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路等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学术文化重建和发展的进程，创刊于1979年春天的《社会科学研究》如今已走过了她的而立之年。值此创刊3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本刊全体同仁向多年来支持、关心刊物的领导、学人及各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自1979年3月创刊以来，在中国历史上这最不平凡的年代，《社会科学研究》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力行解放思想和“双百方针”，注重不同学术理论观点的讨论和争鸣，走理论联系实际、学术结合时代之路，把握学术、理论演进的脉动，以其刊发的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基础研究和学术前沿的优秀作品、一大批探讨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创新成果，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思想变迁、文化转型、学术繁荣的历史进程，也通过丰富的选题和众多的特色栏目，以孜孜不倦地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的方式参与了这一进程。《社会科学研究》有较高的学术文化含量，有准确的读者定位和自己的办刊特色。作为学术期刊，刊物明确以追求最佳社会效益为目标，以研究问题、锻铸新知、繁荣学术、昌明文化为自己定位，努力通过不断推出高质量的学术精品和理论创新成果来实现刊物的价值。多年来，刊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办刊风格，即学术性、思想性和综合性，并突出问题意识和前沿意识，逐步形成了心无旁骛、质朴厚重、理性严谨的学术品格，为推动学术繁荣、理论创新、文化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创刊伊始，刊物发刊词中特别强调了解放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刊原则，“唯空话之勿讲，唯陈言之务去”；同时尤其强调了“双百方针”，“对持不同观点、不同见解的文章都提供争鸣的园地”，并长期开设了“争鸣与探索”栏目。最初一个时期，刊物主要刊登文史哲经等传统学科的研究成果，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科的演进，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被不断推出。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刊物就开辟了社会学专栏，此后大约10年期间都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家辟有社会学专栏的杂志之一，在扶持和推动我国社会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风笑天语)。在好些学科领域，刊物都组织过有影响的讨论或开设了独具特色的栏目，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全民所有制企业自负盈亏理论、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三国演义》及古典小说及其理论、反洋教与近代中国教案、巴蜀文化、语言哲学、中华和合文化、现代认识论、道家与道教、现代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社会、土地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公共行政改革、公司法律制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问题，等等。

30年来，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哲学方面的冯友兰、张岱年、杨献珍、汤一介、黄楠森、钟肇鹏、卿希泰、张立文、冉昌光、张一兵、郭贵春、赖金良，历史学方面的徐中舒、黎澍、戴逸、荣孟源、周一良、任乃强、章开沅、丁伟志、牟安世、隗瀛涛、戚其章、罗志田、阎步克、段渝、茅海建、沈志华，文学方面的王利明、程千帆、曹道衡、许永璋、袁珂、敏泽、王达津、刘开扬、邓绍基、赵振铎、陈美林、石昌渝、杨海明、曹顺庆、萧兵，经济学方面的于光远、蒋学模、苏星、厉以宁、卫兴华、谭崇台、洪远朋、胡代光、刘诗白、林凌，政治学方面的高放、洪韵珊、包心鉴、李景治、张康之、俞思念、俞良早、黄卫平，法学方面的李昌麒、王利明、龙宗智、卞建林、左卫民，社会学方面的费孝通、袁亚愚、陆学艺、郑杭生、邓伟志、童星、李汉林、孙立平、王雅林、徐安琪等在《社会科学研究》发表了他们精深的研究成果，支撑起刊物的学术质量。同时，许多学界新秀也在这里发表了他们最初的成名作，与刊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使刊物的未来发展能够持续下去。

《社会科学研究》仍在不断探索提高刊物质量和特色的路子，近年来增强了编辑的主体意识和问题意识，加大了开门办刊的力度和与全国学界的深入联系，积极引入专家学者参与刊物的选题策划和每期主题的设计。两年前实行了专题研讨栏目主持人办法，聘请专家学者担任栏目主持人，提升了刊物的学术水平。为了克服综合性刊物通常采用各学科拼盘式结构，学科分类细碎化并缺乏个性的情况，突出问题意识，在栏目设置上尝试了突出专题研讨栏目的结构，即设置四大栏目版块：专题研讨、社科研究、人文研究和学界观察。其中专题研讨栏目根据学科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力求逐渐突出跨学科、，综合性的特点，从多学科综合的视角加以讨论，近两年陆续推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问题、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改革成果分享机制研究、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物权法》实施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可再生能源政策与立法研究、马克思社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生活质量研究、生活世界理论研究、重估现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概念、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研究、冷战史研究、汶川大地震反思、社会治理中的合作问题、西方学术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专题研讨栏目，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社会科学研究》多年来获得过多项荣誉：

1992年，第一批被确定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并在之后每次新版中保持这一名称且排名靠前；

