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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陕籍学者李因笃的治河思想论析

2009-06-29高春艳

理论导刊 2009年3期
关键词:海运

高春艳

摘要:李因笃是清初陕籍著名学者、关学大儒,在实学领域颇有成就。运用归纳、比较等研究方法,阐述其治河思想的主要内容。他系统梳理了古代黄河治理的历史。总结出六条治河基本理念,评述了历代治河得失和十二家治河思想,提出十种治河办法和三项配套措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李因笃;治河思想;海运

中图分类号:K8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3-0106-03

关学是指由北宋张载创立的一直流布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关中理学流派。明清之际,关学振兴,李颙、李因笃、李柏三位关学大儒并称“关中三李”,享誉海内。其中,李因笃(1633~1692),字天生,又字子德,陕西富平人。明诸生,人清后以遗民自处。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月余即辞职乞终养,曾讲学关中书院。他博学多才,是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在经学、实学、文学、史学、音韵学等学术领域皆有相当建树,《清史稿》称其“才学富赡,博学多闻,十三经贯穿”,顾炎武盛赞他为“康成、子慎之辈”。就实学思想而言,他撰有《漕运》、《治河》等十三篇策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收录在其《受祺堂文集》卷一、卷二,具有丰富的学术价值。赵馥洁撰文指出:“‘经世致用是李因笃价值观念的基本特征。”并着重阐述了李因笃的政治观、人才观和学术观。方光华在《关学及其著述》一书中论及李因笃时称其思想具有“实学色彩”,并就漕运、郊祀、用人、史法思想作了简介。笔者试就其治河思想作一探讨。以期进一步揭示李因笃的实学思想成就。

一、思想内容

黄河既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是一条水患不断的害河,治理黄河成为封建王朝的一项要政,在古代漫长的水利发展史上占有相当比重。李因笃著有《治河》一策,主要阐述他的治理黄河思想,内容大体分为两部分。

1、回顾治河历史,评述历代治河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李因笃的策论具有共同的写作模式,必先梳理论题的历史,方才以史为鉴,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策略。他直言其研究思路曰:“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衷昔贤之成法,而参以当代之急务,要未有不明著其效者。”因此,评述治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成为其治河思想的重要内容。主要观点包括:

(1)提出治理黄河的六条基本理念。一是治理黄河必治理下游,依据是大禹治河是在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一带;二是治理黄河与治理漕运相关,依据是各地的田赋必须通过黄河运至京都;三是治理黄河与治理河渠相关,依据是司马迁既论及黄河的水害,也论及引黄河水灌溉农田带来的利益;四是治理黄河要用疏浚之法,不用堵塞之法,依据是大禹曾用疏浚法治河成功;五是治理黄河宜运用分流法,不独专治一河,依据是黄河下游兖州段分为九河,分流入海;六是治理黄河需要迁徙的是百姓,而不是河流,依据是商朝曾经六次迁都以避黄河决口。

(2)评述历代治理黄河的经验和教训。李因笃重点评析水患较为严重的几个朝代,认为汉代患于决口,宋代息于人淮,元代患于山东诸郡妨碍运道,明代患于沁水、泗水同归于淮河,致使淮、黄合流,黄河、漕运相分离,较之过去,清朝的黄河水患较为严重。基于这一时势。他对历代治河的成功经验进行评点。例如,他认为禹的功绩并非分黄河为九河,而在于引黄河北行保证黄河疏导成功;汉代治河功绩除建筑宜防官,还有“馆陶之屯”,亦即在河南馆陶县将黄河水引向东北向流入渤海,保证了八十年黄河无害;宋代治河的失误并不在于侯水,而在于熙宁年间关闭北流的黄河,由过去的南北分流变为单股南流,使得水势亢增,导致在六塔河等地决口,多年后又恢复旧日的北流;元朝的失误并不在蒲口,而是开凿会通河,原因是会通河开通后,将数条河流贯通,黄河决口后水患漫向诸河;明代治河失误并不在于河南夏邑,而在于永乐年间恢复漕运,原因在于夏邑黄河决口后,受灾地区多在安徽,漕运恢复后,山东各县屡受灾害,淮河、泗水、汉水等条河流也会受到冲击。

