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平

同窗四年

甜蜜的初恋

1979年，我从农村考上了山东大学，第一次坐火车从菏泽老家来到济南。

下了火车已经是半夜，我们连滚带爬地上了接新生的卡车，我已经是饥肠辘辘了。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女生问我是哪个系的，我说是xx系。她说：呀，我也是，咱们从今天开始是同学了，来——握握手。

我慌忙抓住了她的手。手很大，很硬，而且有老茧。按我爹的话说，这是个能干的女人，握过锄头。可惜天太晚了，看不清她的五官。

她从包里掏出一只饼递给我，说，这叫喜饼，用鸡蛋打的，很好吃。

我的胃非常欢迎这只饼，只用了两口半就吞到了肚子里，滋味没来得及细品，只是感到有点儿甜，这种感觉持续了好久。

她说这饼是她奶奶打的，她能考上大学是件大喜事。其实，她也会打。胶东人特喜欢吃喜饼。

胶东——我的眼前浮现出大海、碧波连天、高尔基写的白色的海燕、毛主席的诗“秦皇岛外打渔船”……可是，我还没见过海。

第二天，系里开迎新生的大会。我在人群中找到了她，看到她正在捂着嘴笑。

这次，我看清了她。她梳着林道静的那种短发，穿着粉红色的小褂子，圆圆的一张脸。她看到了我的目光，脸顿时变得通红。

学校规定男生一个月的粮食定量是35斤，大部分人不够吃。我的个子已经长到一米七八，饭量正大。

城市来的那帮家伙，每月都能收到从家里寄来的粮票，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学生到哪里去找粮票呢?我老家生产大队的队长上一次县城，拿着介绍信才能换10斤粮票。

后来有一天上晚自习，她一声不响地坐到了我前边的位置上，回过头来借我的笔记本，还笔记本的时候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弄得我心里一阵乱跳。

等我打开笔记本的时候，发现里边夹着一叠饭票，数了数，整整50斤，我呆了，这是她用几个月的时间积攒下来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对于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男孩子来说，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关怀，我一句感激的话都说不出来。

我敲了敲她的椅子，她回过头来，脸很红，很羞涩。我说，我不能要。她说，我吃不了，说完就转头回去。

我望着她整齐的短发和她的背影，为她的这份体贴感动不已。我知道女生们都吃不了她们分内的粮食，她们用剩下来的饭票换鸡蛋、花生米和冰糖葫芦吃。而她省给了我。

那天晚自习，我走得特别晚。教室的灯关了一次，我和她坐在黑暗的夜里，听到好多同学从我们身边纷纷离去，我们一动也不动。就是没有灯，我也知道她一动也没动。

我和她离得那么近，伸出手去就可以摸到她的头发。但是，我的手没动，手心里全都是汗，我沉浸在此刻的幸福里。

几分钟以后，灯又亮了，是七七级的同学接上了保险丝，他们在准备考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一个字也没看下去。

差一刻12点，我离开了教室，走得很慢。她走在我的后面。开始还是一前一后，慢慢地走到了一起。

我们都沉默着不出声。在济南11月的秋高气爽里，那天晚上的天很高，月亮很明，秋虫唱得很响。

我把她送到女生宿舍，我没法再陪她走下去了。她眼睛看着远方——我看不见的地方，轻轻地说：“好啊！”

那天晚上，一夜好梦。

第一个学期的体育考试，她和几个同学的双杠总是过不了关。老师挑了几个高个子的男生陪练，保证她们的安全。

我是多么渴望她的身体啊！在她脱手的时候，我一把抱住了她，这个动作持续了50秒——50秒的拥抱，50秒的激动不已。

我对她说别怕，有我在这里。

她的眼里一下就有了泪水。她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们都心领神会，这是一个承诺——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承诺，一份爱对另一份爱的承诺。

新婚之初

相濡以沫的日子

1985年，大学毕业两年后的我们结了婚，第二年，我们有了一个儿子。

那是几年平静的日子，我们在党校一边教书，一边拉扯孩子，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奢望。

