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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饭碗

2009-06-22杨涛

凤凰周刊 2009年13期
关键词:思想者饭碗国民党

杨涛

1969年9月16日,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在贫困交加中,因胃癌复发病逝于台大医院。此时,离台湾开放党禁还有18年,离台湾第一次实行政党轮换还有51年。

殷海光身后留有遗嘱一封,表达了自己心中的遗憾和对家人的愧疚。他在遗嘱中写道:个人生死并不足惜,否则这5年以来也不会是这个样子。所憾我有四件事:第一,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太太,她是很好的家族出身的,她的身世和相貌,大可不必和我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第二对不起孩子,不能给她更好的教育和适当的环境……

殷海光先生在遗憾中留下对家人的愧疚,事出有因,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殷先生可谓贫穷潦倒,生计难以维持,他的胃癌就是在那种穷困生活中患上的。殷先生在给弟子张灏的信中写道:“那时我的父亲要我学医,我硬是要读哲学。父亲愤怒地说:‘你要读哲学,将来饿死了可不要怪我。现在回想起这话,差一点说中……我如今,头发如霜,现实里的一切,什么也不属于我,连基本的生存也有问题,还要学生朋友来支持,并且还要向那陌生的‘学术市场出售自己。我的心情,在某些方面,颇似晚年的陈独秀,或流亡于墨西哥的托洛茨基。”

1949年就担任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主笔,兼《民族报》总主笔,之后一直在台湾大学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的殷海光先生,可谓才华横溢。在上世纪50年代,殷先生与雷震先生站在一起,以《自由中国》杂志为阵地,评论时政,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名满全岛。如此一位有成就的学者,晚年为何这样困窘?一切均是由于殷海光先生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坚决捍卫自由,要求国民党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处处与国民党作对,激起国民党党棍的极端仇视。都说鲁迅先生的骨头是最硬的,其实作为自由思想者的殷海光先生骨头同样是最硬的。1960年9月,国民党以涉嫌叛乱罪将雷震先生逮捕,《自由中国》杂志被关闭。殷海光先生挺身而出,与夏道夫、宋文明一起共同署名《(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斥责国民党的恐怖行径,接着又发表《我看雷震和新党》、《法律不会说话——因雷震而想起的》,为雷震先生辩护。自此,殷海光先生厄运不断。出版的书籍不断被查封,出门被特务盯梢,就连与世界著名学者哈耶克的见面也被阻止。

这种压迫到殷先生晚年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66年,国民党政客张其昀在中常委会上指责“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将国家长期科学委员会办得一团糟,三民主义的学者总是请不着补助金,像殷海光这样专门攻击政府的人却年年请到”,结果使殷先生失去每月60美元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失去其最低生活费的一半。紧接着,国民党“教育部”来函强行要将殷先生调离台大,聘任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欲将其收买,殷先生坚决拒绝。特务三番五次到其家威胁,无奈之下_殷先生只好辞去台大教职。至此,完全失去了固定的生活来源,生活主要靠亲朋好友和弟子接济。3年后,一代自由思想家,以极为凄凉的方式告别人世。

殷先生能够从当时党化教育的蒙昧中解脱出来,获得同时代思想者所不能具有的远见。然而,思想的方法却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穷困潦倒的问题,无法解决殷先生的饭碗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他的思想和学术生命延续的问题。对于扼制思想者来说,最有效的方法不是组织言论攻击、造谣,不是封杀言论,甚至还不在于搞恐怖活动在肉体上消灭,而是打碎思想者的饭碗。

如果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还是一种威权统治,他们对付思想者和异议者的主要方法还在于搞报刊新闻检查,例如用开“天窗”的方法对付鲁迅先生,用特务暗杀形式对付闻一多先生,那么国民党迁台后,统治力量进一步加强,其独裁在技术上不断“改进”,多少有向右倾极权专制转变的迹象。在大陆统治时期,国民党要求学校开除或交出左倾学生或教授时,学校往往予以抵制、有时国民党也无可奈何。但迁台后,在小小岛屿,国民党对社会的控制触角开始深入方方面面。以往“教授治校”、“学术独立”的传统被破坏,国民党更深入地控制学校事务,安排校长的人选和插手教授的任命,对教授的职业开始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对思想者的控制,他们逐步延伸及思想者的饭碗,殷海光先生的遭遇便是一例。

