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相对独立的一门学科，符号学的历史已有百年之久。国际符号学协会于1969年成立，迄今举办了9届世界符号学大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符号学研究从引进到消化，从借鉴到创新，取得了前所未有发展。2007年，以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张杰教授为首的四位中国学者集体出席了在芬兰举行的国际符号学大会，受到了国际符号学界的高度重视。国际符号学协会决定2008年在中国南京师范大学举行国际符号学研讨会。

为了借此次学术盛会的召开，充分展示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会议组委会决定将此次国际会议同中国语言与符号研究会第8届年会合二为一。此次会议得到了江苏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由江苏省哲学和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国际符号学协会和南京师范大学共同承办。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2008年11月15日，在美丽的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音乐厅，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暨第八届中国语言和符号学会年会开幕了。

本次研讨会收到国内外学者提交的论文120余篇。赴会的国外代表四十余人，国内代表五十余人。国际符号学协会的高层领导，包括主席塔拉斯蒂教授(芬兰)、副主席李幼蒸教授(中国)、副主席迪利教授(美国)、副主席姆巴嘎教授(喀麦隆)、财务主任佩特莉教授(意大利)和荣誉主席泼斯纳教授(德国)等人悉数到会。国内语言学界和符号学界的一批知名学者，如胡壮麟教授、徐青根教授、王寅教授、陈治安教授、张杰教授、辛斌教授、熊学亮教授、赵毅衡教授、苏晓军教授、郭鸿教授等都出席了会议。

研讨会以大会发言和分会场小组发言两种方式进行。从15日上午的大会发言可以看出当今符号学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最新动态。塔拉斯蒂教授，泼斯纳教授，胡壮麟教授和张杰教授分别就“存在主义符号学研究”、“符号学——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认知符号学及其研究动向”、“原苏联文化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变形”四个主题进行了大会发言。塔拉斯蒂介绍了从黑格尔、雅斯帕斯到萨特以及符号学家格雷玛斯的哲学思想发展而来的存在主义符号学，阐述其中重要的Dasein这一哲学概念。泼斯纳教授则从欧洲的文化历史中对文化符号的产生和认知的过程出发，说明符号学是全人类不同文化间交流和设计的工具。胡壮麟教授的讲话以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符号学的研究为出发点，进一步说明认知符号学的出现和发展。张杰教授通过原苏联的巴赫金、洛特曼等人的符号学理论在引人中国后同中国国内的学术思想进行融合这一现象，强调符号学的研究的重点应当是挖掘不同理论深处潜藏的方法论问题。只有方法论问题解决了，符号学才能够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

15日下午，大会就符号学理论、文化符号学、语言符号学、艺术符号学四个议题分别进行了小组发言和讨论。

在11月16日和17日的研讨会上，李幼蒸教授做了题为“中国符号学和全球化时代理论符号学的改变”的专题报告。他指出，并不存在一种独立自存的“无符号学”，“一般符号学”本身已经是跨学科实践的结果。全球化时代下“理论符号学”内容的更新，将进一步促进西方和非西方符号学实践团结和统一的进程。中国符号学作为非西方符号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将在此过程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迪利教授以符号学的发展历程为切入点谈到符号人类学的兴起。他论述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与人文科学的关系，肯定了符号学与人文科学的本质联系，并从历史角度对之加以考察，强调了语言符号在各个文化领域的应用。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庞切奥教授的发言涉及符号的对话本质。他认为符号与对话过程是不能被分割的。一种符号是对其他符号的召唤，其本身也作为一种响应存在。佩特莉教授以“国际交流中的辞令与媒体”为题，区分了“辞令”与“争辩”。她指出，“辞令”一般用于政治语言、媒体语言及公共语言，是一种将主流意识灌输于民众的手法；“争辩”则没有这种意义，它可以有效地让主流意识被民众所接受并在一种主流的社会秩序下规范大众行为。熊学亮教授的发言以“一些转喻现象中的符号学分析方法”为主题，他首先指出了转喻现象在传统研究方法论上的不足，同时提出了解决的方法。他认为，我们可以把转喻现象看作是概念丰富的过程，通过对转喻对象概念的丰富，在本体与喻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因果关系，从而从语用上解释这种转喻现象。王寅教授作了“语义的体认观与人本性”的发言。他主张在认知语言学的体认观和人本性的理论框架下深入分析语言表达的原因和机制，这不仅可以为理论语言学指出一片新空间，也对应用语言学提供了直接的指导意义。

此次国际符号学研讨会盛况空前，是国内举办过的同类会议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国际符号学发展史上，也是“历史性的”(塔拉斯蒂语)。在这次会议上，国际符号学学者同中国同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学术交流，从而增进了了解，获得了更多的启发。

比较而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侧重是很不相同的。因为国内的符号学学者大多在各高校及研究机构里从事语言或文学的研究，符号学只是他们研究中的一个领域而已，所以国内代表提交的论文大多数与语言和文学研究有关。而国际上的符号学研究则要宽泛得多，除了文学和语言学研究外，还包括音乐、影视、医疗、宗教、地图学、城市发展、性别与女性研究、神经符号学、族裔研究、文化与身份、思维理论、美学与艺术、广告与营销战略、肢体语言、媒体和新闻传播、时尚与设计、交际学、人机对话和信息系统、经济和法制等，几乎涉及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国际符号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跨学科，从不同学科的交流中去挖掘符号的共性；而中国符号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符号理论和概念同中国文化的结合，主要研究方面仍是以传统的语言和文学为主。

审视符号学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大量的实际的研究探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符号学领域存在明显的发展障碍。其主要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各个流派和学者各行其是，不仅研究方法不同，基本理念也不相同，难以达成共识构建核心理论。核心理论发展滞后，而各专业门类的符号学实践，比如广告、电影、音乐等却发展迅速。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状，对符号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正如李幼蒸教授曾经指出的，符号学的发展肯定是社会人文科学现代化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当代人文科学取得全面进步之时，符号学也应该一边展示自己，一边又在调整着自己。在符号的社会性问题、符号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符号学话语的统一和精确性问题等方面实现更高程度的自我认识。

(责任编辑：桑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