1995年，被评为四川省十佳期刊；

1998年以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每1－2年动态评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社会科学研究》始终人选其中并排名靠前；

2000年，被第一批确定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并在之后每次新版中保持这一名称；

2007年，被评为四川出版·期刊奖一等奖获奖期刊(2005－2006年度)；

2009年2月，再次被评为四川出版·期刊奖一等奖获奖期刊(2007－2008年度)。

如果说，30年来《社会科学研究》还做出了些许成绩的话，这与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新闻出版局的关心和指导分不开，与四川省社科院的领导和支持分不开，与刊物历任总编冯举、任德烈、鲁家果、刘昌果(副总编、常务副总编)、周琳、李翠贤的办刊理念和思想境界分不开，与几代编辑的学术追求、编辑素养、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分不开，更与众多学人、作者、读者的支持和关爱分不开。在摸索办刊方法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努力，我们也拥有了一支思想活跃、眼光敏锐、具有敬业精神和职业品德，并且热爱学术编辑事业的高素质的编辑队伍。

创刊30周年是刊物的而立之年，更是一个新的起点，此时，我们需要总结过往的成败得失，更要进一步认清形势，确定未来努力的方向。毋庸讳言，近30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以西方的学术标准为评判标准的倾向，在这个评判标准下的研究成果不仅忽视了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事实上也根本不能与西方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对话。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正面临新的转折，即如何研究和总结中国自身的问题和经验，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派。因此，刊物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参与和推动这一转折的实现。我们将更加努力地求索，锲而不舍，勤奋耕耘，我们也期待着来自新老朋友们的指点和鞭策。

一份受人尊重的学术杂志——纪念《社会科学研究》出版30周年

郑杭生

时间过得真快，自从1991年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第一篇文章以来，差不多20年过去了。《社会科学研究》办刊30年，可以说是一个逐步赢得学界和读者尊敬的30年。这主要是因为该刊走理论联系实际、学术结合时代之路，刊发了大量有学术理论价值、应用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的科研成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先进文化建设，为培养和扶持学术理论研究的力量，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该刊注意学术争鸣，在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走向成熟中起到了自己独特的作用。我自己亲身经历关于“价值中立”的争鸣，就是如此。

“价值中立”曾一度成为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论原则，也对恢复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1980年代的中国，“价值中立”曾被当作不言而喻的金科玉律，当作评判懂不懂社会学的试金石。不仅如此，“价值中立”还被用来规定整个社会学的性质，把社会学说成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学问。这是中国社会学界曾经出现过的不成熟性的表现。“价值中立”之所以产生这样大的影响，是因为它似乎给文化大革命后一种较为普遍的情绪提供了学理的支撑，这个消极后果就是：人们由于厌恶“文革”时的过度政治化和极端意识形态化，而导致较为普遍地对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厌烦和远离。

我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的头两篇文章，都是剖析“价值中立”的。在1991年第4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我指出，在“价值中立”问题上，分歧的实质根本不在于要不要科学性，而在于科学性能否通过所谓“价值中立”来达到；分歧也不在于要不要价值观，因为每个人事实上都有价值观。我认为通过所谓“价值中立”不能达到科学性，科学性只有通过实事求是才能达到。实事求是是一种与科学性统一的价值观，而“价值中立”则是一种包含逻辑矛盾、实际做不到、把科学性与价值性截然割裂的价值观。因为要把“价值中立”真正贯彻到底，那就要对一切价值保持中立，不涉及一切价值，那也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价值中立”这种价值观本身。谁只要坚持“价值中立”，谁就无法摆脱这个悖论。

在2000年第3期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中，在回应对我观点的批评时，我进一步指出，“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命题，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价值中立”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

“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的衰落，除了它们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解释力越来越弱，还与1960年代以来社会学思潮的变化有关，这就是实证主义思潮的魅力不再，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增强，因此，作为实证主义思潮产物的“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不能不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批判。由于受到持续的批判，“价值中立”的影响在国外受到不小的削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社会研究必然会有价值介入这个论点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中国社会学在“价值中立”问题上的成熟度的提高，总的来说，与国际社会学界的趋势是一致的。

《社会科学研究》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展开这样的争鸣，应该说是符合国际学术发展趋势的，在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成熟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展开一点讲，一般来说，社会科学有三种功能：第一是科学理性功能，它们是认识和改造现代社会的有效工具；第二是人文价值功能，它们是促进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重要手段；第三是服务建设功能。在实践中，社会科学的科学理性功能和人文价值功能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它们是同时综合起作用的，从而集中体现为一种服务建设功能，即它们是改革开放和社会和谐的学理支撑。在所有这些方面，《社会科学研究》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体现了以融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于一体的社会科学应有的品格，体现了以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对待社会、对待学术的应有的态度。

