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艳

摘 要：本文首先从分析语言符号理据性和象似性的关系入手，提出了语词音义联系是语言符号象似性的表现之一的观点。然后列举大量语言事实，论证了语词音义联系的必然性，说明这种必然性和语词音义联系的机制一样，都体现了语言符号的象似性原理。

关键词：音义联系 象似性 生成机制 认知语言学

一、语词音义联系是语言符号象似性的表现形式之一

现在，“理据”一词已经成为语言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我国的许多语言学家，如张永言、石安石、徐通锵、伍铁平、李葆嘉、索振羽、许国璋、张志毅、沈家煊、严辰松、朱永生、王艾录、司富珍等人都曾撰文研究有关理据的问题。他们谈到理据问题时，有的借用国外认知语言学“象似性”这一术语，那么“理据”和“象似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认为“理据性”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理据性”是与“任意性”相对的概念，阐述的是语言内部音与义之间的必然的、内在的关系。广义的“理据性”，按王艾录、司富珍的说法是：“最为广义的理据指语言系统自组织过程中促动或激发某一语言现象、语言实体产生、发展或消亡的动因，其涉及范围可以包括语言各级单位以及篇章、文字等各个层面。”“所谓语词理据，是指语言自组织过程中语词发生、发展的动因。”[1]

“象似性”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人们关于语言与现实、语言与思维之间关系的思考，它解释的是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而形成的，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语言符号在语音、词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这就是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象似性”原理。语言学家就是用“语言象似性”原理来解释语言与现实、认知之间的理据性关系的。

我们认为，广义的“理据性”是和“象似性”同义的，而狭义的“理据性”论述的是语言内部音义之间的必然联系，是语言符号象似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对认知语言学“象似性”原理的进一步解释，是语言学家在“象似性”原理指导之下对语言符号本质属性的进一步思考。（本文“理据性”一词使用狭义的概念。）既然语词音义之间的必然联系是语言符号理据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那么研究语词音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研究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和象似性。下面我们来看语词音义联系的一些具体表现：

比较英语和汉语的一些基本词，人们发现，许多声音来自对自然界的模仿。英语拟音，汉语也拟音，正因为如此，两者的读音有时很接近。

汉语英语意义

羊 bleat羊叫的声音

猫 miaow猫叫声

鸽 coo“咕咕”的叫声

扑通plop 掉进水的声音

……

这种直接模仿事物声音的词叫元级拟声词。

另外，某些音的组合往往会在人们的听觉上产生奇妙的效果，使人产生形形色色的联想，如体积、重量、形态等。这种间接地、象征性地模仿事物声音的词叫次级拟声词。

在汉语中，“听音知意”已经成为我们普遍的语言认知心理。早在19世纪，陈澧就提出了“声象乎意”的观点。他在《东塾读书记·小学》中这样说：“盖天下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如‘大字则声大，‘小字之声小，‘长字之声长，‘短字之声短。又如说‘酸字如口酸之形，说‘苦字若口食苦之形，说‘辛字若口食辛之形，说‘甘字若口食甘之形，说‘咸字若口食咸之形等。”又如现代汉语中，“丝丝”给人回味悠长的感受：甜丝丝、凉丝丝；“墩墩”给人厚实、笨拙之感：胖墩墩、矮墩墩；“滋滋”有充满、丰富之义：美滋滋、乐滋滋；“油油”表示光泽发亮：绿油油、黑油油。

在英语中，ump的声响，听上去比较沉闷，因此，以它来隐喻一系列的跟沉重、粗笨相关的对象，大多数以“-ump”结尾的词，都含有“沉重”“粗笨”之意。如：rump（臀部）、dump（堆积处）、mump（嘟哝）、lump（堆）、stump（树桩、残干）、chump（肉块、木块）、thump（重击）、bump（撞击、颠簸）。“sl-”的声响效果让以英语为母语者联想到“滑溜”“嘶溜”的意味。如：slip（滑倒）、slide（滑动）、slush（溅湿）、sluice（流出）、sludge（软泥）、sledge（雪橇）、sled（雪橇）、sloppy（溅湿的）等。

根据语言发生学中“手势说”的说法，原始人类在集体劳动时，用舌头代替四肢做手势并在口中敲击出相应的声音来相互交流，由此便产生语言。因为人类面临相似的客观环境、客观事物，有着相似的行为习惯，所以在具体表达时，人类用舌头进行着相似或相同的模仿，并发出相似或相同的声音，人类不同语言便具有了相似性。语音是语言的物质载体，记载了语义的原始状态，音义之间的联系最能反映语言与外部客观世界之间的象似性原理。