不过,独霸的国民党毕竟还没有做到事无巨细地掌握岛内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分配,没有搞国家管制经济、计划经济,没有将每一个人的饭碗死死掌握在自己手中。国民党可以打碎思想者的饭碗,却没有做到安排每一个人的饭碗,控制每一个人的饭碗。因此,岛内仍有自由思想在不断打压中萌芽,直至党禁开放的春风吹来。而在真正现代极权主义国家,无论是右倾极权的法西斯德国还是左倾极权的前苏联,统治者实行高度计划的经济管制,掌握着每个人手中的饭碗,每个人都成为统治机器上的螺丝钉,思想者失去了最后一点生存空间。早在18世纪,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就写道:“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而托洛茨基对极权控制思想揭露得更为深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将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替代”。

在控制思想方面,现代极权主义者远远超出古往今来一切专制帝王。国民党仅仅是打碎了殷先生和其他思想者的饭碗,就造成岛内万马齐喑的黑暗,那么在一个所有思想者的饭碗都被统治者控制的极权地方,思想者还有什么尊严与理想,思想还能有什么火花与光芒?分配饭碗和控制饭碗远比打碎饭碗的能力恐怖。希特勒极权控制下的纳粹德国,思想者逃的逃,死的死,连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为保住自己饭碗,也只能向希特勒示好,为纳粹唱赞歌,为极权张目。一代文豪高尔基,被斯大林诱骗回国后,不幸从饭碗到自由被控制得牢牢的,不得不为斯大林服务,面对国内恐怖的真相,无可奈何收敛了先前的锋芒,在极度郁忧中离世。

思想者不怕思想被遮蔽,不怕言论受压制。但对于一个思想者群体来说,可以打碎他们的饭碗,乃至可以集体分配和控制他们的饭碗,远比单个思想者遭受生命的威胁更可怕。毕竟,单个思想受到威胁,消灭不了其他思想者的火焰,反而可能激发更强烈的反抗;但是可以打碎饭碗乃至可以集体分配和控制饭碗,思想者就可能集体被阉割,直至鸦雀无声。因此,对于思想者来说,捍卫自由、民主、法治与宪政,首先要捍卫的是市场经济,是经济上的自由,社会的开放、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最基本的是要让权力的手从每个人的饭碗边拿开。一个开放的社会和市场自由的社会,即使是思想者不依附在权力身上,仍然可以依靠写稿、讲学、从事律师行业等自由职业来养活自己。没有饭碗的担忧,思想者才可以给那些灰暗的时代贡献光和热,而不会像殷海光先先一样,在那个孤岛上,由于贫困交加,生命之光连同思想事业一起沉寂于无边的黑暗之中

“80后”作家韩寒,一向特立独行,言谈惊世骇俗,经常抨击社会丑恶现象,批判文坛学阀、官员,其一句“如果我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中国作协”,雷倒众多御用作家。韩寒的勇气不仅仅是个人的勇气,而且有赖于我们社会的进步,有赖于社会的开放和市场经济与自由的形成。在市场经济社会,即便韩寒将作协一干人员得罪完了,他仍然可以开他的赛车,衣食无忧,因为他的小说有市场,自然有书商为他的出版操心。但是换在“文革”中或之前,有韩寒之类勇气的作家,未必敢于说出此种话语。当时作家们全部被安排在作协这样一个机器中,他们必须依赖作协生活,从作协这个官办机构中争取自身的有限生存资源市场无法给他们饭碗,服从作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和思想问题,更是一个生存问题。

胡适先生曾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争取市场自由,争取我们获取饭碗的自由,就是争取我们思想的自由,争取我们人格和思想的独立所在。没有自由获取饭碗的地方,便是思想之流干涸的地方今天,当金融危机蔓延全球时,国家控制经济、计划经济的论调甚嚣尘上时,我们更应当牢记殷海光先生饭碗的故事,警惕有人借用国家名义借助经济危机将权力触角再次延伸到每个人的饭碗之中。

编辑 魏恭 美编 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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