见，公鹿都是以被虐杀的姿态出现的。可以设想，在这之前，它已经被人类追杀了多次了。

我想，公鹿内心深处对人类一定充满恐惧与不信任，甚至仇视。直到第三次见面时，公鹿看见我没跑，用骄傲、顽强的目光望着我。这不禁让人深思：从飞快地逃跑到停下来观望，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原因又是什么呢？此时我的眼睛一定有惊喜，有紧张，还有更多的是真诚。爸的早死，妈改嫁后不久就病死了，孤零零的我，只有和他，我的继父特吉，一起熬日子，受尽毒打与折磨，以致于我从来没有叫他一声继父。孤独、仇恨，寒冷成了我生活的全部。生活的残酷把我置于绝望的角落，公鹿自然成了我活着的希望，成为我心中的英雄了。因此，“我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己狩猎的使命。”看到鹿血淋淋的伤口，我心疼了；看到鹿喘着粗气，鲜血和汗水像小溪似的留着，我的心痛了。即便是最有机会捕杀公鹿的第二、第三次见面，我仍然坚持着——绝对不对它开枪，也绝不让任何人伤害它，哪怕前胸被踢得血糊糊、狗嘴般翻裂着，但我一点也不怪它。换言之，公鹿就是我的生命。公鹿是有灵性，也是通人性的。多次的相见，让它感受到人性美好的一面，感受到了我殷切的关怀，狂热的崇拜。它深深地被这样一个受苦的心灵所感染，潜意识本能地接受了我的走近。两者共同承受着生命不得不承受之沉重，并在现实与梦幻交叠的时空中，彼此感应着生命的怜悯与爱护。这些通灵的感应将原始的审美张力效果发酵、催化，并在人与鹿之间，人性与道德之间不断扩散、滑动、移置，引导我们不断进行自省与反思。

不能忽略的，还有那个爸爸，那个象征生命苦难与梦魇的特吉。从表面上看，特吉是冷酷的，无情的，残忍的。喜欢酗酒，动辄“举起熊掌似的的大手，又朝我打来”，把我的脸打得肿得发麻，我的哭叫，我的咆哮，促成了更加剧烈的虐打。在严冬，这是北方深山野林的冬天啊，我能保暖的一切都是破旧的，匮乏的。一个只有13岁的小孩，只能用其极其瘦弱的身体在严寒中呻吟、抽搐。似乎这位鄂温克族彪悍的猎人早已忽略了这孩子的存在，喜欢“像打量陌生人似的瞅着我”。哦！几乎每次的对望都是“瞅”，仇恨这个多余的累赘！当这种嫌恶到了一个高度的时候，特吉居然把我睡觉盖的犴皮褥子卖了，这是我唯一的一张褥子。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对对抗着的父子。但仔细咀嚼，我们慢慢地发现彼此是有着深厚情义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作为一个强者的特吉，仍然希望孩子有本事，有能力，毕竟我是他唯一的“亲人”，唯一的身边人。只是，生活在荒蛮、粗犷的深野的惯性使然下，他不懂得如何表达爱，只能用最原始的生命历练来考验儿子，选择了让孩子独自去打猎，独自学会坚强，独自掌握求生的能耐。这样，“我不哭了，再也不想哭了，挺着胸脯站在他的面前。我感到一下子长大了，不是十三岁的孩子了，再也不愿在他的手掌下滚来爬去的。”这难道不是一种更为深沉、更为隐蔽的爱护吗？在无法把握的苦难的生存条件下，特吉把一切的心思用最本能的方式作用在这个小孩的身上，小孩也就成长起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要探讨一下：鹿跟继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最初我们想到的是，作为猎人的继父跟鹿只是一种“世俗”的关系，即猎人和猎物的关系。可在作品的最后，我为了拯救鹿打断皮夹，并被鹿踢伤。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设想有变化了。仔细一想，在我和鹿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继父是看到的。作为一个猎人，他理所当然地打死鹿，这才是他的本分。但，他却眼睁睁地看着我把鹿放走了。这无疑是有悖于一个猎人的天职的。其实，猎人是喜欢鹿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次我放走了鹿，他是拿起木棍，狠狠地打在我的腰上。这次，特吉是没看到鹿的。第二次去碱地打野兽，我又放走了它。尽管他脸色变得难看，吓人，脸部肌肉在抽搐。可他只是抡起猎枪，砸我的头。可以看出，他正经历着一些变化，发生一些动摇，这次，他看到了鹿逃走的身影。而第三次却不同了，我拼命似的解救公鹿，毫无畏惧地瞧着他。出乎意料的是，“特吉没有发怒，还是用那种从未见过的目光望着我。轻轻地捋了捋我的头发，背着我走了。”一下子，猎人特吉觉得儿子长大了，对儿子充满了敬佩，对鹿也产生了好感。也许，以后再遇见公鹿，他也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同样感性的选择。

似乎是不经意的，我，公鹿，特吉仿佛都被一道透过乌云的阳光照耀着，放出纯白的光芒，紧紧地贴在读者的心上。

统观乌热尔图的生活和作品，宛若一首大丛林的原始主义之歌。乌热尔图前半生饱受生活的煎熬。因为“文革”及父亲成分关系，乌热尔图小小年纪就受尽歧视，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独自出猎。在艰苦的岁月里，他用敏感而脆弱的心灵感悟着这片大丛林，热爱着这片原始沃土。故此，他的作品始终散发着浓郁的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展现了原汁原味的鄂温克族牧民的生活与情感。在感受到作品的洁白灵气之余，我们还在灵魂深处获得对丛林生命现象的认知和体验。

“只有精神的胜利才能使我们感动，为其悲壮而落泪。”当上个世纪80年代的精英作家们纷纷与现实毫无原则地媾和时，乌热尔图和他的小说一道，还以社会一种“清洁的精神”，还以心灵一种“生命之境”，这本身就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圣洁。

责任编辑鲍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