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红 李恒洙 伊铭

民族主义考验北京

最近一起由樱花导致的冲突和一本新书的出版触发了全中国一场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3月21日，一对母女在武汉大学樱花园内穿和服拍照，引来众多路人的围观声讨。此事被媒体和网络曝光后，迅速升级为一场全国性的论战，记者、著名作家、学者和博客写手均参与其中。根据搜狐网的一项调查，有近51%的网友支持这样的谩骂行为，而有47%的网友则主张应该更理性地表达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

《中国不高兴》呼吁中国当局转向更为激进的国内外相关政策，但公众对《中国不高兴》的回应却莫衷一是。

巧合的是，“和服事件”发生的同时，出现了一本名为《中国不高兴》的书，呼吁中国当局转向更为激进的国内外相关政策。该书被认为是1996年卖了700多万册的《中国人可以说不》的后续作品。

可喜的是，在这场全国范围内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大讨论中，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理性思维并不少见。正如武汉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周云清说：“美丽的樱花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植物是无辜的……中日确实存在着不和谐的音符，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远见。”

同样，公众对《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回应莫衷一是。激进的支持者认为这本书完美地表达了民族主义，而其他评论则认为，这本书以一种肤浅而傲慢的方式充分地发泄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热情和对西方偏见的愤怒。自由主义者对这本书表现得不以为然。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认为这本书充满了批评，却缺乏“建设性的建议”。

中国政府也对此书表示忧虑，担心这有可能加剧“中国威胁论”。毕竟，中国的目标是和平崛起。民族主义不仅考验着中国，也对西方造成挑战——它们不得不与一个温驯不再、崛起中的中国达成妥协。然而，除非北京当局能巧妙地牵制这种民族主义力量，否则它可能终会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By Stephanie Wang，译;王诗蕊）（《亚洲时报》，4月15日）

民间左派穿上民族主义大衣

中国左派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并非始于今日，从19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加速，加大规模融入全球体系的时候，双方对立的态势即已分明。不过上世纪90年代，主要是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的笔战。而这几年里，我们看到带有传统色彩的左翼思想更积极地面向社会发言，争取支持者。尤其经过2008年中国与西方媒体的一轮矛盾后，传统左翼观念结合民族主义的观念与话语在中国大众舆论圈里似乎扩大了阵地。

左派与自由派对立的评语，其实反映了中国思想领域里的窘境。在主导政治话语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地位仍然被强调;然而，在一般社会生活中，传统的左派思想影响力已十分淡薄，在国内读者众多的市场化报章与杂志中，市场经济意识、自由民主的观念才是话语主流。

对于现状，新老左派与自由派学者都不满意。后者认为政治改革迟缓，公民权利未得到相应提高，才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加剧，老百姓看病、上学、住房难等问题;反之，“乌有之乡”网站的不少文章则认为，上述问题都是市场化改革的恶劣产物。事实上，左翼或者自由派知识分子看到了同样的社会问题，但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判断以及开出的药方尖锐对立。

外界很难准确判断民间左右翼的论争，以及带有左翼色彩的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对中央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回到从前的公有制显然不可能发生，另一方面，观察人士也忧虑地看到这几年来国有经济领域扩大，民间经济萎缩;不久前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集团失败，也似乎说明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民粹化才是当前最大的风险所系，左派学者就号召要以“大众民主”来取代“精英民主”。但从某个角度来说，民间出现争议不是一件坏事，这说明了中国舆论的多元发展，而且如果完全不允许发声，对立双方就更容易走向极端。

（《联合早报》，4月19日）

日专家称内地核试19万人致癌？

英国《泰晤士报》引述日本科学家研究指，中国1996年前的32年一直在新疆进行的核试验，至少造成19万人因核辐射致癌或死亡，148万人受核辐射影响;中国因核试死亡的人数全球最多。有当年参与核试的中国军人称，防护装备不足为他们带来严重核辐射后遗症，祸及两三代人，而政府方面赔偿不足。

报道指出，1960年代开始，中国在新疆库尔勒地区和硕县的马兰镇设立核试验基地，并驻8023核武试验部队在罗布泊核试场，从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至1996年中国宣布停止核试，共进行了46次的地下及地面核试。