(3)概述古代十二家治河思想的特点。李因笃从古代选出十二家具有代表性的治河理论,并且逐一指出每家理论的思想特点。一是汉代司马迁认为黄河从高处流向平处必然滋生灾害,其思想特点是“论本质”;二是汉代冯逡认为一些黄河故道可以疏浚,帮助黄河泄洪,特点是“论其支”;三是汉代李寻认为黄河决口后,任其自然奔流形成新的河道,然后顺势而为,特点是“论其形”;四是汉代贾让提出了治河三策。上策是将冀州一带的百姓迁徙他处,放开河道让黄河从北部从容入海。特点是“论其性”;中策是多开漕渠。既可灌溉农田,又可方便漕粮转运,特点是“论其情”;下策是整修故堤,降低其害,特点是“论其权”;五是王莽新朝时期的关并认为平原东郡土地贫瘠,可以空出作为蓄洪区,特点是“论其属”;六是汉代韩牧之认为,只需穿凿九河故道中的四、五条河道即为有益,特点是“论其汇”;七是汉代王横认为西山之下应开出空地,使黄河随山势流向东北入海,特点是“论其旧”;八是宋代欧阳修认为夺洪河的主流,用人力将黄河回注,特点是“论其上”;九是刘分认为二股河已闭,应当疏导冀北方向的御河,特点是“论其下”;十是元代欧阳元认为治河有三法,让黄河分流,因势利导,称谓“疏”;清除河的淤泥加深河道,谓之“浚”;遏制黄河洪水,称为“塞”,特点是“论其术”;十一是元代余阙认为,中原平衍,但是从未横向溃流,随水势而为,并非人力改变,特点是“论其理”;十二是明代宋濂认为黄河在彭城从汴河、泗水汇入淮河,一条难以治理的大河试图通过一条相对较小的河流来舒缓水势顺利入海,困难不言而喻,放其特点在于“论其时”。

(4)总结四种利弊类型。他从利弊角度将诸种治河方略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类型是“百世之利”。典型事例是明朝邱浚曾让大臣在下游洪水下泄的地方开通数河以分水势,又在支河两岸可种稻处创建污田,建设水门引水灌溉。水势自然渐减,又在黄河中段处理淤沙使其不至于横溢。这一策略既不冲击陆地,河道也较宽阔,黄河顺利入海,可以利行百世。第二种类型是“百世之弊”。他认为,过去黄河通过多种河道分流入海,现在仅靠狭窄的淮河水道入海,导致年年治理,劳民伤财,故为“百世之弊”。第三种类型是“一时之利”。他援引贾鲁的治河主张:“水工之功,视土工之功为难;中流之功,视河滨之工为难;决河口视中流为难,北岸之功视南岸为难。其后总制河防,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以复故道。凡八阅月,诸埽诸堤成,而河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认为这一建议兼用疏、浚、塞三法,见效很快,故称“利在一时”。第四种类型是“一时之弊”。他认为,年年筑堤筑埽,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更严重者,河防守卒为了骗取治河经费,竟然串通一气,自坏堤埽,图一时之利,故而称为“一时之弊”。四种情形之中。他认为正确策略应是谋求百世之利,去除一时之弊。他还结合实际问题,说明如何趋利去弊。例如,他认为邻近黄河的数十郡县每年治堤花费近亿,决口后伤残无数,不妨将这笔治

河经费用于迁徙民众到外地安家置业。

2、借鉴历代治河之长,因地制宜,提出富有新意的治河策略。李因笃荟萃古代治河的成功经验,因地制宜,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治河策略:“十法以救其流,三要以正其原,而更取吾说之关于利弊分于百世一时者,权其缓急,揆其始终,以求当乎六验。”这就是李因笃的“十法”、“三要”、“六验”组成的治河总策略。

(1)采用十种可资借鉴的治河方法。一是西汉时期王延世治河,用竹落筑堤,三十六日大堤筑成;二是元朝初年选廉干官员主管水利,谨慎防护,比决口后再修堤者功劳高过十倍;三是元代尚文议治河,令河西郡县顺水之性在距河不远处构筑长墙,抵挡泛滥;对于受灾百姓在河南退滩地内给予永久性的产业;四是元末明初宋濂治河在彭城疏浚淮河,使其恢复故道,然后导人新济河,分一半水量以削弱水势;五是明朝宋礼治河,在中滦下二十里疏浚黄河故道引黄河由北入海;六是明代白昂治河,在东平之东北凿小河十余条,引太清河及古黄河入海;七是明代刘大夏治河,自黄陵岗遥杀河势,疏浚孙家渡别为新河,浚四府营分为两派,从胙城至徐州筑长堤三百六十里;八是董其昌议治河,疏浚桃源三义镇至瓦子滩约九十里的黄河故道;九是有人提议自王家口以下符离一带新开支河,即使一条淤塞,也可以通过及时的疏浚,让两河并行;十是有人提议,荆隆口新河水势浅缓,黄河水深流急,势必冲成沟壑。徐坯一带水势凶猛,必将遗祸山东。淮、泗交界处淤塞严重,急需疏浚。

