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健

从《潜伏》到《我的团长我的团》，再到《士兵突击》，一系列革命题材的电视剧横扫老中青三代。此时，我们应该有必要思考：在这个时代，我们究竟在电视剧中寻觅什么?

翠平抱着他们的“小眼睛”女儿独自在山坡上眺望，而远在台湾的余则成则对着他的新结婚照落下凄惶的泪。热播的电视剧《潜伏》就这样大结局了。之后，数以万计的年轻观众们在贴吧、论坛等网络空间上抒发着自己的感动、失落、悲伤，甚至不满。

另一部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虽然有不少反对意见，但却拥有更为激进和狂热的年轻观众群体，他们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网络上与包括《潜伏》的“潜艇”们在内的其他电视剧的年轻追求者们进行激烈的争论。而去年更早流行的军旅题材电视剧《士兵突击》则对中国当代的青年男女们有着开创性的吸引力，目前，仅百度贴吧上的帖子总数就达到了惊人的80多万条，其中的大多数发言者都是80后甚至90后的新一代。

谍战，军旅，战争，是近几年来中国流行电视剧的关键词。从类型和题材上看，这三个类型的电视剧并非近年刚刚兴起的，但其在观众中引起的广泛反响却在近期带来不大不小的惊奇。在传统的眼光中，这些电视剧更容易被老一辈人接受，80后的新新人类们所喜好的则更多是日韩青春偶像剧或欧美情节剧。这种论断曾在2000年前后得到证实。但在短短几年后，这种现象不可思议地改变了：大量的青年一代开始不约而同地沉浸其中。

此时，我们应该有必要开始思考：在这个时代，我们究竟在电视剧中寻觅什么?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英雄?

上个世纪中叶，美国学者约瑟夫·坎贝尔在其撰写的《千面英雄》这本著作中表述了一个论点：虽然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具有较大差异性，但这些文化中的英雄人物的经历却具有不可思议的相似性。坎贝尔进而认为，任何一个文化对于英雄的塑造都暗合了人类的心理结构和需求，这也是相似性出现的原因。

虽然如此，人类的心理结构和心理需求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充满了时代性的特征。可以说，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英雄，不同的时代也造就了不同的英雄。传统的谍战、军旅和战争题材的主角身上充满了主流文化的印记，成为那个时代的强势话语力量。这些影视剧中的英雄无一不是高、大、全的形象，生活中充满了禁欲主义和革命理想。这种传统的英雄形象与特定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环境相通，为充满集体理想的群体提供了精神上令人信服的榜样。

不过，这些英雄身上的主流文化符号呈现出充塞和饱和的状态，观众全然没有任何互动和接受性创造的空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多元化社会的到来，观众群体对英雄的审美标准也发生了变化。这些都促进了影视剧中英雄形象的变化。

反观我们自身的收看影视剧的心理过程不难发现，当下电视剧的主要角色对个人心理的影响方式已并非是刺激—反射的简单模式了，观众可能更多地从自身经历出发，逐渐与荧屏上的角色产生交流和共鸣。观众可能对某一个具体的角色产生认同，把自己看成与角色的立场是一致的；观众也可能会模仿剧中人物的行为以获得心理上的奖励，因为这在电视剧中是为人所欣赏的；或者，我们还可能认可一个人物的某些方面与我们生活中的某个重要人物相似，进而把剧中情节当作与之对应的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好像剧中人物在与他们进行直接交流。

近年来影视剧特别是谍战、军旅和战争题材电视剧中的英雄形象的转变正是从不同层面上符合了上述心理机制。自从2000年的《突出重围》以来，“新英雄”首先体现出了“问题英雄”的特质，他们身上不再完美无瑕，而是有着各自性格上的缺憾和“非主流”，英雄被拉下了神坛，成为了和我们一样具有缺点的普通人。这类英雄的代表人物是电视剧《亮剑》中浑身匪气的李云龙。当英雄和我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时候，观众更加愿意将自己深度介入到剧情中，体验那种陌生而叉熟悉的人生经历。

《我的团长我的团》中英雄形象的变化则更近了一步，被称为“神经质”英雄。剧中那群无聊逃兵们喋喋不休的话语，正是当前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多元化和后现代时期青年群体文化的隐性表达。当信仰缺失的恐惧袭来时，话语是释放心中恐惧感的最佳方式。无独有偶，在这部电视剧的百度贴吧里，大多数团粉们表现出来的被迫害感、怨恨不被人理解、得不到外界的认同等等情绪，也许正是对这种“神经质”英雄的回应。

然而，问题英雄虽然将英雄普通化，但仍然无法解决众口难调的多元化难题。《士兵突击》中成功的群像塑造给出了解决方案。从海量的观众反馈中可以发现，《士兵突击》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可以找到大把的粉丝，观众的认可和欣赏不仅仅聚焦在主角许三多一个人身上，不同喜好和性格的观众都可以有自己的角色认同和偏好，这也让《我的团长我的团》在缺少王宝强的情况下'依靠其他演员能够继续吸引大量的“回头客”。在谍战片《潜伏》中，不仅正面英雄各有各的可爱，反面人物站长和李涯的人物塑造也得到了不同观众群体的偏向。这个时代，

我们如何阅读历史?