“我在8023部队当了23年兵，当时的工作就是进入核爆区收回试验对象和监察各种仪器在核爆后的情况。”一名老兵接受《泰晤士报》访问时表示，由于长期暴露在核辐射中，他女儿一出世即被诊断出脊髓内有肿瘤，“医生说我女儿的残疾是核辐射造成的，她做了两次大手术，一辈子都要忍受这些痛苦，但政府给我们的只是每个月130元人民币的补贴”。

报道引述日本最新研究显示，中国在1964年至1996年核试8期间造成的人命伤害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扎幌大学医学院物理学教授高田（Takada）称，由于罗布泊核爆后核尘会随风飘散到附近城市及村落，丝绸之路以至整个中国西部均受影响。他以计算机模型计算，中国核试32年问，全中国有148万人受核辐射影响，其中19万人因核辐射造成的癌病或白血病死亡，至少3.5万名婴儿因而畸形或有缺陷。

过去几年，8023部队老兵在全国各地都出现集体上访，要求政府给予赔偿。另一名女性老兵说，国家在1993年至1996年加快核试计划，她至少参与了10次核试。核辐射为她带来的，除了不断掉头发，体重严重下降，还有长期失眠等慢性疾病。

据悉，官方从2003年开始为曾在核试验基地服役的军人派发每月300至4200元不等的核岗位津贴，并为因核试死亡军人的家属提供过5000元的一笔补助。不过由于各省市参予核试的军人数目不一，抚恤政策也不统一，部分老兵并未能得到足够补贴。

（香港《明报》，4月20日）

秘密只能带进棺材

中国于1957年在苏联援助下开始研制核弹。在1950年代末，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战场返国后，即与科研人员一同秘密前往大西北，进驻新疆马兰核试基地。这支部队全名为解放军第21训练基地，对外编号8023部队。

当年参与“两弹”（原子弹和氢弹）核试的退役人员称，因国家保密要求，他们永远不能透露核试验场区环境、工作情况及试验情景，“只能把秘密带进棺材”。

据悉，苏联专家原本将核试验场选址在也属沙漠地带的甘肃敦煌，不过核基地首任司令张蕴钰认为离民居太近，另选址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罗布泊地区。原因是当地是地势平坦的戈壁滩，且常年吹西风，下风方面至敦煌420多公里，其间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也未发现有开采价值的矿藏资源。

由于罗布泊严禁外人进入，也充满神秘色彩，被称为“魔鬼之域”。1980年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国家曾进行地毯式搜索。但一无所获。8023部队退役军人称，当地天气十分恶劣，常有十级以上大风沙，冬天最低气温达零下30℃，夏天温度则逾50℃。

1996年7月30日，中国宣布暂停核实验，官方才逐步开放罗布泊部分地区，如“楼兰古城”等景点也是在停止核辐射测试后才对外开放的。（香港《明报》，4月20日）

西方媒体之司为争夺读者而竞争激烈因此往往报道一些耸人听闻的关于中国的负面信息。

为什么西方媒体对中国有偏见？

在中国，民众普遍认为西方媒体的报道歪曲中国实际。这种判断有些道理，但原因并非像中共党员和“民族主义网民”们所猜想的那样。大多数对中国怀有兴趣的西方人可能会读到大量关于西藏问题、腐败问题和中国民众不满情绪的报道，但是他们很少了解到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对现行体制的支持，优秀的学生依然积极入党，中共探索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地区级的改革。

这种报道倾向并不是因为反华政策或是偏见。由于中国媒体完全受到国家控制，所以中国人难以理解西方媒体完全商业化的模式，即媒体与政府之间不存在隶属与管辖的关系。

西方媒体之间为争夺读者而竞争激烈。西方的主流媒体往往以西方人熟悉和感兴趣的报道来吸引读者。对西藏问题的报道并不是因为西方媒体想从意识形态上抨击中国，而是因为消费者对西藏充满兴趣。