(2)提出三项与治河相关的配套措施。李因笃认为,治理黄河不仅仅关注黄河自身,还需其他相关举措配合实施,所谓:“就河言河。治其流者如是也。兴沟恤之宜,则水利不可不讲。”主要配套措施包括“三要”:一是“治渠以治河之要”。主张多开沟渠,按照水量地势因地制宜开凿为小渠、中渠、大渠,层层相连,最终与黄河相贯通,地势低处则蓄塘为水,起到分水蓄水,灌溉农田的作用,同时还可培养治水人才。二是“治屯以治河之要。”在畿辅之地逐渐向各地推广屯田,既可促进粮食产量,减少漕运的压力,还可增加治河费用。三是“治海以治河之要”。他主张恢复海运,让吴、楚一带漕粮继续河运,两渐一带由海运北上,减轻漕运压力,以便治理黄河。航线方面,可以从《元史》稽考元代海运沉溺的米船,有关风势、海角等情况可以从沈括《梦溪笔谈》中获取,航道沿线的地形水势则可组织渔户漕丁们一起考察确定。

二、现实意义

李因笃的治河思想内容丰富,层次清晰,观点明确,材料翔实。翻检治河历史,联系清初的历史背景,可以发现他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河水患历代不绝,明代即是黄河多患时期,276年内无有同歇。时至清初,黄河南流安徽、江苏与淮河、运河会合,之后入海,由于连年战争,河堤失修,黄河常常决溃堤岸,泛滥成灾。据史载,从1662年至1677年(康熙元年至十六年),黄河的大决口就有六七十次左右。以至“国朝以来,无一岁不治河。”康熙皇帝亲政后,治国重心从军事斗争转入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将治河、漕运和平三藩一并视为朝廷三大政,书于宫柱之上,日夜夤思。康熙十六年起,他派遣清初治河名臣靳辅任河道总督治理黄河。靳辅治河前后近二十多年,在其幕客兼友人陈潢的协助下,采取了开凿引河,修减水坝、柬水攻沙、堵住决口、疏通河道得等一系列措施,最后取得显著效果,得到康熙皇帝的嘉奖。康熙本人一生多次南行巡查河工,并亲自翻检治河典籍,寻求良策。康熙后期,著名的颜元学派代表人物李塨也曾著有《治河利运》一书论述治河。按李因笃生平,他于康熙三十一年病卒,策文中曾述及顺治年间的黄河决口,但没有提到靳辅治河,依此推测他的治河思想大概形成于康熙前期,正值黄河水患肆虐之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学术价值

明清之际,学者反思明亡教训,反对理学之空谈心性。经世致用成为社会主要思潮,实学思想蔚然兴盛。而就关学传统而言,自北宋张载创派以来,形成了注重实践、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学派特色,赵馥洁认为:“‘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是关学基本精神之一。”李因笃论述治河,既是清初学风的积极响应,也是对关学传统精神的弘扬,无论在实学史上,还是关学史上,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1、对治河历史的系统性总结和深度挖掘,为他拟定新的治河策略提供了事实依据。清代乃是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集大成时期,又是传统的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折和启蒙时期。早在清初,返古汲经、考镜源流的学术风气逐渐兴起。李因笃贯通经史,学问富赡,在阐述其治河思想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学术专长,旁征博引,回溯数千年治河历史,从治河理念、水害历史、治河得失、治河思想、治河利弊等五个方面进行总结盘点,言简意赅,观点深刻且富有个性,在治河历史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体现了清初学术的时代特点。更重要的是,他能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历史资源,为他拟定新的治河策略提供了坚实的事实依据和理论支撑。例如,他的六条治河理念概括出古代治河方略的基本类型,堪称治理黄河的指导思想。例如,下游历来是黄河水患的重灾区,故而成为历代治黄的重点。又漕粮长期仰仗于经济重心东南地区,黄河与运河多有相通,特别是明清时期,黄河夺淮入海,与运河关系更为密切,严重影响着漕运的安全。“漕之通塞视乎河,河安则漕安。河变则漕危。重漕故重河。”所以,这一时期治河的首要目的在于保漕,治水反在其次。至于兼修河渠、疏浚之法、分流治理等策略已是久为实践所证明的经典法则,徙人不徙河,符合人类应当尊重和顺应自然客观规律的进步思想。另外,他对历代治河得失和十二家思想的评述言简意赅,直指本质,自成一家之言。他的利弊理论显示出他注重长远利益的正确态度,与黄河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相适应。因此,品评历史、以史为鉴乃是李因笃治河思想的显著特色。