音义之间的联系记录了语言从简单到复杂进化发展繁衍的过程，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英汉两种语言中这种音与义发生联系的现象不是偶然的，它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对外界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深刻认识在语言中的反映，是人们抓住了事物及其运动的主要特征，并将这些特征与语言的发音特征及字母的形象特点相联系，从而创造性地用有限的音素及字母来进行语言象征性构词的结果，是语言符号象似性的表现形式之一。

总之，象似性是指语言符号在音、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是关于语言与现实、语言与思维之间关系的思考，它解释的是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狭义的“理据性”论述的是语言内部音义之间的必然联系，是人类模仿外部世界的声音、现象创造语词的结果，狭义的“理据性”是语言符号象似性的表现形式之一。语音是语言的物质载体，记载了语义的原始状态，音义之间的理据性联系最能反映语言与外部客观世界之间的象似性原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词语------------------------客观事物（象似性）

│

┌─────────┐

声音意义-------------------狭义理据性

二、关于音义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论证

（一）音义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争论

两千年来，中西语言学界多数观点认为，人类语言的音义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我们给某个东西取名，完全是武断的、任意的，例如可以把女人叫做男人，男人叫作女人；或者把天叫作地，地称作天。只要大家认可，约定俗成，则把某种东西称作任何名字都可以。我国战国时的荀子认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者谓之不宜。”（荀子《正名篇》）意思是说，事物的名字是人们随意命名的，只要大家认为行就行。显然，按照荀子的观点，音义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是，本文认为在语言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与语言任意性原则同时起作用的规律是：人类语言不仅客观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音义联系现象，而且必然地存在着这种现象。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音义联系任意性的具体含义。“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荀子之言诚然是我们分析这一问题的共同出发点。从音义两端看，它们的联系是任意的、偶然的、可变的。某物有声，但词音未必取其声。汉语的“猫”，得名于摹声，而英俄等语并不如此。汉语的“鸦”，忽略其一身灰黑，拟其鸣噪之声；而“鹤”，遗其高亢之鸣，转以毛色白亮为理据。汉语的“犬”，大约摹拟狗吠，其音kjwan kjwan，不仅与法德等语拟声不同，且与现代汉语象声词“汪汪”（wawa）有别，今之通语“狗”又与摹拟无涉。所以说，“此音”和“彼义”既不存在神秘的联系，也没有“非如此结合不可”的理由，从这一方面看，语言的音义联系是任意的。

但从居中的“其人”看，人的造词行为不太会是随意的，至少我们不能证明他是信口而言、信手而指的。造词者对客观万物的声音、形态最为注意，他会有自己丰富的感受和联想。他可以拟音，也可以摹势；可以从事物的这个特征出发，也可以从那个特征考虑；可以摹拟自然声势，也可以依托原先创制的词语。也许他的心理“原始”，方法“牵强”，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每一次“造词”，他都该有一个确实存在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又可通过种种途径为语言社会领悟、理解、接受。由此看来，说语言是任意的，是就全部的音义相联系的可能性和音义关系的客观本质而言的。而就每一次具体音义的结合和联系音义的语言社会的主观意识而言则不太会是随意的。而且，人是理性动物，人的自觉行为都是有理据的。人类创制符号的约定行为，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理性。只有让众多的社会成员“心领神会”，才能使大家乐于使用、易于记忆，从而在符号体系中站住脚跟，并最终在选择竞争中保存下来。

近年来，西方语言学界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提出了反思和挑战，人们开始从更深的认知层次思考语音和语义的关系，虽然这种探索自索绪尔，或者说自柏拉图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认知语言学流派，其理论在很多方面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乔姆斯基形式主义语言学背道而驰。一些认知语言学家指出，人类语言中的普遍现象说明人类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并非绝对任意。语言结构，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与客观世界的现实有一种深刻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人类语言的音义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人们用什么样的语音来表示什么样的意义是有理据的。而这一观点的语言哲学基础是认知语言学的象似性观点。