不可否认，西方媒体往往报道耸人听闻的中国的负面信息，但是它们对本国的报道也同样如此。新闻采编人员只是简单地服从于新闻行业的市场导向规则腥风血雨之事夺人眼球，歌功颂德之语鲜有问津。如“中国城市居民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表示满意”之类的标题是不会创造销售业绩的。

由于中国在世界上日渐增长的重要性和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差异，西方主流媒体的中国报道，问题不在于过多的负面新闻，而在于信息太少不是尽量少报道达赖喇嘛，而应加大报道中国的其他问题，以此消解中国在西方人心中的距离感。

但目前的趋势恰好相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广告收入下降，西方媒体为削减开支而撤销海外分社，使得外国报道逐渐减少。这不仅对新闻业，对国际关系同样也是个坏消息。普林斯顿大学学者保罗·斯塔尔在《新共和》周刊撰文指出，新闻是一种公共物品。与清洁的空气和良好的交通一样，新闻的受益者不仅限于直接购买者。他的观点可以延伸到对外政策中。在当今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国家之间必须相互理解，这决定于了解他国的社会现实状况和个体的生存状况，这是外国新闻报道的血肉。

一个典型的反例是，《中国日报》摘录了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宋哲最近的一次演讲，指出双方的新闻从业者应当“使他们的新闻报道有利于达成共识，增进信任与合作”，并且“尊重对方的发展理念、政治选择和文化价值观”。

这也许是外交官的职责，但绝对不是新闻工作者，尤其是记者的职责。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就是对他们看到、听到、读到和接触到的事情进行准确、公正和生动地报道。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的话讲就是“实事求是”。

事实上，如果你对如何读到有关中国的新闻感兴趣，信息源并不缺乏。只要花几个小时上网，接受一些指点，你完全可以找到关于中国的内容翔实的报道和分析。西方的杂志如《经济学人》、《纽约客》和《大西洋月刊》中都有大篇幅的、新颖的并且尊重中国事实的文章。BBC世界新闻电视台曾有过一篇报道：由于中国的城市发展需要，某村农民的住处被拆迁，政府承诺在原地为他们的孩子建造新的学校，但是承诺没有兑现。这是反华的偏见吗？绝不是，只是在寻求事实真相而已。

新闻热点在哪里？我已经指出了很多西方读者在大部分时间所能接触到的报道。中国新闻迷们在报纸中读到爆炸性的新闻并不难，但对于外国时事的广泛报道却很难在日常阅读中被接触到。

为过去的外国新闻报道的黄金时代而感伤是毫无意义的，现在重要的是发掘和利用新媒体的巨大潜力，使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时间能够接触到可靠并且有趣的外国新闻。这一行为的受益者将不仅仅限于新闻业。（By Timothy Garon Asn，译：许诺）（《洛杉矶时报》，4月16）

中国基督教教徒人数大增

北京市内一家高级酒店会议室内的“阿门”声都传到了走廊。在这里数十名年轻人正跟着一名牧师学习《约翰福音》。中国共产党禁止以这种方式学习《圣经》或进行礼拜，这分明是违法行为，但中国政府和周围的人并没有对此表示关注。随着非正式的宗教活动在大城市的酒店、练歌厅和郊区及乡下等中国各地广泛开展，中国政府也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香港《南华早报》12日通过题为《他们信奉神（In God They Trust）》的复活节特别报道说，中国各地的基督教教徒正迅速增加，最近已经超过共产党员总数。

中国政府承认隶属“中国教会爱国委员会”的教会和隶属“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新教，但对信奉活动制定了严格规定。两个团体统计的新教教徒和教会信徒分别有2100万和600万。但根据最近开展的几次抽样调查结果，估算实际人数为，天主教和各派基督教信徒加在一起超过1.25亿。这意味着，中国13亿人口中，约1/10信教，这一数值比中国共产党员总数（7400万）还要多。

该报分析说，罗马教会19世纪在中国各地传教时，遭遇了义和团的反西方运动。但随着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政府对宗教活动的约束逐渐减弱。因此，佛教，道教、新教和教会信徒开始不断增加。佛教和道教信徒加起来有4亿人，比基督教和新教教徒要多得多。随着共产主义日益衰退和宗教恢复活力，基督教正在迅速扩大影响力。