平静的日子很快就被全民下海的风潮打乱了。几乎一夜之间，同学们见面时不再问你好我好了，而是纷纷传递着一夜暴富的故事。

她的一个同乡的老公放弃读了一半的硕士去了中东打工，两年之后回来，就把所有的家用电器买齐了。

1987年，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她的那个同乡给我们打电话，邀我们去她家里“避避暑”，享受一下空调的幸福。

我们抱着孩子，挤上公共汽车，一身臭汗，来到那个装着空调的房子，坐在真皮的沙发里，吃着从冰箱里拿出的西瓜。这样的生活是从农村里出来的我们连想都没敢想过的。

他们家的女人和我们家的女人同时怀上的孩子。她的皮肤看起来像是熟透了的水蜜桃一样，饱满而多汁，而我的女人一脸的妊娠斑，黯然无光。她大惊小怪地对我老婆说：“My God!你一定得去做面膜了。我给你推荐一个美容师，手法特别好!”我老婆马上诉苦，大叫月子里没有弄好才落下一脸的“苍蝇屎”，最后问多少钱。

她漫不经心地说：“包月，一个月才260块钱。”

我看到我老婆的手马上就不知该放到哪儿了，那双手上已经布满了蚯蚓一样的青筋。她一脸自卑的表情。我的心里抖了一下。确切地说，应该是我们的心里抖了一下——260元，我们俩一个月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就只够一个包月的钱。

我们从秋天般凉爽的屋子里冲到大街上，太阳像下火一样的热，千辛万苦地回到家里，闻到有一股子饭馊的怪味，是昨天剩下的米饭坏了。

夜里，我把老婆揽到怀里对她说：“委屈你了。我也去挣钱!咱们也做面膜。”

我在《山东科技报》的报缝里看到一条致富信息：养大白玉蜗牛，投资少，见效快，投资70元，三个月就可赚2000块钱。我去省图书馆翻看了大量的科技书籍，对养蜗牛心里有了底。

第二个星期天，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说服她把买毛衣的70块钱贡献出来买了蜗牛。

那个夏天，我们那个大院里谁家种的丝瓜、黄瓜、南瓜都没结成。瓜秧上的花儿一开，我们就揪回家喂蜗牛了。

蜗牛的长势喜人，唯一的不好是蜗牛喜欢到处爬，到处都留下了它们的液体，鼻涕一样的，有点儿令人恶心。

秋天到来的时候，蜗牛长得愈发神速了。到深秋，每个已经有三两重了，再长出一两就可以卖钱了。

我老婆好吃的本性显露出来了。她看着白白胖胖的蜗牛说：“老公，这蜗牛烤烤吃，就像烤知了猴一样，肯定好吃。”我千方百计地劝她：“这就是吃钱呀!你不想治你的雀斑了?”

老婆虽然嘴上答应不吃了，可是贼心不死，我每天得像防贼一样防着她。没想到的是，一场寒流过来，蜗牛们全都变得不吃不喝了。

我急了，骑车子把蜗牛拿到了动物医院。大夫们一看，说是感冒了。回到家里，我们把浴盆里放满了热水，给蜗牛洗澡。

这一洗，蜗牛果然好了，又开始吃东西了，我们大喜。可是过几天又不吃了，再让兽医们一看，说是重感了，没救啦!

蜗牛们纷纷死光了。只差一两就能卖钱了。我老婆把这事当笑话一样说了出去，一时我成了大家的笑柄。

后来，人们纷纷往南走了，去深圳、去海南。我终于下决心辞了职，背水一战，怀里揣着50块钱去了深圳。我对老婆说，不成功便成仁!她眼泪汪汪地望着我说：“你可别，我们娘儿俩还指望着你呐!”到了深圳，我去一所中学教历史和地理，是托朋友找的工作，月薪1000元。

我没有想到，虽然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但是中学课本根本教不过来。地理，我只有中学那点底子，再加上学校里的人事斗争，没干上两个月，校长委婉地把我解聘了。