（二）音义联系的可证性——音义联系的系统分布

欲对语言音义联系的必然性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揭示，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语言的产生较文字的产生要早得多，其最初的语音形式早被历史湮没而不可复现。另一方面，语言经历史长河的洗礼后，不仅现代的语音系统与最初的语音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异，而且以现存的古代语言材料推出的当初的语言音义结合情况也与最初的语音系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虽然一个民族的语音形式在不断发展演变，但其生成机制则是相对稳定的，正像文字虽也历经多变，但其孳乳生成的机制却始终保持不变一样。由此我们相信，即便在缺乏语言最初语音系统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通过对现代语言语音形式的分析，也可以获得对语言音义结合的最初形成方式的基本认识。

词源学的研究表明，一般来说，对于不能从文字上找到直接语源证据的研究对象，词源学常常利用两种方法：一是以相同的造词心理为证，二是以音义的超常分布为证。关于前者，例如：“瞳”，得名于孩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瞳孔中有人像（就是看它的人的像），因此通称瞳人”。作为一种造词心理，起码有两个旁证：一是今陕西洛川话瞳仁叫“眼睛娃娃”，二是英语pupil有学童、瞳孔两义，同出一源。关于后者，例如：王力先生《同源字典》列举蒙昧不明义的一族词：冒、帽、雾、蒙、梦、瞢、懵、冥、暝、盲、瞀等，声母为明母，韵母分在幽、宵、东、蒸、耕、阳数部，这种词义的超常密集不可能纯系偶合，应该看成是某原始词音义分化的产物。探讨音义联系的必然性也可以借鉴词源学的方法，我们从音义联系超常的系统性分布来证明我们的观点。

语言的对象世界是无限的，而每一种语言的语音形式却是有限的。所以，用特定的语音形式与纷繁无限的具体事物一一对应的语言生成法既不可能，也因此将导致语音系统的异常繁杂庞大而影响人们对语言的有效掌握。各民族先民通过扩大特定语音形式的涵盖指涉功能，巧妙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以汉语为例，对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事物及其意义赋予其相同或类似的语音形式，从而使汉语的某些语音形式具有了一种类似于汉字部首的概括分类功能。

例如，对具有碰撞、打击特征的声响对象，都用塞音声母为首的音节命名，如“啪”“嘭”“嘣”“滴”“咚”“叮当”“哒”“噔”“吧”“咣”“嗵”等。对具有圆形特征的事物，多用压低舌根、口腔内扩而发出的圆转之音为其命名，如“轮”“果”“锅”“涡”“裹”“瓜”“笼”“孔”“滚”“辊”等。表示痛苦忧愁的词汇，语音多由舌根深处发出，语调沉闷晦暗（类似于音乐中小调的风格），并伴随愁眉苦脸的态相，如“苦”“愁”“哭”“恸”“痛”“闷”等。表示欢喜赞许之情的词汇，发音时气息流畅，音调洪亮（类似于音乐中大调的风格），且面部肌肉松弛，如“好”“笑”“乐”“欢”“壮”“嘉”“娇”“姣”“漂亮”“硕大”等。

我国古代训诂学中有一种训诂释义的方法，叫“声训”或“因声求义”，即从语词的声音方面推求词义的来源。“因声”之所以能“求义”，正是以汉语的“音同义通”为基础的。

对汉语的“音同义通”现象研究最为深透的学者当属王力先生。他在批判继承前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同源字”的概念，以概括汉语中“音同义通”的现象。他是这样定义“同源字”的：“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的字，叫作同源字。”例如，小犬为“狗”，小熊、小虎为“豿”，小马为“驹”，小羊为“羔”；草木缺水为“枯”，江河缺水为“涸，人缺水欲饮为“渴”；水缺为“决”，玉缺为“玦”，器缺为“缺”，门缺为“阙”。以上“狗、豿、驹、羔”和“枯、涸、渴”以及“决、玦、缺、阙”，在古代不仅读音相同或相近，而且意义也相近，所以属于同源字。王力先生虽然未直接论及汉语最初的产生机制，但他的《同源字典》充分说明，汉语中的“音同义通”决不是偶然个别的现象，而是由汉语象声表意的生成机制所必然衍化出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汉语语词的音义之间存在系统性的对应性，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在语言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音义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任意的，而是存在必然联系的。

三、音义联系的生成机制体现了语言的象似性

以往的语言学家大多是探讨音义结合的形式，对音义联系的形成机制关注不多，本文试图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探讨一下音义联系的机制问题，目的是为语词音义关系的研究增加一些证据，也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证明语词音义联系的机制体现了语言的象似性。