2、治河策略具有综合性、先进性、操作性,符合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李因笃提出的“三要”“十法”“六验”组成的治河策略。既有宏观指导思想,也有具体的应用措施,既有内部治理方案,也有相关配套措施。体现出统筹规划、综合治理的思想特征。较之其他治河理论的各有侧重,他的理论更为全面,例如,司马迁将治渠与治河相关联,明代刘天和、万恭强调治河与治运相关,同一时代的靳辅治河,作有《经理河工八疏》,即是遵照河道和运道合为一体的方针,稍后的李塨提出治河与治漕相关、恢复海运的主张,李因笃则集诸家之长,将诸多因素一并融合。另外,他的治河策略多来自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可行性较强,一些措施与靳辅的治河实践相一致,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最具前瞻性的主张乃是恢复海运。如前所述,明清时期治河与漕运密切相关,漕运的主要途径有陆路、河运和海运三种,其中海运成本最低。元朝时海运与河运并行,明初曾经一度实行海运,至永乐十三年(1415)南北大运河打通,河运取代了海运成为主要方式。明朝后期,黄河水患日益严重,严重影响着南北漕运的稳定运行,建议海运者甚多,尤以邱渚为代表,结果遭到主河运派反对,理由是海运风险大。据冯超、张义丰《论元、明、清河漕与海运之变迁》一文称:“明代的河漕与海运之争,直至李自成攻下北京而告结束。”客观而言,主河运者不惜违背黄河水势使之南流,花费巨资用于维护。其目的仅限于保障漕粮,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黄、运、淮三河交汇而成的水患难题。相比之下,开展海运既可减轻河运的负担,便于黄河治理,也能降低漕运成本,更能促进海上运输,顺应当时世界海运快速发展的潮流。所以,海运和河运之争,某种程度上是思想保守和开放之争。基于这一背景,当清初河运再现危机时,李因笃重提海运,并且认为明代就不应该停止海运,颇有远见。就在他去世不久后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运河要隘清口淤垫,康熙下谕海运交部臣议奏,后来清口被琉竣,漕运复行,海运又罢。直至道光六年(1826),河运困难重重无法运行,道光帝重议海运,江苏巡抚陶澍遂改河运为海运,此后海运渐盛,最终取代河运。实践证明,李因笃的主张符合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

毋庸讳言,李因笃的治河思想既有成就,也有明显不足,突出体现为继承性过多,开创性不够,基本停留于经验主义层面,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剖析,总体倾向于保守。例如,明代嘉靖年间潘季驯治河,摒弃了以往分流治水、靠人力或工具的传统疏浚方法,采用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以河治河新策略,通过修建巩固的堤防,利用水流自身的能力冲刷泥沙,避免了下游的淤塞,取得了良好的治河效果,成为治理黄河的经典案例,后世对此多有借鉴,李因笃却没有涉及,仍然主张分流治理。另外。李因笃的治河十法,多为源自典籍的旧法,多数已经不适合现实情形。这些特征,概因他长于书本知识整理,弱于实践考察相关。相比之下,靳辅治河时曾经亲自实地调研,因地制宜实施新方案,针对性很强。例如,原来塞黄、淮决口一贯用埽,既费钱又不耐久,靳辅建议密下排桩,多加板缆,用蒲包裹土,麻绳捆扎而填之,费用可节省一半,坚固程度超过用埽。

综上所述,李因笃的治河思想是其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独到的学术成就,也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对于治河历史研究有所裨益。这是陕西关学文化遗产中的一笔学术财富。他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陈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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