该报称，除了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在孔子的故乡——山东省曲阜和四川省乡镇等中国各地都在举行礼拜和宗教集会，但中国政府对此并没有采取行动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表示：“照此下去，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共产党将可能接受信奉基督教的党员。

（《朝鲜日报》，4月13日）

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但海外的中又学校必须在中文繁体字和简体字之间作出抉择。

汉字陷入“一国两制”之争

今年3月“两会”期间，许多全国政协委员发出重新振兴繁体字的呼声，其中来自天津的政协委员潘庆林提出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的建议。中国央视纪录片《汉字五千年》总策划麦天枢更是预测，繁体字最终会恢复，取代简体字。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网友大声叫好，恨不得让所有简体字立即消失，也有人严词痛斥违背文化发展潮流，反诘道：何不恢复甲骨文？

其实这个问题在海外，尤其是美国侨界至少讨论了10年，两派分立多年，各执一词，尤其是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两派更是相持不下。在美国的中文学校，教繁体字的教师一直称他们所教的中文为“正体字”，以区分1956年以后的简化汉字。所谓“正体字”内涵颇为复杂，包含了对中华文化的坚持、对方块字的正宗传承等内容，当然也有对简体字的不屑。

以加州为例，华裔人口众多的南加州有大大小小的中文学校200多所，由于数十年来台湾方面有侨务委员会提供免费中文教材以及协助培训师资，繁体字一直是教学主流。被认为具有台湾背景的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会员有100多所，绝大多数坚持使用繁体字教材。

而全美中文学校协会（CSAUS）所属的300多所中文学校则以简体字教学为主，因为这些学校均是由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来美的留学人员和华裔新移民所创办。全美中文学校协会所属中文学校遍布美国41个州的几乎所有大、中城市，在校学生人数已达6万以上。

全美各地的中文学校格局大抵如此，或者各自为政，或者“一国两制”，争论在所难免。一般认为，美国华人社会对简体字如此敏感，不仅仅是为了中文字如何书写的问题，他们更关注的是涵养文字的文化土壤。繁体字，意味着台湾课本、台湾本土文化和意识形态，简体字则意味着中国大陆的课本、文化和意识形态。

对于华裔家长而言，送孩子上中文学校，在学习繁体字和简体字之间，实际上有充分的选择。然而对中文学校来说就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不仅涉及背景、理念等文化因素，也涉及教学成本。中文繁简两个体制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现实是，数以百计的美国中文学校必须在中文繁体字和简体字之间作出抉择。不少中文学校负责人都感叹中文教学在“拥简”和“拥繁”间难两全。

总体而言，中国官方推行简体字的努力还是卓有成效的。不成功的简体字当然存在，但简体字把汉字的笔画减少了近一半，使得汉字更容易识别和书写，减轻了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对普及中国人识字和提高文化教育水平起到的作用难以估量。如果把已经简化的汉字，花10年时间恢复为繁体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无论如何是一种倒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从这个层面说，政协委员潘庆林认为，简化汉字太粗糙，违背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简体字应该废止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简体字已在人们学习、生活中根深蒂固，推倒重来，绝不容易。

不仅如此，汉字简化也是一种必然趋势。电脑科技发展到今天，学中文在海外正逢史无前例的热潮。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教材无一例外是简体字。学习简体字，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要学中文，不少中学也陆续增设中文课。2005年5月，美国大学理事会宣布AP（Advanced Placement）之中文鉴定考试将实行简繁并列，由学生自由选择。海外汉语教育到底要走繁还是走简？结论似乎已经明确。

简体字不但慢慢被美国华人社会接受，而且影响力越来越强。简体字能够迅速在美国华人社会站稳脚跟，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经济的迅猛发展。年轻的ABC（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不用父母强迫，开始自觉自愿地学习中文，甚至自己报名去修中文课。不仅仅是因为中文是自己的母语，他们还明白，作为华裔要在美国社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文将会是一件利器。（《联合早报》，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