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林奇伯

中国的思想危机

尽管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呼唤思想的解放，通过思想的解放来推进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但人们发现，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为什么改革没有突破？原因有很多，但有三个相关的因素非常重要。

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仍然是中国政治议程的第要务。

一是中国的改革模式，就是渐进改革。渐进改革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很长时间里，渐进改革模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但是渐进改革也逐渐地发展成为为了渐进而渐进。在很多官员那里，渐进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本身就决定了很难有突破。

第二个相关的因素就是缺乏思想。从本质上说，思想危机才是中国改革面临的真正危机。从表面上看，中国并不是没有思想。从社会思想的角度看，现代的中国社会和晚清社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说百家争鸣并不确切，因为各种思想并没有真正的交锋，大家各说各的话，各自寻找社会支持力量。但说“百家”是非常确切的，什么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都在大行其道。但是，“百家”思想的出现并不见得中国没有思想危机。

“百家”思想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很多思想实际上是舶来品。有太多的人从海外进口思想，而不是从观察中国的实践来发掘和发展思想。一些人往往从概念出发，试图用苹果（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橘子（中国）和改造橘子。从本质上说，这些舶来品思想没有现实可行性。

第二个特征就是思想和权势的结合，就是说，思想往往是为权势阶层说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权势的“有机知识分子”（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语）。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容易理解总理温家宝多次呼吁“穷人经济学家”的诞生的原因。

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极端化。例如左右派各自的定位就是这样。左派看到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往往想着要往回走。因此，左派话语的主题词经常是和毛泽东思想、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其核心说穿了就是政府万能论。无论是这些主义还是政府万能从前发生过作用，但要把它们放在今天的中国环境里，就非常成问题了。

另一方面，所谓的自由派也一样。在经济领域，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很盛行，是市场万能论，或者政府无用论。似乎一旦没有了政府或者政府从经济领域“滚蛋”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在政治领域，自由派一提到政治改革，就是多党制，似乎除了多党制，就没有其他政治途径了。无论左右派，都有不少的原教旨主义者，并且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具有乌托邦主义色彩。

因为利益的多元化，“百家”之间的不同声音尽管也属正常，但恰恰说明了改革思想的匮乏，就是那种切实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改造中国现实的思想。

第三个相关的因素是改革的动员机制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但也往往缺少资源动员，或者说改革者不敢去作改革动员，改革要不就实行不下去，要不就成为一纸空文。现在的改革太过依赖于官僚机构自身。官僚机构自己设计改革，自己实施改革，所以不可避免造成“左手改革右手”的局面。这样，改革往往陷于无限的既得利益的博弈，改革成了各方争取更多利益的工具。

如何动员社会力量，解放思想是关键。对改革者来说，可怕的并不是多种声音的出现，而是一旦出现这些声音，思想解放就戛然而止。更可怕的是不知道怎样进行真正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的是有效的思想解放来突破改革禁区和寻找改革的突破点。如果思想危机依然继续，改革就会很难突破禁区，很难找到突破点。这样看来，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仍然是中国政治议程的第一要务。

（《联合早报》，有删节，5月5日）

中国正掀起一波台湾热，一批又一批的大陆人登台观光、考察、洽商、读书。图为一名大陆观光客展示《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和船票。

大陆人登台第四波

两岸“三通”的热潮从今年3月起逐渐攀上新高点，两岸交流不再只是台湾单向到大陆去。现在，全中国却正掀起一波台湾热。一批又一批的大陆人登台观光、考察、洽商、读书。“现在全大陆的共产党都跑到台湾去了。”一位台商最近回到台湾，这样告诉他的家人。尽管有点夸张，却反映了大陆内部的氛围。在大陆中央的鼓励下，部分已开放来台的大陆省份，由官方带头发起了“万人游台湾”活动。另外，交换学生、专业交流人士，与企业CEO团也络绎不绝，抢先来台湾尝鲜。

“台湾热”到底有多热？今年4月15日台湾观光局宣布，陆客登台首度突破3000人的预期目标;而当天总团数也高达105团。到4月底，单日已经突破5000人次。为了因应激增的陆客人数，消化“五一”假期的大陆境外度假潮，4月中旬，台湾内政部移民署还特别宣布，将弹性开放单日来台3000人上限增加到每天7200件，也就是来台陆客将增加1.4倍。

