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周生

20多年前我去美国陪读，人生地不熟。一天，我从费城郊区到宾州大学图书馆借书回家，却找不到往火车站的路了。我这人最缺的本事就是认路，东南西北老分不清。好在我怕迷路却不怕问路，问路的英文句子烂熟于心，逮着美国人客客气气地问就是。

那天下着细雨，一个白人男子把报纸顶在头上，正步履匆匆地朝我走来。我很抱歉地叫住他，他停下脚步，认真地倾听我的问话，然后指给我看火车站的方向，告，诉我到哪儿左转，再到哪儿右转，步行10分钟就到。我谢了，他走了，但我却仍然愣在了那里。他语速太快，我除了听见“左”啊“右”啊几个单词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听懂。

这时，我看到一个黑人男子正坐在公共汽车站的长椅上候车，我向他走去。他抬起头，满脸皱纹。细密卷曲的头发有些花白。见我问路，他脸上的皱纹里全是笑意。“哦，火车站?”他笑呵呵地说，“不远。”他指指前方，说唱似的讲了一通英语，继而打住。他注意到我频频点头却一脸茫然，于是站起来说：“走，我领你去!”我连连摆手说不用，我怎么好意思麻烦一个老人?更别说天空中还下着小雨。这时，公共汽车来了，我示意他上去，他摆摆手，汽车随即开走了。面对这固执的热情，我只得顺从。

万万没想到，一旦迈开步子。我发现他竟然是个残疾人!他走路摇摆的幅度很大，缓慢而吃力。我心里既感动又难过，我怎么能让一个残疾人为我领路?不，我坚决地停下了脚步。他回过头看着我挥挥手，说：“得了，姑娘，我知道你为什么停下来，你难道不觉得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帮助别人吗?为什么我只能让别人帮助我呢?”他说了一遍。怕我不懂，又说一遍。我百感交集，只得跟了上去。

雨不知不觉停了，我们俩比划着一路说话。他知道我才来美国不久，就把说话的速度放得很慢很慢。他说他已经57岁了，没有工作，靠政府救济生活。不过，他每个星期在社区和教堂做两次志愿者，帮助募捐和义卖。奇怪的是。就因为这次谈话，“志愿者”“募捐”“义卖”这几个单词，从此我不曾忘记。

我跟着他转了好几个弯，火车站赫然出现在前方不远处。他不再坚持送我，而是让我自己走过去。我一再谢他，他握着我的手一字一句地说：“我得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帮助你。瞧，我不是一个没用的人，对吗?”我连连点头。他的头发湿漉漉的，转身离去后，像是知道我在看他似的，他突然回过头来，朝我使劲挥了挥手，大声地说：“我姓鲍曼，我叫贝克·鲍曼!”

(沈静摘自中国青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