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晓

这个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传教士，被新中国领袖毛泽东“钦点”之后。成了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失败的象征。他在中国办了27年教育。为抗日坐牢近4年，使他的国际声望如日中天。他常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逝世46年之后，他的骨灰于2008年11月17日，安葬于杭州市北的半山镇安贤园。昔日燕京大学的学生已是耄耄之年，在中国南方煦暖的冬日迎接老校长回到出生地杭州，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也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

司徒雷登更像一位杭州人，杭州话比美语更流利，他1876年在杭州耶稣堂弄出生地的那幢两层小楼三年前已对游人开放。

回家的日子

现在，杭州又多了一处凭吊司徒雷登的处所。杭城北部半山镇半山生态公墓安贤园，一座新立的墓碑上简单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司徒雷登，1875—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与中国的早期高等教育有不解之缘，在筹备之江(即钱塘江)大学后，他又于1919年被聘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用27年时间，成就了自己一生最华彩的篇章，在北京西北角燕园实现了他的教育梦想。1946年杭州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那把象征着他可以随时进入杭城的金钥匙，现在耶稣堂弄司徒雷登故居宸出。

出生于满族正红旗世家的博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司徒雷登生前视自己这位秘书为“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1949年，73岁的孤单老人司徒雷登回美国后，没有房屋没有资产，“仅有不到买一盒冰激凌的存款”，他与傅家共同生活了13年，并在傅家终老。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在骨灰安放仪式上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

从钱塘江畔出发，这位美国人见证并参与了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神秘东方的一系列摧枯拉朽的变革。在旅居加拿大的燕京大学校友、历史学家林孟熹看来：“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归程一波三折

傅泾波遵照司徒雷登的遗愿，1973年、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时，都向有关方面提出司徒骨灰回葬燕园的请求。1985年傅泾波邀请身在加拿大的校友林孟熹到自己华盛顿的家里，并请林代拟一封给邓小平的函件，此函提到司徒雷登遗嘱中重要的两条，恳请同意将他的骨灰回葬燕园，并将当年周恩来相赠的明代花瓶送回中国(该条遗嘱于1988年5月执行，傅泾波之女傅海澜将花瓶送交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收藏)。很快，1986年3月19日，傅泾波写给林孟熹的信中就提到：“已晤叙兄，函件与草拟之邓函统统由叙兄转递。”“叙兄”，就是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燕大校友。

林孟熹在他修订过的《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中，记录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中的几个关键时刻。1986年8月6日，傅泾波函告林孟熹：“今晨卢、方二位参赞来访，言及司徒校长骨灰与夫人合葬于现时北大校园问题，并急于知晓我何时能赴北京完成此事。”事情看上去很顺利。当年9月9日，林孟熹又在傅泾波处看到一封以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名义签发的公函，同意司徒雷登之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喜悦之余，大家认为墓碑要认真设计一番，另外马上转入冬季，86岁高龄的傅泾波实在不宜远行。然而，司徒雷登回葬燕园的这次机会，就这样丢失了。两个月后，从北大传来消息，赞成与反对骨灰回葬的人数各半。回葬缓办的正式通知是1987年4月到达傅泾波手中的。

为此，1987年5月，60岁的林孟熹受87岁的傅泾波之托，到北京拜访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一同来北大的，还有香港燕大校友会副会长郑介初。王学珍告诉林孟熹：“同意司徒回葬一事是经由党中央书记处圈阅同意的，是不会改变的，但如今北大校园内有不少反对声音，故需有一定的时间进行思想说服。”王学珍很有信心，并转告傅泾波放心。随后，王学珍还陪同林孟熹和郑介初在临湖轩初步选定墓地的具体位置。1999年，北京大学方面还表示原则同意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但是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司徒雷登的遗愿执行就此停摆。

今天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离别中国60年后，司徒雷登终于回归不愿离去的这个国度。他的父母兄弟都安息在杭州西湖，他本人安卧在杭州半山镇，算是回到了家人身边，但是这里没有他的妻子路爱龄。1926年路爱龄在燕京大学去世，她是燕京大学安葬的第一位逝者，燕园也是司徒雷登遗嘱中的安息地。1952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路爱龄墓地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原墓址早已挪作他用。惟一能执行的，就是遗嘱中另一句“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吴正楠摘自《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