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为筠

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庞杂思想下相互激荡、此消彼长，几乎任何思想家都难以超越这些体系，保持凌空而独立的见解。近现代的重大政治文化事件，都能从这里找到合理的解释。想要了解近现代中国思想谱系，必须对历次文化论战进行梳理。

胡适是这场中西文化之争的重要人物。

进入20世纪中期的台湾，与有思想争论的任何地方一样，这三种思潮如冤家对头一样依旧争论不休。尤其是西化派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儒家，之间恩恩怨怨纠缠不休。

以胡适、殷海光、李敖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继续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主张以斩草除根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坚决的扬弃;而徐复观、牟宗三等新儒家以及胡秋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将民族文化丢掉，主张继承孔孟之道。

其实，从社会目标来看，西化派与新儒家并无差异，都是主张民主与科学，只是路径上不同而已，之间关系可以概括为“两种心态，一个目标”。但西化派很多人误解新儒家的“传统”，认为是利用儒家作为政治控制的模式，把它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传统”混淆一致，毫不客气地进行讨伐。

尽管中西文化议题已不再新鲜，但这个困扰几代知识分子的问题仍很棘手。不同主张的知识分子在此纽结上长期抵牾，使得一场大的争论一触即发，只不过这一次战场转移到了台湾。

一场演说引发的争论

1961年11月6日，胡适因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邀请，在会上作了一个不过25分钟的英文讲演，题目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适在演讲中提到，“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主要内容依旧是他的老调重谈，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以致苛责中国固有文化。胡适否认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这让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

事实上胡适作为西化派的自由主义旗亏式人物，与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矛盾由来已久。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牟宗三等，坚持在自己的文化上生根立场，一再强调没有中国文化实际也就没有中国人，对文化激进主义和激烈反传统的自由主义抱着猛烈的态度。所以，在学术上门户之见根深蒂固。

而当时的台湾社会，在经济、军事、政治各个方面都依赖于美国，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日渐渗透到岛内，知识阶层开始对思想领域的守旧贫乏不满，希望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出路。因此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思想激流，主张“除了死心塌地学洋鬼子外，其他一切是不

实际的”。

胡适这次又大张旗鼓地否认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引发了一场思想的震荡，旋即遭到有“预谋”、有组织的猛烈围攻。东海大学教授徐复观性格激烈偏执，所以刚猛地一马当先。

激情相挟之下徐复观先在《民主评论》上发文，写出谩骂式的《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以强硬的语气抨击道：“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

对指着鼻子的公开挑衅，素来以修养好的胡适始终没有回应，而其他西化派学者似乎也以保持缄默的居多，这时力挺胡适的李敖出来应战。

年轻的李敖是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殷海光的学生，他那时退伍后从考上的台大历史研究所退学，进入标榜“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文星》杂志当编辑。《文星》是由萧孟能的文星书店1957年创办，杂志创办之初的4年，由于特色不明显，成绩平平。因为李敖这个东风型人物出现，真的使得这份刊物“不按牌理出牌”了。

在1962年1月《文星》51期上，李敖发表了《播种者胡适》，批评那些乱骂胡适的人和乱捧的人一样，通通抓不到痒处。李敖极力推崇胡适，认为他是中国新文化和现代化的“播种者”，称颂胡适对于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贡献。这期杂志以胡适照片作为封面，同期还刊登居浩然的短文《恭贺新禧》，大力赞同胡适的论点。

对传统文化倾恭的胡秋原亦在这期《文星》上，发表长文《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前进》，对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作了一个概述，重点批评“西化派”和胡适，得出不可在复古、西化中二者选一。因复古只足以促成洋化，而洋化无论西洋化、北洋化，到最后是必然亡国。

针对李敖的过激言论，叶青（任卓宣）和郑学稼分别参战，分别写了《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和《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他们否定或贬低胡适，说他“未曾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不是什么“播种者”，而他侮蔑中国文化则是文化买办在洋大人面前讨好的表现。

一向狂傲嚣张的李敖岂肯罢休，立即回应了篇才气纵横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口气批评了中国三百多年来的四十几位古今人物，说他们通通有病。这些病包括义和团病、中胜于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行病，酸葡萄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挟外自重病、大团圆病等。

逐渐，港台一些报刊上关于中西文化论战升温，如《自由报》、《自立晚报》、《民主评论》、《中华杂志》、《世界评论》等纷纷加入。

因为这场文化论战，《文星》成为当时台湾家喻户晓的名角。

一时保守派渐占上风，而胡适本人在各方夹攻中已心力交瘁，因心脏病骤发于11月26日住进医院。但论战并没有因为胡适的倒下而暂停，反而愈演愈烈，不可开交。

图穷匕见对簿公堂

在长期喋喋不休的谩骂声中，胡适健康状况逐渐恶化。1962年2月24日，在一次中央研究院院士酒会上发言，胡适从科学讲到自由民主，特别提到了他受到围剿挨骂的事，因情绪激动，心脏病复发，倒地溘然长逝。于是科学乎民主乎都成为这位中西文化论争先驱的临终绝唱。

《文星》闻讯立即连夜改版，把3月第53期定为“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刊发了毛子水《胡适之先生哀词》、徐复观《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哀悼胡适之先生》、胡秋原《倒在战场上的老将军》、李敖《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等11篇纪念文章。

这些文章以徐复观最具独特性，他于胡适的学问虽有微辞，对其态度虽有责难，但一贯尊重胡适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徐复观从论争的气氛中脱离出，转变为无限哀悼之情，写出《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的悼念之文，坦陈对胡适的意见，对其作了中肯评价。