现在，我国既面临金融危机、文化认同、恐怖主义等“人类困境”也即现代风险的挑战，又要应对我国特殊的诸多挑战，如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里建设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共同体等等。我衷心希望，《社会科学研究》继续发扬融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于一体的品格，坚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更好地应对时代的挑战，更好地发挥自己办刊的特色和理念，使之成为更具全国影响、更加受人尊敬的学术刊物。

培育青年一代学人引领原创性学术潮流——贺《社会科学研究》创刊30周年

张一兵

首先，真诚地祝贺《社会科学研究》30岁的生日!并且，期望她会有更辉煌的未来。过去的30年，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成长的30年，而且是它不断鼓励青年学人、引导学术原创性思想的30年，更大一些说，这还是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从春暖花开到初步结出硕果的30年。凑巧的是，我也是从1979年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进而迈入学术殿堂的。回首自己的求学和治学经历，《社会科学研究》就像一位良师益友始终陪伴在我的身边。

对于任何一位学者来说，在学术生涯中最困难、也是最需要鼓励的阶段莫过于刚刚开始学术追求的那段时光。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最早的几篇手稿得到《社会科学研究》谢幼田等几位老师的肯定，并在他们的手中打磨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发表的情景。人们可能无法想象，那种热情的扶持和悉心的帮助，对于一个手中握有厚厚一叠退稿信的青年学子来说当时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此后，正是在同编辑们持续不断的信件往来中，我逐渐从当年默默无闻的学子成长为今天南京大学的教授。今天回头来看，感慨由衷：一份好的学术刊物的确是人才的摇篮，《社会科学研究》正是许多和我一样的学人成长的培育基地。对于我们这些以学问为业的人来说，与一份好的刊物结缘是自己的幸运和荣幸。刊物的成功见证学人的成长，而学者的成熟也印证了刊物的发展和地位。学人和刊物相辅相成沿途走来的同时，也留下了中国学者抱着献身学术、振兴中华的志向，背负建构民族文化、发展高等教育的重任一步步前行的足迹。

如果没有记错，我在《社会科学研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85年第6期上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范畴的哲学命意》。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开始被开创性地介绍到国内，不仅一改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狭隘性，而且大大提高了国内马哲研究的学术含量。那时我刚从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对这一领域非常着迷，并且在最初尝试着用马克思的观点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完成的。今天看来，这篇文章的学术史意义大于它的理论价值。因为，这种研究方法多少还带有那种我后来指出并扬弃了的“外在批判”的特点。但无论如何，作为一名初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青年学者，能够在《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这样一个平台

上将自己的观点展现出来，那种喜悦和振奋之情至今仍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引入，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新进展的介绍和苏联斯大林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都深刻地冲击和影响了80年代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也曾一度立志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当代性或现代化，并热衷于将诸如复杂性科学之类的自然科学观点与传统教科书诠释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做一种逻辑嫁接。作为结果，我发表了一批包含诸如“实践场”、“实践格局”、“实践构序”和“实践功能度”等新名词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当时的很多老先生看来是典型的理论异端，我自己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在内的很多刊物都对我给予了热诚的关心和帮助，使得这些观点得以呈现在学界面前。1991年第3期上发表的《实践格局：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深层制约构架》就属于这类文章。对于这种提倡和包容不同学术理论观点的争鸣和讨论、追踪学科前沿、鼓励学术创新的做法，我从心底里是非常感激和认同的。

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了一个“调整、反思、充实、提高”的新阶段。我也开始了自己反思“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回到马克思”的心路历程。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在前两种研究中逐渐意识到自己所掌握的传统理论框架的不足，决定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当中，以一种历史性的文本解读开启全新的理论地平。另一方面，这也得益于80年代以来以MEGA2为代表的马克思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成果，特别是大量新面世的笔记和手稿。这种基于新材料并自觉运用新方法的研究不啻为一种“思想实验”，这种实验的进行离不开学术期刊的支持。就我的感受而言，《社会科学研究》全程见证了我的这一“思想实验”，并为其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帮助——我在1994年第2期和1999年第2期上分别发表了题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论的史前史线索》和《从精神现象学到人学现象学》的文章。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开始将自己的研究视角转移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上。近几年来，我的研究领域又拓展到“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逻辑”——特别是“伯尔尼笔记”的研究和文本学方法的推进——和“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上。《社会科学研究》对我的这些研究保持了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并刊发了我对戈德曼《隐蔽的上帝》和拉康哲学的研究成果。一路走来，总有像《社会科学研究》这样的优秀学术刊物相伴，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支撑。

