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原

当时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一统一调，“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金融危机自去年9月中旬爆发以来，势头已经减弱。中国经济在这次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和惨烈的金融风暴中也未能全身而退。但与欧美等传统经济强国相比，中国经济可谓独立潮头。如今，重新对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一番梳理，不难发现，中国经济今日之腾飞，要远溯到共和国诞生的前夜。若无开国元勋们当初对共和国未来经济蓝图的描摹和策划。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物质基础都要单薄得多，中国经济能否在今日的世界如鱼翔水尚是疑问。

规划蓝图

在共和国开国前夜，日后共和国的领袖们已将更多的目光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投向经济领域。共和国的到来是如此迅速，令领袖们有些措手不及。比如华东都解放几个月了，一些城市的秩序仍然混乱，正常的生产无法进行。连主政华东的三野司令陈毅将军这样的高级干部也不得不慨叹：最头痛的就是接管城市、恢复经济。这时的许多共产党人，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自己身份的转变。

但共产党的领袖们已经开始绸缪。与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纵横捭阖不同，在经济领域，他们无疑是地地道道的外行。但这些外行在总结了解放区及国民党双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仍然提出了至今看来仍不乏真知灼见的思想和理论。

从1948年下半年起，中共第二号领袖刘少奇就较系统地研究了如何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经济的问题。提出要重视处理新中国经济体系中商品经济所关联的市场关系问题，把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摆在经济运行的中心位置，并明确把国家资本主义视为重要的体制因素。“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

共产党早期的另一位领袖张闻天早在1934年苏区时期，就已经提出苏区经济的前途即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从这点而言，张闻天堪称新中国多种经济结构设计的先驱。张闻天还积极主张扩大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对外经济交往。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地区打交道的原则，以及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点将挂帅

在共和国开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人中战将如云，却难觅一位具有丰富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经验的帅才来统率全国的经济工作，以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作为未来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很早就开始为组阁物色各方面人才，尤其是主持经济工作的帅才。因此，在毛泽东等中共领袖还在为寻找一位经济帅才而挖空心思时，周恩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之前，果断地提出调陈云回中央主持财经工作。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

陈云作为中共“财神爷”的经历，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末期。1929年8月，陈云到江苏省委工作。除了领导江苏和上海的工农运动，还负责审查党内的财务。十多年后的1944年3月5日，陈云又根据中央任命，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统管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政经济。抗战胜利后，陈云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远赴东北，参与领导当地斗争，并主持东北财经工作。

在中央确定陈云为新中国经济工作主帅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央一再致电东北局，催促陈云“得电后立即动身来平，不容再延!”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5月13日，陈云抵达北平，就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7月12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后，中财委正式成立。中财委由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

中财委成立后，暂时设在北京城东的九爷府。在向中央要求抽调干部的同时，陈云也在工商界和社会上广泛搜罗懂经济的专业人才。一些知名人士，如马寅初、章乃器、孙晓村、钱昌照等都被吸收进了中财委，原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崎在香港组织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部的员工起义后，还在来北京的途中即被任命为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中财委作为一个统率全国经济工作的司令部，到10月份已初具规模，计划局(下设财政、金融、贸易、工业、交通、农业、供应7个组)、统计总处、人事局、合作事业指导局、私营企业管理局、劳动局等机构陆续建立，原华北财政部、企业部(改为重工业部)、工商部(改为商业部)、交通部、农业部、水利委员会、人民银行总行、军委铁道部、电讯总局等也都划归中财委领导。

随着各路人马的陆续到来，昔日的王府也变得拥挤不堪，有些高层官员甚至不得不把洗手间当办公室。

初战上海滩

陈云面对的是一个无法再烂的烂摊子。如“脱缰野马”般的通货膨胀，使全国经济形势混乱不堪。在全国工农业生产遭受极为严重破坏、物价飞涨的同时，500多万解放军主力正大踏步地追剿国民党残余势力，军费开支日益浩大。在广大的新解放区，约有900万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生活需要安排，这在经济上无疑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在千头万绪中，陈云将第一枪对准了上海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人民解放军虽然进占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

6月1日，在上海解放数日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便告成立，并开始以人民币兑换金圆券。比例是1：10万。

当时，金圆券贬值非常厉害，有人形容说，假如你进饭店吃饭，第一碗饭是一种价格，等你吃第二碗饭的时候又是一种价格。许多人甚至用金圆券裱糊墙壁。金圆券的信用已完全丧失，因此。兑换金圆券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但人民币并没有因此进入上海市场。投机分子抓住金圆券贬值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开始利用“黄白绿”(即黄金、银元和美钞)兴风作浪，企图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由于军管会及时颁布了外汇管理办法，于是，投机分子把投机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他们以此为据点操纵银元价格。银元价格的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

在物价疯狂上涨的时候，南京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起，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人民银行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晚上又差不多全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接到华东财委的报告后，陈云决定用强硬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严惩投机分子。

接到陈云的电示后，华东财委和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通过报纸和广播电台向少数奸商和投机分子进行阵前喊话，敦促他们迅速停止犯罪行为，但投机分子对此置若罔闻。