（一）音义联系的生成机制

从总体而言，音义结合可以分为象声表意法与象征联想表意法两种。象声表意法包括拟声（基本拟声、次级拟声）和感叹等，象征联想表意法包括摹态、音素美（phonaetheme）、摹拟音（ideophone）、联觉通感等。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1.象声表意法：所谓象声表意法，是指通过模拟事物的声音特征而获得指称事物及其意义的语音符号的语言生成机制。

（1）拟声：一切拟声词都是模拟与它所指的事物有关的音创造出来的。以汉语为例，有一部分汉字的音义联合，是从人或物的某些声音摹仿而来的，即用事物发出的个性化的声音来指代这一事物（词义）。章太炎曾说：“语言者不冯虚起，呼马而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何以言雀？谓其音却却也；何以言鹊？谓其音错错也；何以言雅？谓其音亚亚也；何以言雁？谓其音岸岸也……此皆以音为表者也。”（《语言缘起说》）“以音为表”，即以声音作为事物取名的标志。特别在语言的起始阶段，人们通过直摹其音来给事物命名是符合情理与事实的。这种音和义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可以解释的。汉语中还有许多同类的词，如猫、鸭得名于其叫声“苗”和“甲”，铃、钟等得名于其响声“丁令”和“丁东”等。拟声词中一部分是直接模仿与某一种事物相联系的声音而产生的，被称为基本拟声词，如汉语中的“飕飕”“呼呼”“唰唰”“嘟嘟”“哗哗”“轰隆”“滴答”“扑通”“叮当”等。英语中的mew，crock，bleat，buzz，crackle，roar，grunt，drone，bellow，whiz，bang，toot，gurgle等也都是基本拟声词。

另外一些则主要以词语中的一个音素或音素的组合使人产生某种语义上的联想，这类拟音词被称为次级拟声词。在英语中次级拟声词的一个重要而明显的特征就是，某些语声组合的声学效果产生出某种象征意义。如“sn-”发音的时候要有强烈的呼吸声，常用来表示“呼吸声、轻蔑或移动、爬行”，如sniff，snuff，snore，snort，snide，snipe，sneer，snip等。“sk-”的声响效果容易让以英语为母语的使用者联想到表面的接触，于是“sk-”就出现在有这种意味的词语里面，如skate，skim，skin，skid，skimp等。“ump-”的读音读起来有些沉重浑浊，经常出现在有这样意味的词语中，如rump，plump，chump，mump，lump等。英语中的短元音经常表示急促或短暂的动作，如quick，swift，rapid，rush，gush等。而长元音或双元音表示缓慢的动作，如walk，lazy，slow，wait，stay，clam等。

在汉语中，“听音知意”已经成为我们普遍的语言认知心理。次级拟声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语言的形式与人类思维模式以及行为方式之间存在的映照关系。如：

嘻＜嘻模拟小笑声。

吸＜吸模拟吸气声。

哭＜哭模拟哭泣声。

涩＜涩模拟吃酸涩物引起的吸气声。

醯＜醯模拟吃酸涩东西时的吸气声。

辛＜辛模拟吃辛辣东西时的吸气声。

（2）感叹。感叹是对人类感叹行为的语言指称，是人类自身独有的一种声音现象。从本质而言，感叹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特征，从表现形态看，感叹又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表现，而声音又是这一行为的附加属性，所以对感叹行为的语言命名，也非常适宜用以声拟声的方法。

感叹词除了指称感叹声外，还指称着人的一种感叹行为；从更深的层次看，它们分别指称着人的各种心理特征，表现着主体的喜怒哀乐之情和对人事物象所做的伦理的、审美的、认知的多重价值判断。因为很明显，无论是“噫”“呀”“啊”“嗨”“哇”，还是“唉”“嗯”“噢”“嘿”“吁”……无论从信息发出者看，还是从信息接受者看，他们关注的都不是这些语音形式本身和感叹行为对象，而是隐藏于感叹行为背后的某种情感、意向。感叹词因直接以人们在生活实践中的感叹声为语音符号来传达感叹所系的情感意向，所以，在所有汉语词汇中，感叹词的表意最具有直接性的特点，以至于人们通常根本感觉不到它们作为符号媒介的中介性，而径直将其作为所指对象来感知体味。

2.象征联想表意法：指语词的发音能使人产生某种语义上的联想。它们所以被认为有象征联想作用，是因为它们本身某些音素的发音（包括发音时口腔内发音器官的动作、发音时的面部表情）能象征某种概念或意境、气氛，使人引起联想。