后来我就到了一个小饭店里送外卖。那是我永远都不能忘记的日子。每天起得比鸡还早，干得比驴都多，吃得比猪还差。天还不亮就起来择菜，顶着骄阳送盒饭。没有钱，更可怕的是没有归属感。

终于，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公园的草地上，望着无边的夜色星空，强烈的思乡情绪像潮水一样袭来。我决定：回济南。

回到济南

艰苦的创业

1989年，我回到济南。从开始下海到回来，已经折腾了两年。我的同学们已经纷纷评上了中级职称，还有的破格评上了高级；在机关的，已经有人当上了处级干部。而我却一事无成。

我老婆的抱怨越来越多了。她喜欢告诉我谁谁又换了白金项链，谁谁戴了纯金的手镯，谁谁旅游去了杭州。儿子三岁了，一听到电视里有人冲他嚷“今天你喝了吗”,就张着嘴朝我们要饮料，这时候，她妈准说：“找你爸要去！”

老家的爹娘年龄越来越大，没有力气种地了，可是无论收成如何也不能不交提留，全指望着在城里的儿子寄钱回去。

我心中的焦虑无法排解，无人可以诉说。生活给一个男人的压力如此大，如此没有道理，我是多么怀念上大学的岁月，那简单而纯情的日子。我是多么怀念我老婆的青春年代，给一个贫寒的农家子弟没有代价地送上一块喜饼。但是我知道，那些好日子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1998年，我找到一个同学借了3000块钱，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快递公司，承揽一些公司往市民家派送宣传品的活儿。我们招了一批来城里打工的年轻人，一年的时间竟挣了五万块钱。这是我的第一桶金。

但是好景不长，工商局整顿市场，快递只能由邮政局包揽。我的第一个公司就此解体。

在这五万块钱的用途上，我和我老婆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她说她该歇歇了，雇个保姆，到外面旅游。她甚至想辞职，在家当全职太太。我只同意雇一个保姆，她辞职的事我没有同意。但是我用一万块钱给她买了一只钻戒，弥补我对她的亏欠。结婚时，我连一只银戒指也没给她买。

她对我没有让她辞职愤愤不平，过去的抱怨又如潮水一样涌来。最让我伤心的是，她终于提到了她送给我的第一只喜饼——“就是给一只狗吃了，它也知道给我摇摇尾巴！”

她一辈子也不知道她把我心目中最美好的回忆打碎了。我对她说：“这只戒指足以偿还我吃过的所有的喜饼。” 2000年，我在济南杆石桥海鲜市场租了一个摊点卖海鲜，每天夜里租了车去蓬莱拉货，星夜赶回来，早上批发出去。