在劝说无效后，6月10日上午10时，

上海警备司令宋时轮将军派一个警卫营，分乘10辆大卡车，包围了证券大楼。同时，分布在楼内各个场所的便衣警察也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就地接受检查。突袭证券大楼，一举获得了胜利。

为了从根本上稳定人民币的地位，在查封证券大楼的同时，陈云也准备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不出一个月，人民币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

再战上海滩

当时经济问题中最突出的就是通货膨胀。有人提出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应主要从削减支出着手，对此，陈云明确反对：首先，军费不能减，减少了就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其次，为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而发行的票子也不能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都会有困难。货币发行量不但不能减，为了解决困难还必须多发行。陈云提出发行公债、增加税收、实行内部贸易自由。

发行公债是可以起到回笼货币、控制通货膨胀、筹集资金、发展生产等作用。但是，我们党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对这种手段不太熟悉。因此，陈云提出发行公债，许多人都不很明白，以为这是靠借债过日子，不光彩。甚至连毛泽东对此也非常谨慎，一再要求陈云加以解释。

增加税收也涉及破除旧观念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当年国民党滥收苛捐杂税，怎么我们共产党人也开始效仿了?但陈云关于增加税收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为了引起人们对税收问题的重视，陈云还提出“宁缺一个县委组织部长。也不能缺一个县税务局长”。这一主张也得到中央的支持。陈云提出的这些措施，有根有据，切实可行。之后，全国物价便相对比较平稳。但是，在平稳的背后，一场大的经济风暴正在酝酿。陈云也已隐隐预感到一场大的经济风暴将要到来。

果不出陈云所料，自10月15日起，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但更主要的是投机资本在兴风作浪。实际上是解放以来资本家跟我们的又一次较量，较量的主战场仍然是上海。

陈云首先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在上海，纱布短缺引起了投机势力的囤积。而当时，华北受灾，棉产区粮食很贵，北方的投机势力很可能集中冲击粮食，到那时，我们将不得不在两个战场上同时作战：为了避免两面受敌，陈云准备首先抓住粮食，稳定北方地区。

10月20日，陈云急电东北，要求紧急调拨粮食支持华北市场，保证东北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让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有粮食，在粮食方面无隙可乘。这一招果然奏效。北京、天津的粮贩子看到东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往北京，未敢轻举妄动。

腾出手来之后，陈云即开始全力对付上海的投机势力。

11月25日，陈云命令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开市时，上海等地的资本家和投机势力一看有纱布售出，即拿出全部头寸争相购入，甚至不惜借高利贷。然而，国营公司的纱布依然源源不断地售出。而且价格不断降低。投机分子这才知道大事不妙，也开始赶紧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而这时，稳坐钓鱼台的陈云连出狠招，电令华东财委，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交，迟交一天，就得罚税金额的3％。资本家和投机分子再也受不住了，不得不要求政府出面买回他们吃进的棉纱。而政府则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棉纱。

陈云亲自指挥的这场战斗，使投机分子受到了严厉的打击。有些资本家血本无归跳楼自杀；有的卷起铺盖逃往香港。持续了十几年的超级通货膨胀终于被制伏，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下来。

中央领导人不仅密切关注这场特殊战役的进展，而且及时决策、指挥。如周恩来在看完陈云的请示电后，当即在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毛泽东看后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这种争分夺秒的势头，宛如在指挥淮海大战。当全国的通货膨胀的野马被陈云驯服之后，毛泽东对此做出了高度评价，指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一统财政

1950年初，物价逐步稳定之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即开始全面铺开。

在上海召开的财经会议上，陈云首先提出了统一支出的问题。当时在支出中占首位的是军事费用。过去各根据地被长期分割，被迫各自为战，军队的费用都是由各根据地负担。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各根据地相继统一，原归属各根据地的野战军也都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此时，如果仍要各根据地负担原来野战军的费用，长途调运，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费。因此，军队的费用必须由中央统一支付。要统一支出，首先必须统一货币发行。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中央决定以人民币为各解放区的本位币。陈云认为，人民币必须由中央集中统一发行，各地所需要的货币量，一律由中央决定，统一发行人民币解决。人民币作为本位币在全国流通。

1949年12月。陈云提出实行财政、税收、公粮、贸易及各主要经济部门管理的基本统一。次年3月，陈云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对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作了10条规定。由于事先统一了认识，事后又作了细致的解释，统一财经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曾经四分五裂的中国，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财政经济的统一。

统一收入与支出之后，陈云开始着手处理因在稳定物价过程中采取的一些措施影响到工商业的稳定问题。陈云针对性地提出了两条主要措施，即：加紧收购土产，恢复城乡交流；扩大加工订货。由于这两条措施和其他一些配套措施的实施，到1950年下半年，全国的工商业即开始活跃起来。

调整工商业的各项措施收效以后。从此中国经济开始步入正轨。陈云自己也对这一段的工作作过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说：当时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一统一调，“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此后，陈云还受命主持编制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

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改革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总体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

但陈云以及其他开国领袖们在建国之初的经济思想不久之后便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其后的中国经济之路就偏离了陈云当初设想的轨道，而这又非陈云等人所能控制和左右。回顾这段历史。我更多的是感慨：如果新中国的领导人能自始至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和理念，那么中国的今天该是怎样的景象呢?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