结合这些年来我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同《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我越发觉得：对于帮助青年学人尽快成长、引领学术研究原创性发展、营造学术讨论和谐氛围、造就具有独特理论品质的学者、团队甚至学派来说，优秀的学术刊物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份好的刊物将有力推动学术的繁荣和进步。

我深深地体会到，在我自己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成长为在专业领域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年学者的过程中，像《社会科学研究》这样的刊物对我的鼓励和支持就是一个重要而关键的因素。其实，不少青年学者在自己研究的初始情境中就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创见的理论成果，他们在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更加需要肯定和支持。而高水平学术刊物的承认和关注无疑是对他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这也是学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学术创新不仅需要研究者的艰苦探索和自觉反思，而且需要学术研究中兼容并包的环境和轻松活泼的氛围。这一点的实现，也会最先发轫于学术刊物对于不同理论观点争论的认可和鼓励、对于学科研究理论前沿的追踪和自觉。上述种种，使得一本好的学术刊物在塑造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形成充满活力的学术研究共同体的过程中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过程中，才有可能形成真正具有科学方法论自觉意识、开放性世界眼光和紧密联系实践的本土意识的中国思想家、理论研究团队和学派。

培育青年一代学人，引领原创性学术潮流，这是我对《社会科学研究》30年发展的深切感受，也是我在自己研究工作中形成的对一本优秀学术刊物内在品格的根本理解。作为读者、作者和身受惠泽的老朋友，我祝愿《社会科学研究》越办越好!

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李昌麒

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走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成为了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刊物。《社会科学研究》作为社会科学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始终秉承“双百”方针，坚持“二为”方向，突出学术性、思想性和综合性，通过凝聚社会科学学人的智慧，在作者和广大读者之间构筑了一个学术交流平台，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可喜可贺!

我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忠实读者，也是一个直接受益者。记得我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不久，就与之结缘。早在1984年，我就在《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上发表了《试论农业生产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一文，该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全文转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也是我早期发表的自以为较有分量的一篇学术论文。该文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我从事法学研究的信心。2006年，《社会科学研究》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发表了以我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发展成果分享法律机制研究”(A级)的几篇阶段性成果。同年又蒙信任，受聘担任《社会科学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留下了我学术成长的足迹。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逐步重视的过程。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这不仅表明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同时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历来认为，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是生产力一样，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是生产力，也是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的。在某些情况下，社会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力量甚至要大大超过自然科学的转化力量。比如，把“市场经济体制”引入我国，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它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不能比拟的；为什么诺贝尔奖要设置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经济学奖，就是基于经济学研究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如果我们再稍加回忆，就不难发现，我国过去的许多失误并不是自然科学研究上的失误，而是社会科学研究上的失误，自然科学上的失误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往往是微观的或者局部的，而社会科学研究上的失误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则往往是宏观的、全局的、历史的甚至是很难挽回的。在人们对哲学社会科学日益重视的今天，作为宣传和展示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的社会科学类期刊比过去应该更具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我相信《社会科学研究》在这些方面必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是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的，我发现在过去的法学研究中，面对许多“中国问题”，不少研究者缺乏“中国问题”意识，不是把主要精力集中放在中国应当怎么说和怎么做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去研究外国学者怎么说、怎么做，导致法学研究中的“国内一套”、“国外一套”的“两张皮”现象。记得老一辈法学家彭真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立法就是要在矛盾的焦点上砍一刀”，按照我的理解，彭真同志的意思是，无论是我国的法学研究还是法治实践，都要立足于中国的土壤，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法学研究要具有“中国问题”意识，应当接近现实、接近生活、接近民众。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希望《社会科学研究》今后再多发一些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法学论文。

祝愿《社会科学研究》继往开来，再创新的辉煌!

我与《社会科学研究》

陈文新

为《社会科学研究》30华诞写一篇小文，就我个人来说，的确是有感而发。

在拙著《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的“后记”中，我曾发自内心地向为数不多的几家刊物致谢，其中一家是《社会科学研究》，同时也感谢了几位从未谋面的编辑，其中一位是《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的李琏生先生。如此认真地致谢，表明我只是一个寻常人，因为真正的“人物”通常是受恩不谢的。之所以不谢，意在暗示自己发迹后将有以重报，其中包含着不同寻常的自负意味。但也正因为我只是一个寻常人，也就更能见出《社会科学研究》在我的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在学术上的些许成绩是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提携密切相关的。

这里要提请读者注意我写那篇“后记”的时间：1993年7月。在那个年代，一个出道不久的学者，要在比较重要的刊物发文章，大抵有两个途径：一是权威推荐，足以取信于刊物；一是自由投稿，承蒙编辑青目。我感到幸运的是：李琏生先生这样一些编辑，他们在众多的自由来稿中，在没有任何人推荐的背景下，选中了拙作，还不时予以热情洋溢的鼓励。我在学术上的自信心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地树立起来的。一次和一位同行聊天，这位同行不无沮丧地感慨他那种自生自灭、无人提携的尴尬处境，我听了，只能用“神仙自能拔宅，何暇傍人门户”这一类话来安慰他，并因此更加庆幸我得到了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帮助。