两岸分治60年后的今天，正处在一个很特别的关键时刻。不少人则把这次蜂拥来台的大陆风潮，称为”第四波”。第一波大陆人登台是在300年前，他们是勇渡黑水沟、寻找新生活的开垦者;第二波是60年前国民政府迁台时，来的是遍布三十几省的100多万个流离者，第三波是民国82年政府开放大陆籍配偶来台定居后，至今总数近27万的大陆新娘。

现在台湾迎来的第四波大陆人，和过去比起来却显得很不一样。他们不再是因为生活困苦来寻找出路，也不是战败才退居台湾，更非大陆乡下，借由婚姻移民新天堂的年轻女孩。最近一批又一批来台的大陆人，绝大多数有钱、有权、有知识，也有影响力，堪称是大陆社会最顶尖的人士。套句大陆人的说法：”是有办法的人才去得了台湾，去台湾是目前大陆内部最时尚的事情。”

的确，最近登台的大陆人，堪称是中国经济强权崛起的缩影，连台湾人都寄望他们能为台湾再造新荣景。对台湾土地而言，这群“新大陆人”，又具备以下特点：

一、他们大都是有钱人，不只负担得起庞大旅费、保证金，还拥有惊人消费力，成为今天台湾观光业与服务业最希望争取的客户。

二、他们也堪称是大陆最有国际观的一群人，游历、参访过的国家不输台湾人。

三、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大学以上学历者，比比皆是。

四、他们不少是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员，来台考察的心得影响中共对两岸关系的评估。

五、他们之中有不少是学生，分散在台湾各个大学校园里，已让台湾年轻人直接感受到职场，学院里的竞争压力。

六、他们不再是底层的打工族，而是高阶白领、陆资企业高级干部，甚至已经是不少台湾人的老板。

犹记去年5月刚开放陆客来台初期的冷清，单日还不到300人。为什么一年不到，新大陆人就一波一波，络绎不绝？一般分析，两岸政治气氛和缓是推力，台湾经济热切盼望回温是拉力。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高孔廉就用“错失的十年”，来比喻之前的两岸关系。

高孔廉指出，过去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速的10年，其他国家都搭上这快速10年的便车，台湾却错失了，现在只能急起直追。而依他推测，大陆官方一定也相当程度鼓励，甚至要求官员企业家多到台湾多参访了解。

不过新大陆人来台，带来的不完全是商机，台湾人还要面临紧接而来的文化冲击。首先，台湾人得开始习惯“服务”大陆人。第二，竞争就在你身边。第三，国族观念的冲击，

族群议题仍是台湾选举时的胜负关键，第四波登台的新大陆人有钱、有权、有知识、有影响力，他们到底是经济合作伙伴，视同一般外资，还是仍旧是60年前的敌对阵营？台湾人恐怕得想清楚，如何以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批“新大陆人”。

（台湾《远见》，5月7日）

3月30日，西班牙巴塞罗那警方逮捕一名男子，称该男子涉嫌帮助50名中国人偷渡。

英伦拐卖中国儿童案追踪

英国一份秘密移民文件显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利用希思罗机场旁边的儿童收容所系统地拐卖中国儿童，并令其在英国从事卖淫和贩毒活动。这份报告揭示了这一有着59个床位的政府部门是如何被用作遍及四大洲的拐卖儿童活动的情报交流场所的。

自2006年以来，至少有77名中国儿童在伦敦希灵登区管辖的儿童收容所失踪，只有4人被找到，两名女孩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妓院卖淫一年后回到收容所，其中一人怀孕，另一人的手臂则被用外科手术植入避孕装置。其他人被暴力强迫在街上兜售假货。据说还有很多人在大麻农场工作。

这一标有“保密”的报告说，拐卖网络的据点分布在中国、巴西、日本、马来西亚、肯尼亚，受害者到达机场旁边的收容所后很快就失踪了。文件称“有组织犯罪团伙会事先安排（从收容中心的）潜逃计划，然后利用这些儿童牟利。”