（1）摹态。简单的拟音，如对猫叫鸦啼的模仿，是人类听觉、语言器官比较容易把握和再现的，称为“直拟”。复杂一些，如树枝折断，石头滚动，变化既多，且难以口舌再现，于是“想当然”，造出一些大同小异的变体；不同的民族“音感”有异，差距就更大些，此为“心拟”。摹态和拟音不同，它所建立起来的语音形式不是取自对象物的声音特征，而是出于对所指事物状态特征的想象。这些状态特征通过想象最终与一定的发音方式、语音特点联系起来，便造就了摹态词。例如，单纯的风声是一种擦音，多以“呼呼”形容。至于风的推排扑击，缺乏单一的典型特性，难以拟音。而如果想象风的劲吹之势，以双唇吹气作声来表现，造成phu、plu、prom一类词，这就是摹态了。

（2）摹拟音（ideophone）是一种象音成分，特别指许多非洲语言的一种表意法，借助一种重复的声音去创造行为、事物的形象，它们通常表示某些特定的声音或行动，在19世纪就受到语言学家的注意。ideophone这一术语由Clement.M.Doke（1935）所造，对它进行过研究的有Diedrich Westermann，George Fortune，Roger Wescott，William Samarin，Tucker Childs。

（3）音美素。音美素或联觉音组是指词素以下的一个音素或一组音素，由它们构成的词汇具有某种相似含义。它的概念很广，可以包括单个音素，如元音、辅音；也可以包括音组，如辅音丛。例如，B和P是唇字母，它的发音能象征水的激动声，在河流的景物描写中多用boil，bubble，drip，drop，lap，plop，ripple等加强表达效果。文体学家认为，R字母是卷舌摩擦声，发音粗糙生硬，可象征一切伴有噪音的事物或不幸的事情，如描写破坏、战争、雷雨、洪水等。M字母是低沉鼻声，象征任何低沉声，如海啸、昆虫的营营声、鸽子的嘟嚷声等。

（4）联觉通感。联觉通感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术语，指一种刺激激发起另一种感觉的状态，如听到某种声音，特别是元音，便好像看到某种颜色，类似汉语中的“绿肥红瘦”。因此，这方面的一个重点研究是颜色词与语音象征。

（二）语词音义联系机制体现了语言符号象似性原理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原理，语言是人类与客观外界事物的接触过程中，通过身体经验、大脑神经机制和认知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在语言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人类认知（思维）的中介。而语词的音义之间也存在着必然的、有机的联系，原因也是人类在给客观事物命名的过程中，有人类的认知机制参与其中，语言是人类生理、心理和客观外界的物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现实、人对现实的认知和语言三方面的关系，我们套用徐通锵（1997）[2]的公式表示，图示如下：

现实————语言——认知·思维————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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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认知·思维——义

图1：现实、人的认知和语言三者的关系

公式两头的两个“现实”，含义不一样。第一个“现实”是纯客观的现象，其规律隐蔽在无穷无尽的表面偶然性之中，第二个“现实”则体现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已经能够从无穷无尽的表面偶然性之中找出必然性的规律，而语言则是联系两个“现实”的中介和桥梁。我们着眼于这一点来认识语言的性质和结构。这可以概述为：语言对第一个“现实”的功能是编码，即语言通过思维将现实转化为“码”，而后将“码”组织起来，通过交际去认知现实，即转化为公式中的第二个“现实”。所以，从语言的性质来说，它是现实的一种编码体系；从功能来说，它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所谓“交际”，其实质就是交流对现实的认识。

在语言符号的音义层面上，特别是在跨语言比较时，可以看出不少任意性现象，但语言学家们早就注意到音义间的理据性关系。且不说拟声词这一显而易见的现象，语言中还普遍存在类比和语音象征现象，对词汇进化不断起着促进作用。音义联系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如我们所熟悉的拟声（onomatopoeia）、音素美（phonaetheme）、摹拟音（ideophone）、联觉通感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语言中大量存在着音义联系的现象，即使是单个符号也不例外，语言符号是人类大脑对客观世界的编码，形诸于声音来反映人类的思想，语词音义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语词音义联系及联系机制都体现了语言符号象似性原理。

注 释：

[1]王艾录，司富珍 ：《语言理据研究》（2002），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徐通锵 《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

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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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艳 上海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流动站 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