然而，胡适的逝世并没有给这场论争画上句号，围绕着他的笔战未曾消失，战火继续在《文星》、《民主评论》等上面燃烧。

《文星》54期上又刊发了李敖的《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居浩然的《西化与复古》、许登源的《从超越前进到狂妄》等。这几乎是一本反胡秋原和徐复观的特刊，火力凶猛地声讨这些“封建余孽”，毫不留情地要把他们逼到死角。

《文星》之所以能如此毫无顾忌，是因为老板萧孟能是太子党，其父萧同兹是深受蒋介石器重的党国元老。所以，在萧氏父子的保护伞下，论战期间享有不受言论管制的特权。

随着论战的升级，《文星》俨然成为了台湾家喻户晓的名角，成了20世纪60年代台湾青年冲破传统、向思想权威挑战的代表。当时自由主义领袖殷海光的弟子纷纷聚集旗下，《文星》成为他们发声的场域。也因此殷海光理所当然被认为是西化派背后的策动者。尽管殷海光这时向弟子林毓生抱怨，这真是天大的冤枉，自己根本没有空闲搅和这趟浑水。

《文星》肆无忌惮地攻击胡秋原、徐复观、郑学稼，使得他们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偏袒李敖之流。他们原本都是《文星》作者，与杂志编辑群私交甚笃。《文星》经常为了刊登胡秋原的长文，甚至特别增加篇幅。但在不断恶劣的攻击中，他们终于纷纷与《文星》走上陌路，先后另辟战场再接再厉。

胡秋原在《世界评论》上撰文反击，说《文星》之所以敢于有组织地连篇累牍攻击他，是一股势力在迫害他，骂这些人是危险打手、豪奴……

李敖在当年的文化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李敖是个李卓吾式的狂人，口无遮拦而文笔犀利，他毫不手软地炮制出《胡秋原的真面目》，用胡秋原几十年来见诸报端的文字为证据，对其进行重击。《文星》的60期几乎是声讨胡秋原的专辑，完全撕破脸皮进行人身攻击，不把对方置于死地不罢休。

忍无可忍的胡秋原，于9月18日向法院控告萧孟能、李敖、居浩然三人诽谤之罪。一场学术思想争端，居然闹到了双方对簿公堂。在法庭上案件未了，而论战就此偃旗息鼓。1963年7月1日，历时近两年，在港台掀起轩然大波的中西文化论战终于告一段落。

这场论战打得难解难分，双方使出浑身解数，以驳倒对方为能事，以致骂名和帽子乱飞，个个忿忿不可终日。本企望借论战推动一次新“文艺复兴”运动，没想到最后图穷匕见，竟以“诽谤罪”互控于法庭。不但论战两方大伤元气，那些长篇大论也使读者视觉疲劳。

中西文化是笔糊涂账

在近现代发展历程中，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国人所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台湾上世纪60年代，和大陆80年代“文化热”、90年代“国学热”，其间有关争论始终不绝于耳。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汹涌而进的西学就冲跨了国人内心的堤岸。清廷对待中学、西学态度迅速分化，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而顽固派因循守旧盲目排外，于是双方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甲午海战失败后残酷现实迫使国人思考落后的根源。维新派认为只有变革才能图强，这样先得开风气，积极向西方学习。而保守派拼命守住最后家当，激烈反对西学。

中西文化之争到五四时期达到了一个巅峰，新文化运动把孔子批得体无完肤，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态度激烈如陈独秀、痛切如鲁迅、中立如蔡元培、温雅如胡适……他们批判的精神一直贯彻始终，在科学与民主的坚守上一致不二。这些新文化先驱对封建专制、宗法制度、文言旧学予以毫不留情的痛斥，这种激进的态度引起了以林纾和《学衡》诸君为代表的保守派的不满，相互在媒体上进行论战。

就中西文化论战问题而言，可以说整整三代知识分子都为此纠缠不清。若康有为、梁启超他们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发轫于五四的陈独秀、胡适等为第二代知识分子，而此时发生在台湾论争中的主角，徐复观、胡秋原等人以年龄和在文化界崛起年代而言应当属介于第二、三代之间，像李敖当属于第三代知识分子。

徐复观、胡秋原等作为出道较早的老资格理论家，如今在台湾竟被小一辈的西化青年声讨和辱骂，被视为“义和团余孽”，自然是可忍孰不可忍。

李敖和《文星》为代表的西化派攻击凶猛，不断提倡现代化与民主自由，批判传统文化的消极面。而他们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成为他们致命的硬伤。因而受到徐复观、胡秋原等相当有力的反驳和回击。双方各有长短，难分仲伯。

后来，在殷海光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与徐复观达成和解，双方都意识到，连年笔战使剩下本已无多的知识分子两败俱伤。也许正像徐复观悼念胡适所说的：“我深切了解在真正的自由民主未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除非一个人的良心丧尽，把悲剧当喜剧来演奏。”

这场论战虽然无果而终，但思想禁地一经打开总是不断扩大，李敖和《文星》后来干脆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以民族传统与文化正统继承者自居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公开批判当局压制言论。当局认定李敖和《文星》已对其统治构成威胁，于是在1965年12月《文星》杂志第99期印毕上市前，对它处以停刊的处罚。

随着《文星》时代走向没落，蒋介石开始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使得台湾出现了重视传统、回归传统的趋势然而等到李登辉、陈水扁上台后，“与传统断奶”的声音又纷纷四起，一些知识分子从而寻找台湾文化属性与内涵，试图与传统文化撇清关系。中西文化之争起起伏伏，始终是剪不断，理还乱。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