反对党要求内政大臣雅基·史密斯解释收容所是如何受人贩利用的。“这份报告凸现出我们移民系统的腐败，”影子内政大臣克里斯·格雷林说，“这么多的孩子在本该被照顾的时候却失踪，这不可接受。我们需要内政大臣立刻作出解释。”

报告说，中国儿童先单独乘飞机到达希思罗机场，然后由边境官员接走并由地方政府照看。在2/3的案件中，他们很快就失踪卜大多数在一周内，许多人在24小时之内，其中很多人在消防演习时逃走，10名跳窗逃跑，其他人只是走出前门，进入等候的汽车。

希灵登地方议会认为失踪看起来是被犯罪团伙“计划和协调好的”。希灵顿地区儿童服务处副主管朱利安·沃切斯特称，有证据显示，贩卖得到收容中心内有组织的帮助。他表示，失踪的中国未成年人数量曾因贩卖网络屡被破坏而减少但最新数据显示问题依旧。在2008年4月至12月间，希灵顿区收容的41名中国未成年人中，依然有13人失踪。

文件称目前无证据显示有收容所管理人员参与其中。收容所内，从伊拉克和索马里来的儿童从来没有被贩卖过。文件称，目前在被查获的跨国人口贩卖活动案件中，来自中国的未满侣岁的未成年人占1/4。英国内政部下属儿童保护机构最近公布的数字显示，收容中心中1/5的未成年人失踪并被怀疑成为人口贩子的受害者。

（英国《卫报》网站，5月5日）

英国一名警官描述：“我们最近听到的一起失踪，一个女孩子从前门进入收容所，然后直接从另一个门出去了。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只是听到车门关闭及车子离开的声音，然后就发现这孩子消失了。这可以说是紧急状况。很显然，她与犯罪分子有联系，他们一起合作。”

被拐卖到希思罗机场的中国儿童大多从福建开始。那里是中国人口走私活动的中心。2004年死干莫克姆湾的23名中国拾贝者就来自那里，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中人数最多的也来自福建。报告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走私到英国，从事劳动力匮乏的非法行业工作，比如卖淫和毒品生产特别是大麻生产。中国犯罪团伙在这些领域非常猖獗。走私犯（中国称之为“蛇头”）大都“利用迂回路线进入英国”，令英国当局难以找到受害者的走私源头。

据介绍，人口贩子偏爱迂回的复杂路线，这样调查人员就很难将受害者与人口贩子直接联系起来。去年，英国内政部重大组织犯罪署曾切断了一个可疑的人口买卖路线。通过该路线，中国孩子从意大利被送到曼彻斯特。据称，有时整个人口贩卖的过程可能长达一年。

（英国《卫报》网站，5月5日）

英国首相戈登·布朗表示要严查此事。布朗对下议院称，儿童贩卖是“完全不能接受和不人道的”，他表示他将和英国内政大臣一起进行调查，“尽我们所能来保护这些儿童”。布朗是在回应工党议员约翰·麦克唐纳的质询时作出上述表态的。布朗说：”我将会根据媒体的调查，与内政大臣进行调查，我们会尽一切可能保护这些儿童，同时我们将主导国际社会合作，请其他国家协助我们，禁止贩卖儿童。”

（英国《卫报》，5月6日）

地震幸存者迎来生育高峰

在埋葬独子10个月零25天后，罗刚（音译）在临时医院再度做父亲。罗刚是一名35岁的焊接工。

去年“5·12”汶川大地震造成约7万人死亡。现在说幸存者正在恢复健康还为时过早，因为许多人还住在帐篷里，不少人还在寻找他们深爱着的家人的遗体。但对几千对年龄在三四十岁、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夫妻来说，他们绝大多数都只有一个孩子他们已经等不起了。其结果就是带来现在悲喜交加的生育高峰，新生命诞生的喜悦缓解了失去孩子的伤痛。

没人愿意使用“替代婴儿”这种说法，这听起来非常残忍，但是在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下，如果不是因为地震中他们的兄弟姐妹去世，许多四川的新生儿就不会存在。

绵竹计划生育负责人宋涛（音译）说，绵竹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有50人已经生产，400人怀孕。计生官员曾经强制实施人口控制，现在却鼓励那些失去孩子的夫妇再生育。政府出资进行生育咨询以及采取措施恢复育龄妇女的生育能力。