我在《社会科学研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论清代传奇体小说发展的历史机遇》。这篇论文在我的学术生涯中的意义，可以借用我在《<古典文学论著四种>前言》中的一段话加以说明：“1993年，我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其结构不够匀称，印刷、装帧也平实简朴，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一部‘少作。十多年过去了，回头再看这本书，倒没有‘悔其少作之感，而是倍加珍惜。原因在于，它凝聚了我长达十年的探索与思考，而那十年是我人生中最有活力和锋芒的时期。其基本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已初步形成，且至今仍未改变。我后来的学术研究，虽然领域有所拓展，如由文言小说到明清章回小说，并进一步延伸到明代诗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变化，恰恰相反，研究对象的迁移更加反衬出基本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一以贯之，即始终不渝地注重辨体研究，注重‘了解之同情，注重阐释循环而不偏于一端”。《论清代传奇体小说发展的历史机遇》是“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系列的典型个案之一，《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在这篇论文中有相当集中的体现。而学界同仁视我为“文言小说专家”，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社会科学研究》在帮助扩大拙著的学术影响方面，也慷慨地提供了诸多帮助。1995年3月，拙著《中国传奇小说史话》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正中书局曾请同行专家对书稿做匿名评审，其审稿结论是：“一、本书对于中国传奇小说做历史性的评介，分析得当。二、在刘开荣撰《唐代小说研究》之后，一直没有比较理想的唐人传奇研究出现，台湾后有祝秀侠、刘瑛等人的《唐人传奇研究》等多本唐人传奇研究，缺陷仍多。本书贴近各个时代的情境来分析传奇作品，较为合理。三、对于传奇作者及传奇单篇之分析皆颇为恰当。”这部书能在没有任何人推荐的情况下由正中书局出版，这令我深感欣慰。但也有一些遗憾：尽管这部著作已经出版，但却无缘在大陆的书店流通，其影响范围受到较大限制。我希望用刊物评介的方式适当弥补这一缺陷。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致函求助于《社会科学研究》，居然如愿以偿：一篇题为《严谨求实，自成体系》的书评，当年就发出来了。为一个非亲非故又非名人的外地学者发表书评，这是不同寻常的。可以顺便一提的是：我所在的武汉大学的学报也未就此书发表过书评。我这样说，并没有抱怨《武汉大学学报》的意思，事实是，以我当时的资历，《武汉大学学报》的确不便于发表书评，因为热心于攀比的人太多。

《社会科学研究》对拙著的关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当下。2006年，我国首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主编，我曾就这部书的编纂宗旨、体例、材料选择等问题做过长期思考，而思考的焦点是：如何在关注细节的同时又关注“古今之变”。在这方面，我们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启发。该学派的后期代表布罗代尔(F，Brandel)明确提出了“长时段”概念。他指出，长期的连续性与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关注不同周期的事态比关注无关宏旨的个别事实更重要。将“长时段”概念引人编年史研究，我们意识到：以往的编年史仅仅关注可以系年的事实是不够的，文学史家应将更长的时段纳入视野，并致力于从特殊转向一般，从个别事件转向一致性，从叙事转向分析。历史事实只是原料，更重要的是在史实之间找出联系，作出相应的阐释。在确立了这一信念后，《中国文学编年史》在体例上做了相应调整。首先是调整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有助于在鉴定史实及编辑史料时达到高度的精确性。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将“长时段”纳入视野，以便考察事态的演变。与“长时段”的设计相适应，《中国文学编年史》还安排了一般编年史所没有的论述内容。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我们的宗旨是：不只是用叙述的方法来罗列事实，而且致力于在事实之间建立联系，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史家不能满足于客观地报道事实。我的这一学术宗旨，尽管已在《中国文学编年史》中得到了具体呈现，然而要为广大读者所了解和认可，还需要适当的介绍和阐释。换句话说，学术刊物的推介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新的学术理念，只有经过推介才能广为人知，深入人心。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与读者一起分享一个细节：2008年5月

的一天，我收到《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3期，翻开目录，一个标题赫然入目：《评陈文新总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虽然我与《社会科学研究》文学版的现任编辑尹富先生是多年的朋友，但我从未向他提过发书评一事。在我毫不知情的时候，《社会科学研究》已将书评发了出来，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关于“我与《社会科学研究》”这个话题，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无非是一个意思：在我的学术事业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社会科学研究》曾经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支持；知恩图报，我将更加勤勉地潜心于学术，以无负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扶植和期待!谨祝《社会科学研究》越办越好，越办越有生命力，在历史的画卷中，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学术事业交相辉映。

《社会科学研究》创刊30周年感言

汪朝光

《社会科学研究》创刊30周年了，可喜可贺!

