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大英博物馆是一种述说文明的方式。它要说的故事是从大门左手边开始的,那里有埃及、巴比伦、希腊以及罗马展区,它们是西方文明的根源。大门的右方,则有美国等“新世界”地区,是西方文明的晚近阶段。至于中国,则与其他亚洲展区并存于跟大门遥遥相对的另一端,是西方文明的他者,用以比对它自身的独特轨迹和性质。同时,它又是一座帝国的记忆。那些填充它叙事框架的木乃伊、大理石以及林林总总的珍稀文物,足以说明帝国昔日的强盛、诡诈和霸道。

相对于此,雅典的卫城遗址所要告诉我们的,则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它本是西方古典世界的光荣,两千多年以来屡遭天灾、兵燹(xiǎn)和劫掠,如今成了一尊碎裂的古瓶,以残缺的片断诱发游人思考那已不复存在的全体和其间蕴涵的意义。尽管周边有许多招揽游客的小贩,但是整座废墟仍然不失历史的庄严,没有过度恶俗的装点,不曾沦为任人蹂躏的乐园。每一个去过巴特农神殿的游客都会忍不住想像,要是大英博物馆里头的石雕全都运回此处,放在它们原来该有的位置上,那将会是何等壮丽的景观呢?

至今为止,希腊当局已经成功向瑞典、梵蒂冈和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取回了不少卫城遗物。只有英国,仍在舆论的巨压下,力图保留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尽管如此,双方的谈判也还是有进展的。最起码,英方知道自己在道德上实在站不住脚,只能用租借或其他合作方式争取最大的利益。

在这样的脉络下,再看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或能写照出不同的方向。

首先,经过重重转手,现在那几具兽首的物主并非国家,而是私人,争讨工作因此分外困难。从中国民间的情绪来看,大家对圆明园的象征意义又的确是很在乎的。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假定在兽首无法顺利回归的前提下,中国自己应该先做些什么。

比如说,不要再让人进圆明园去拍电影、破坏植被,拆除后来兴建的饭馆和商店,还它应有的尊严。然后,我们用它去说一段故事。这个故事是复杂的,但它的主旨却可以很简单,那就是尊重历史,珍视我们手中一切宝贵的物质记忆。任何遗址公园或灾难纪念馆都有建立“道德社群”的效果。它的目的不应狭隘,它的指涉可以广泛。例如西方各地的“犹太浩劫纪念馆”,它们的设立不仅仅在于让犹太人勿忘血恨、凝塑出内向的团结意识,还在于让非犹太人深刻自省,了解到走向深渊的道路是怎么搭成的。也就是说,遗址与博物馆所建立的道德社群不只对自己人说话,也要对外人说话;它不只要求外人反思,也要求自己人奋进。因为道德原则并不止于国家和民族的界限。

今天的圆明园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除了教育国人爱国,它能不能让西方游客省思帝国主义的残暴?它展示了外敌造成的伤痕;但它有没有提醒我们,就在今天,就在我们周遭,仍有无数的文物非法外流,仍有可贵的建筑倒在推土机下呢?假如中国人自己都不显示出阻止物质记忆毁坏的决心,又如何能像希腊那样在国际舆论上站稳道德高地,赢取广泛的同情呢?

比起兽首,中国更该取回、也更容易通过外交途径取回的圆明园遗物,其实是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法国枫丹白露宫的《四库全书》残本。假如真有这么一天,我们开口要求,我们就需要更稳固的基础去形成声势。而这个基础,就在圆明园,和它代表的道德权威。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先问自己:你尊重历史吗?

(摘自《南方周末》2009年2月26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