汽车在路上要走整整一夜，我不敢睡着了，困极了只敢打一个盹。凌晨时，在车上冻得瑟瑟发抖，我的腰疼就是那时落下的病。

贩运海鲜让我挣了几十万。就是有了这笔钱，我儿子上了一所贵族中学。

我们的夫妻关系开始出现了第一次危机。我晚上出去押车，孩子上的是寄宿制学校，我老婆一人难捱漫漫长夜，开始打麻将，有的时候甚至彻夜不归。

经常是凌晨我回到家里，只有保姆做好了早饭等我回来；快到上班的时间，我老婆才像鬼一样回到家里，抹一把脸就赶紧去上班。

钱来得是那么不容易，我的压力和艰辛没有人与我分担，曾经的交流已经成为不可能。那些独自支撑的日子把我打造成了一个社会上公认的成功男人，但是只有我知道其中的心酸。

一直到现在，到今天，每当听到夜行货车呼啸而过，在寂寞的夜里发出凄清、悠长的汽笛声时，我都会忍不住泪下。

成功之后

难言的孤独

或许就因为这样活下去，灵魂没有一种依托，说到底是没有归属感，2004年，我应聘到某信托公司干了投资部经理。

生活及工作就此稳定下来，但是我明显地感到了过去贮存知识的不足。工作之余，我报考了山大的工商管理硕士。

我特别希望重温少年时代的旧梦，就劝说我老婆回学校和我一起读书。我希望能和她找回初恋的感觉，也希望借此帮她戒掉麻将瘾。

但是没有用，她说她再也不想上学了，读书已经读够了，读腻味了。她此生剩下的就是享受生活了。

然而家里的生活却是乱七八糟，她仍然保持着一个农村出来的女人的粗犷、不精致。儿子回来过圣诞节要点一些蜡烛，她很不屑，骂儿子“别弄这些幺蛾子”。儿子伤心得直哭。

家里换成了170平方米的大房子，我功课忙，让她去看看家具，但是她没有热情。我买回了豪华版的《时尚家居》让她学习，放在家里几个月了，她连动都不动。

家里自从用了保姆之后，她就不再下厨房了，但饭量却是与日俱增。一个从前干农活拉出来的大骨架迅速地膨胀起来，上学时的清纯永远都不见了。

工作对于她已经是可有可无的了，她只热衷于打麻将。双休日开始之后，她能从周五的晚上一直打到周日的晚上，蓬头垢面，满嘴口臭。用济南话说就是，整个人都论堆儿了。

2009年到来的时候，我们都49岁了，公司里举行嘉年华酒会，要经理层的人带夫人出席。 我们董事长的夫人虽已是白发苍苍，但仪态万方。下面经理的夫人大都是一袭晚礼服，举止优雅，谈吐得体。而我的老婆身着大红旗袍，一脸横肉，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我在经过业务员身边时无意中听到几个年轻人的议论：“那个大赤包难道就是杨总的老婆?”

我为她感到悲哀，四年的大学生活和文化教育在她的身上没有留下一点儿痕迹。文化不曾熏陶过她，贪吃和欲望将她塑造得粗俗不堪。

那天的酒会，我喝得烂醉如泥，都记不住是怎么让人送回了家。半夜里醒来，看到她在我的枕边躺成了一个“大”字，鼾声如雷。第二天早上，我拿着皮包就去了办公室。晚上，我在商务中心开了一个房间，没有回家。我害怕回到那个家，害怕一个人的孤寂，更害怕听到她和那帮“麻友”们低俗地谈笑。

在我的业绩飙升的时候，我也越来越少回家了。在那个家里没有交流、没有关怀、没有抚慰。她闯到我的办公室，把我大骂了一顿，警告我说：“你如果在外边乱搞，我就去告你，告得你拉稀。”

2009年元旦，同学聚会，我被大家称作“成功人士”。就因为这句话，我又喝高了。大家告别的时候，有同学对我老婆说：“把老杨送回去，你就别走啦!”我老婆说：“唉，反正也不是处女了，能让咱留下是看得起咱呀!”我看到别的女生交换着眼神，“吃吃”地乱笑，心中充满了仇恨。

夜里，月光如水，我回忆起30年前那个秋天的夜晚，那个美好的女大学生在月光下的倩影，百感交集。我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告诉她：一对夫妻中的一方如果成长了，而另一方拒绝成长，他们就会拉开距离，就找不到共同的话题，到最后只能导致分离……没想到，她听罢大哭起来，把枕头、被子扔了一地，最后，卡着腰大声冲我说：“我告诉你，你想当陈世美，甩了我——门都没有”。

编后：

一对自由恋爱而走到一起的夫妻，一对曾经在贫寒的岁月里相濡以沫的有情人，为什么会在过上幸福生活之后却感到生活的不幸呢?

秦香莲和陈世美的悲剧是中国老百姓百看不厌的故事。但是，难道秦香莲的悲剧里就没有一点儿她个人的原因吗?

本文的男主人公在事业上一步步走向成功的时候，他的妻子停滞不前了，换一句话说，就是拒绝成长了，堕落了。这种由她的堕落造成的差距会一天天蚕食着他们曾经以为固若金汤的婚姻。最后，无论是否离婚，这个婚姻都死了。

编辑 孙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