30年前的春天，正是改革开放大潮初起的沸腾年代，在那个“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春天，《社会科学研究》应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犹如初生的婴儿呱呱坠地，招来诸多关注的目光。而今，这个婴儿不仅健康茁壮地成长，而且迈入了她的盛年，引来了更多的关注，有了更大的影响。作为学界的一员，怎不为之欣慰有加。

《社会科学研究》是与改革开放共成长的刊物，在其办刊历史上也体现了鲜明的改革开放印迹。回首望去，30年前的中国学界，在经历诸般坎坷之后，学术仍待振兴，人才尚待成长，社科期刊更是寥寥无几。那时那地，学术的进步和发展，学人的发掘和培养，在在呼唤着改革，期待着改革。《社会科学研究》应时而生，应势而长，作为改革开放潮流中的一朵浪花，翻弄在潮头。编者立足本地，放眼中国，关注海外，所刊雄文，有涉政治、经济、法律、思想、文化、社会、历史，等等，举凡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涉及，为改革开放事业鼓与呼，为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尽了力，为学术人才的涌现和成长提供了平台，同时也因此而成就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进人新世纪之后，尤其是近两年来，《社会科学研究》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体现出注重学术探究，关注学术讨论，讲求学术规范，努力创新编排的特色，使刊物更具大家风度与学术视野，得到了学界同仁的关注和好评。

《社会科学研究》是综合性社科研究期刊。“综合性”的特点有其长处，即比较能够包容更多的研究领域，发表多方面研究的成果。但是，“综合性”的特点也有其短处，即不太利于集中讨论某个领域的问题，刊文主题时显散乱。所谓广博与专深，利弊得失何在，不可一概而论，办刊人自然领会在心，但以目前学界的现实状况，注定综合性社科期刊的出版可能还将保持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前提下，如何扬长避短，就是各家刊物编辑部着力之所在了。《社会科学研究》对此也作了一定的努力。在大的学科分界方面，将所刊文章分为“专题研讨”、“社科研究”、“人文研究”三部分，这样既保持了综合性的特点，又不使社科和人文两大领域因学科分类过细而致细碎化，同时以“专题研讨”栏目为讨论特定主题的文章留下刊发空间。在刊发文章的主题分类方面，适当引入主持人的设置，以保证某个主题所刊文章的深度和权威性。可以看出，《社会科学研究》的编者，是希望在刊物的广博与专深方面求得适当的平衡，以此提升自己的学术品味和影响力，而就其实际而言，确实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社会科学研究》是省级社科院所办刊物，此类刊物往往较多刊发本院或本地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自有其理，不可过于苛求。但是，《社会科学研究》在近些年刊发的研究成果中，外地甚而海外学者已经占了相当的比例，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就笔者比较熟悉的历史学研究领域而言，《社会科学研究》刊发的论文，外地学者的比例似乎已经不弱于本地学者，其中既有学界名人，也有研究新秀，所撰文章也多处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或论前人之所未论，或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体现出编者求新求变的意识，非常值得称道。任何学术期刊，如果真有办成学界一流刊物的雄心，广求作者，严选文章，百家争鸣，精益求精，都是势在必然之举。《社会科学研究》近些年来在这方面可以说努力甚勤，成果甚丰，假以时日，应该可以有更突出的表现。

当然，《社会科学研究》毕竟办刊时间还不算太长，兼以种种主观和客观的条件所限，还有值得改进之处。举例而言，如何更进一步办出刊物的特色，如何更多扩大作者队伍，发表精深的研究成果，提出值得讨论的问题，等等，还可继续努力。再就具体方面而言，“学界观察”的栏目设置很好，但目前所刊文章的数量和分量似乎还不够，未来似可下力气，将这个栏目办成具有研究性并可适度引领学界潮流的栏目。

笔者与《社会科学研究》并无多少历史的渊源，惟日常研究中阅读所及，也常常参考《社会科学研究》所刊成果，颇有教益，故有所感。值此《社会科学研究》创刊30周年之际，写出自己简短的感想，是以为贺。

为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鼓与呼

黄卫平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这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论断。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转型。很多人喜欢用狄更斯在当年描写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小说《双城记》开头的名句来描述中国的情况：“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切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毫无疑问，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推动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可以说，这30年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不断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易后难，逐步发展，保持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基本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各种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和谐、人权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中国已经在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上日益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大国”。但同时，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发展相对滞后，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不仅表现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更表现为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难以遏制，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贫富悬殊，各种社会矛盾加剧，近来更是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安全事故频繁发生。