在谍战片和战争片中，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背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人们的期待和价值观无法从当代社会得到满足的时候，就往往会将目光投向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或者更多地——投到历史中去。

在传统的浪漫主义或者宏大叙事的历史文本中，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是不可争辩的主角，成王败寇与海枯石烂也成为了永恒的情节。历史是教科书，是不能改变的经典。20世纪初期，法国一群年轻的史学家们打破了传统历史叙述的方式，他们将目光下移到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对这些“没有历史的人们”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现在，这种对历史的日常生活的叙事方式也进入了中国的影视剧中，这与当代中国观众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心理关注点在深层次上取得了一致。

日常生活是相对于社会活动和政治事件而言的。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权威和政治的解构，反映到青年文化中，是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加大，力图从日常生活的情感和需求中获取个体性的意义。如果将历史视为现实的镜子的话，那么对于阅读历史的方式来说，从社会政治的宏大话语到日常生活的细节关照的转变，正是这种后现代转向在电视剧历史呈现中的印证。

在《潜伏》中，除了情节性极强的谍战之外，办公室和家庭这两个空间成为了重点描绘的对象。在家庭这个空间中，日常生活的历史叙述特点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翠平与其他官太太的社会交往，在家中的点滴家务，都给了观众更多机会，将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在家庭空间里，观众根源于日常生活的情感和需求得到了肯定，在历史的空间中为现实的生活赋予了意义和认可。

办公室可以视为另一个日常空间，与政治事件不同，《潜伏》中的办公室发生

更多的是办公室政治。又一次，观众得以将历史中的保密局办公室和自己日常生活里的工作单位统一起来，电视剧与当下又一次进行了结盟。当告别电视机或者电脑回归到现实之后，生活成了历史化了的生活。

“行动美学”是当代对历史的另一阅读方式。军事题材的影片长期以来附和着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任务，历史行为和历史过程均被用来体现意识形态的因果链条与合法性。当代社会中对政治意义的弱化让历史本身的美学得到彰显，在传统的历史情节中，角色的行为与政治意义紧密相联，进而进入道德和伦理的评价体系；而在当代历史阅读法则中，角色的行为直接与美学相关，进入的是美学的评判框架。传统的因牺牲而有意义变成了因牺牲而美，甚至发展成为因美而牺牲。当我们看到李云龙的战斗和余则成的潜伏时，我们更多关注的并不是行为背后对国家解放的意义，而更多的是行为本身的可欣赏性。意义消失了，美学成为唯一的追求。

我们历史阅读方式的改变与当下世俗社会的特点紧密相关。当历史失去了教科书式的高高在上和正反对立之后，享乐动机和消费霸权成为历史阅读的逻辑，正史变成了野史。在对日常生活的美学和诗意的建构中，观众完成了自我认同和个体意义的追寻。

这个时代，我们的心灵皈依何处?

当电视产生之后，这种媒介很快代替了传统的大众宗教，成为了现代社会中慰藉个体心灵的新的信仰。在美国，这些依靠电视获得安全感的观众被称为“沙发上的土豆”。同样，在当代的中国社会里，当一个个体受到社会的排挤、不信任和威胁的时候，他仍然可以把自己关闭在电视剧的匣子里，与那些虚拟的人物共同生活在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里。

然而，电视剧对社会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个体。虽然电视剧的观看方式逐渐从家庭过渡到个体，特别是当个人电脑被用来观看电视剧之后尤其如此。但这同时又超越个体，更多地具备一种群体参与的特征，尤其是在网络讨论与交流形成之后。当代社会的多元价值观带给青年一代更多的迷茫和无助，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电话与短信替代了面对面的交流。现在，这种孤独的焦虑感被电视剧的群体参与消解了，我们又成为了看起来的一个群体，虽然实际上同床异梦。

意义与情感是当代青年的两大心理需求，在近年的谍战、军旅和战争题材的电视剧中，这两个需求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满足，给大众提供了心灵皈依的处所。一个网友在名为《试论团粉与潜艇之争》的长文中不无深刻地指出：《团》剧里的那群表面草根和神经质英雄非常符合“团粉”这个大致年轻团体的某种精神上的渴望——我们是反主流的，我们是不认可表面精英的，我们也许在这个社会上找不到成功的方向，但是生死关头到来时。我们才是众生的救世主!

当对个体意义的追寻变成了自我信仰之后，情感的需求也呈现出反主流的态势。“青春残酷物语”成了青年一代的最爱，对残酷爱情的欣赏背后体现了爱情恐惧症的心理特征：对情感责任的逃避在爱情结果的残酷中寻找到自身的正当性，于是我们心安理得，再一次将道德上的焦虑一扫而空。

不过，许三多的勤奋和余则成的坚定仍然被大多数人所认可，那群无聊和堕落的逃兵也最终完成了他们的救赎。在价值观多元和解构之后，传统并未消失殆尽。在新的时代中，传统会不断地与时代性进行协商，继续发挥它的影响力。在电视剧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集体信仰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发展的迹象，虽然目前是脆弱的，但仍然能够打动大多数人心灵最为柔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