追究起来，其动机也并非纯粹出于人道主义。政府需要平息因为人口控制政策带来的不满。四川长期都是中国政府强制实行一胎政策的战场（在中国其他地区，农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但该政策不包括四川地区）。四川占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中，大多数人没有退休保障，沿袭的是古老的中国传统，即由子女照顾老人。

“这次地震凸现了独生子女政策的脆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音译）说，“这些受难者没有被任何社会保障计划覆盖，他们完全依靠子女养老。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一旦他们老了没有孩子这社会就没有他们的生存之地了。”

这听起来像是在计算可是对大多数中国夫妻来说，失去孩子既是感情灾难，同时也是经济灾难（By Barbra Demick译：曹静）

（《洛杉矶时报》，5月3日）

2008年末广东东莞一家公司倒闭后，工人冲进办公室将办公设备砸烂。随着经济开始下滑，统计部门承受的压力也在加大。

经济数字的政治意义

为将来的统计打造更好基础的任务落在冯丽君（音）这样的一批人肩上。今年49岁的冯丽君是一名公务员，身着深色套装，带着茶色眼镜。在这次的中国经济普查中，她被选为一个调查小组的负责人。中国政府正在对从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粗糙的统计制度进行改革，这次大规模普查将是此项改革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宣布今年仍将实现8%的经济增幅，从而使人们对中国统计数字可信度的担心变得突出了。中国宣布上述预期目标，就是希望描绘出一幅在全球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继续前进的祥和景象。

一些外界经济学家称，中国目前的下跌态势比那些重要数字描述的情况要严重得多：2008年四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同期的增幅达到6.8%，而诸如建筑、汽车销售、税收收入和电力生产等指标却在下滑。

这方面的分歧让人想起1998年经济下滑期间发生的类似情形。统计部门最后宣布当年GDP增长7.8%，许多体制外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数字太高了，跟其他疲软的指标不一致。这个插曲让中国官方统计数字的可信度蒙上了阴影。它显示经济数字的政治意义催生出篡改数字的动机。

中国统计部门官员在为他们工作的准确性辩护。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李强在接受采访时说：人们有怀疑是正常的。许多人也怀疑美国政府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从事统计工作的人，我可以说没有人在干涉我的工作。

在这次经济普查中，冯丽君的任务是在她所在的北京西北部一个有20万人口的地区，收集并检查每家商业企业的详细财务报告。她首先从税务局和公用事业部门拿到了企业名单，不过，她手下的调查员们不得不一家一家地走访分布在大街小巷的许多小企业。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对有些公司我们得打10到20次电话，而且每天都要上门找它们。

中国政府能够组织起这项需要大量人员的行动，表明它具有可投入统计的资源。这项全国性普查计划从大约800万家企业和组织以及4000万个体经营者获得完整的财务数据。

过去10年来，中国的统计工作已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要在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辨别出趋势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这项普查每5年才进行一次，而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中国经济，即使更频繁的调查仍会漏掉关键部分。官方在统计国有企业的产值方面仍比统计私有企业和家庭的相关数字更擅长。

去年，随着经济开始下滑，统计部门承受的压力也在加大。在去年10月初的一次讲话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对统计局官员说：我们的统计基础仍很薄弱，统计数字的质量仍有待进一步改善。11月，统计局就举行了有关改善经济分析，更好地为决策者提供参考的研讨班。

这轮经济衰退以来，中国国家统计局一直试图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它更频繁地发布食品价格指数，并承诺提供有关产值、就业和工资的更详细的数字。针对虚假统计报告的新的处罚措施现在也在实施。但真正的考验在于上级部门是否允许发布那些显示中国经济出现动荡的在政治上不合时宜的数字。

也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对负面经济消息的态度更开放了。随着去年工厂开始出现倒闭现象，有关官员要求1月份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情况进行特别调查，最后公布了令人震惊的数字大约有2000万人失去了工作。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家，曾就中国统计问题有过著述的穆嘉（Carsten Holz）说，中国已经成为这样的一个大国，我们期待看到一些常态和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情况。穆嘉说他会把中国统计部门描述为一个相当专业的官僚机构，但最后阶段是讲政治策略的。（By Andrew Batson）（《华尔街日报》，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