这对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带来了极大挑战，改革面临着如下困境：

一方面是有人因目前社会面临的各种矛盾加剧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尚待完善而出现的各种问题。而否定我国改革的市场化、民主化的发展方向，要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总想用“文革”时代习以为常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念来解读改革开放，表面上否定的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

观，实际上沿袭了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极左时代的思维逻辑，将人类创造的大部分优秀文明成果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统统归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名下，不仅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而且还堵塞了社会主义的自我更新之路，本质上是以“斗争”为本和以“阶级”为本，来煽动民粹主义情绪，不仅与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不符，而且与“以人为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相对立，实际上是与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新时代背道而驰。这种现象固然与旧的传统习惯势力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与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巨大的利益分化有关。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思想解放只是在公共政策的制订中冲破了一些已经陈腐的意识形态理论教条的束缚，但尚未在理论上系统地对这些教条做价值清理，因此，当现实中出现问题和矛盾时，有人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用传统理念来解释，借助传统意识形态教条来掩饰和维护自己的特定利益。如果这些人的逻辑能够成立，那就是要重走“文革”反“走资派”的老路，无疑必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另一方面是又有人以各方面改革尚未配套，各种体制性障碍有待破除，“党和国家工作中还存在缺点和不足，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而怀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急于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否定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不顾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想要篡改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改革开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试图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本质上是否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而势必挑起严重的社会分裂和对抗。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如“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这里邓小平并没有从价值层面上去否定西方国家的制度，而是从现实的可行性层面否定了简单模仿西方制度的可能性，并充分肯定了开发和挖掘现行政治制度资源的合理性。也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因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对于一个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革命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而赢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个已经有60年曲折发展历史，并正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伟大觉醒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幻想“改旗易帜”的政治企图，都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其完全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完全忽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任何推行断裂式制度变迁的企图必然要支付高昂的社会成本，由此必然引发的社会分裂、政治动乱对广大人民群众更是巨大的灾难。

针对上述两种倾向，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最近再次重申“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绩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并明确“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前述两种决然相反，又殊途同归的选择。但同时又充分认识到持有前述相互对立不同价值观的社会群体毕竟也是人民群众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具政治智慧地表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就是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价值导向，而四项基本原则又不断从改革开放中获得新的时代内涵。从而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层既有平衡现实各种利益需求和协调不同价值追求的政治考量，又有高瞻远瞩的深谋远虑，特别是党中央自觉地提出了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再次向全党发出警告，重申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明确了党必须为在新时期保持、巩固执政地位而奋斗，必须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这实际上是为我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政治方向。可以预见，在未来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在以人为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必将在改革的总体战略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忆往昔，邓小平同志针对当年关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果断作出“不争论”的决策，也就是要求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不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争论所束缚，鼓励全党全国人民大胆解放思想，锐意深化改革，通过改革开放给全国人民和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来逐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看今朝，胡锦涛同志在面对如何看待改革30年来所出现的问题和如何推进改革进程的争议时，明确提出了“不折腾”的决定，就是要求全党全国人民牢牢把握千载难逢的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旗，坚持不懈地走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来不断团结和激励全国人民。从邓小平的“不争论”到胡锦涛的“不折腾”是一脉相承的，充分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最高决策层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矛盾冲突中的高超政治智慧。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30年而茁壮成长，长期以来，为研究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广大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如果说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探索中四川省的干部群众无疑已经作出了许多重要成绩，那么，依托四川省丰富的发展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实践资源，《社会科学研究》更是以较大篇幅地发表

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著称，相信其在未来的发展中，一定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为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位读者和作者，衷心祝贺《社会科学研究》创刊30周年，衷心祝愿《社会科学研究》越办越好。

以兼容并蓄的精神促进经济学研究的自由交流——《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理念和特色

朱富强

一般来说，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为己之学”，但日益隆兴的功利主义却使之蜕变成一种体育竞赛：不再是为了提高自身的认知，而是获得他人的认同。结果，现代经济学界逐渐盛行两种极不正常的学术倾向：一者，那些工具主义学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为同仁所认可、为杂志所接受，刻意地采取种种措施将研究中的缺陷遮盖起来，这是“自己不信却努力使人相信”的现象；二者，那些价值主义者终其一生在内省和批判的基础上构建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其价值却因不符合流行规范或思维而不被认可，这是“自己相信而别人不信”的现象。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遭到严重的扭曲：一者，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成为固定化、规范化的八股文习作，空洞无思想的数理文章和实证分析充盈了各种专业杂志；二者，那些真正的思想创新性文章却难以发表，思想的追索者也生活在学术界的底层。

解决这一学术问题一般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一群持价值主义的学者，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高尚的学术理念，操持为理念而生而不是凭理念吃饭的学术态度；二是存在一批具有使命感的学术刊物，它们能够真正意识到当前学术的问题所在，真正明白创办刊物的根本目的和学术意义。事实上，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有思想的自由，有发表、交流的自由，而其中的重要平台就是学术刊物，因此，学术刊物应鼓励学术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可喜的是，尽管目前大量的经济学专业刊物越来越形式化和媚俗化，但社会科学综合类的不少刊物在摆脱传统教条主义的同时却并没有陷入媚俗主义的窠臼，而是秉承和发扬学术求知的精神，从而成为经济学思想交流和发展的重要平台。显然，《社会科学研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刊物，创刊30年来她一直持守活跃学术交流的基本理念，以促进学术健康发展为基本使命，从而赢得了较高的学术声誉。

一、高度的开放精神

《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开放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强烈的学术批判性；二是具有深厚的学术包容性。就前者而言，由于学术权威的建立往往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而学术也受那些媚俗主义者所支配，因而新思想的提出往往得不到当世“学术权威”和“学术媚俗者”的支持；正因如此，绝大多数学术刊物多刊登符合主流规范和观点的文章，如1973－1978年在美国主要主流或正统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只有3篇试图否证已有的假说。事实上，一些主流学者就宣称，只要没有数学的文章都是不值得看的，而一看就明白的文章则是毫无价值的，因此，为了论文能够发表，青年学子也不得不接受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观点，盲目地使用复杂的数理模型。就后者而言，尽管出于对主流学术体制的不满，近几年来的确出现了一些新的专业性刊物，但并没有提高学术的自由交流氛围，相反还造成进一步的隔离，形成各个学术利益团体。《社会科学研究》能够不局限于这些主流范式的限制，与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都保持紧密联系，同时，坚持“双百方针”，积极鼓励理论的争鸣和创新，从而具有很高的思想性，这也是笔者一些原创性文章得以在该刊物上发表的重要原因。

二、强烈的问题意识

我们知道，现代主流经济学实际上走上了两个极端：一方面，为了追求所谓的客观化和科学化，数理经济学开始陷入一种自我解释的逻辑游戏，构建出一些与现实远远脱节的最优化或均衡的理论学说，从而表现为“极高明而不道中庸”；另一方面，为了追求所谓的实用性，计量经济学热衷于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而不能提供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因而远远不能提供改革的方向和思路，从而表现为“道中庸而极不高明”。同时，随着经济学在应用层面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缺陷，主流经济学家日益支持严格抽象的经济理论，以致经济学越来越被视为纯粹的公理性体系。结果，尽管主流经济学在论述上越来越严格，甚至可以和物理学的最好理论相媲美，但却与现实越来越脱节。正因如此，在认识和解决具体现实问题时，就不能简单地套用书本上的原理，而是要关注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事实上，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问题导向的学科，问题的唯一来源只能是现实的经济运行，新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往往是由一场经济危机催生的，而不是一场数学革命催生的。不幸的是，目前公开发表的很多文章是方法和工具导向的，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框架简单地套用国内的一些数据，从而推动经济学在数字游戏之路上不断畸形膨胀。《社会科学研究》坚持走理论联系实际、学术结合时代之路，所刊发文章的问题大多来自于当前社会现实，又高于现实，较好地实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术理想。

三、优秀的编辑队伍

在当前国内的学术环境中，一个刊物的成长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编辑的学识和理念。一方面，只有编辑具有较为广博的学术知识，才能在大量来稿中甄别内含精微洞见的文章，并且，通过参与学术会议的方式发现真正有价值的思想以及有才华的学者，从而可以主动地组织学术讨论；另一方面，只有编辑具有较为开放的学术理念，才能不以个人偏好而抹煞有价值的文章，积极组织撰稿者和审稿者之间的学术对话，从而理清学术分歧或误解。我们知道，迪莱克特就是这样的一位编辑，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使得科斯的理论最终为原先持反对态度的审稿者所接受，从而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使得《法律与经济学》迅速成为一份影响深远的刊物。《社会科学研究》也有这样一支无论在学识上还是学品上都堪称佼佼者的编辑队伍，凭借其丰富的学术知识和深厚的编辑素养积极寻找好的稿源，不辞辛劳地将审稿者的意见反馈给作者。笔者所发表的一些文章往往都渗透着他们的很多精力和智慧。

总之，正是由于传承了上述学术风格，《社会科学研究》所刊登的文章大多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被引用率和转载率一直在同类刊物中名列前茅，创刊30年来不仅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和较高的学术评价，而且，也正成为引领学术发展、培育理论精英的一个重要平台。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继承这种一贯的优良学术风格，《社会科学研究》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学术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