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国

近年来，以反映农村生活为创作标识与个性特色的湖北女作家王建琳以其不俗的文学成果，已越来越引起文坛和学界的关注。自2005年以来，她先后在《新作家》、《长江文艺》、《小说界》、《小说月报》等全国知名文学期刊上发表反映当代农村生活、彰显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的优秀中、长篇小说十多篇(部)。其中，2005年底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描写鄂北祁星镇十余年改革和发展历程的长篇小说《风骚的唐白河》，荣获湖北省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被认为“足以可以用来证明现实主义的胜利”。反映新时期农村土地矛盾的中篇小说《永乐春》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入选《2007中国中篇小说精选》。由于创作上“笔耕不辍十春秋，精品力作接连出”的不凡业绩，王建琳荣膺“2008感动襄樊年度人物”，被誉为中国艺苑奔出的一匹“黑马”，楚天文坛升起的一颗“新星”。

《迷离的滚水河》(以下简称《滚水河》)是王建琳的新作，也是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和她之前的作品一样，这部小说依然保持了对进行时态农村生活的表现热情，显示出作家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追求，即聚焦农业，情洒乡村，心系农民。

作为一部富有鲜明的当下性、强烈的生活实感和激越昂扬时代精神的成功之作，《滚水河》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对正在发生变革的农村生活的近距离追踪式反映。通过主人公的奋斗史、创业史，深刻揭示了新农村建设作为新世纪的一场伟大社会变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挑战性。小说对当下进行时态现实生活的关注度与贴紧感，能启发我们的作家沉入底层、关注乡村，积极充当时代的书记官、人民的代言人，促进当今长篇小说创作走出某些误区，健康、协调发展。

一

如果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传记和心灵图像，那么长篇小说就是现代人类的史诗、民族精神生活的里程碑，同时，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学水平高低的标志。作为一种公认的“大型文体”或“重型文体”，长篇小说在表现人类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具有其他文学体裁无可比拟的优势，同时也决定了其创作难度，它“是对作家才华、经验、思想、精神、技术、身体、耐力等的综合考验”。

进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在创作和生产上呈现出数量激增的态势。据统计，现在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基本都在1000部左右。长篇小说的兴盛，既得益于文化政策的宽松，也有赖于图书市场化背景下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各种出版人对长篇小说生产和发行的积极参与与有效运作，还应源于民族和个人经验的特殊、复杂与漫长。西方学者齐泽克认为，20世纪是一个以伟大的解放计划和连绵不绝的灾难为表征的极端年代，而中国就同时具备了“解放”与“灾难”这双重经验。由于没有神话谱系和史诗传统，而中短篇小说这类体量较小的叙事文体又无力承载如此广阔、沉重和复杂的经验，汉民族的“史诤情结”就投射到了长篇小说上面。

长篇小说的惊人产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长足发展，也似乎宣告了中国文学辉煌时代的来临。置身于令人眼花缭乱的长篇小说之林，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为它空前的兴盛、广阔、多样、丰富所感染，所振奋。但高兴之余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长篇小说创作繁荣背后存在的问题，甚至隐藏的危机。

问题之一，数量与质量不对等。对于眼下数量惊人的长篇小说，学界对其整体质量的看法并不乐观。有人认为“其中至少不下一半的所谓长篇是地地道道的垃圾”；有人更认为长篇小说的现状是量多质差，“繁”而不“荣”，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所占的比例仅在百分之一二左右。大量的是半成品、“膨化”品，还有不少次品、赝品。造成这种现状的症结在于市场运作和媒体炒作的日益深入，“文学化”原则逐渐被“市场化”规则所取代；更大的问题在于作者心态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引向了实用、实惠和实利，用种种方式去屈就市场乃至迎合市场。

问题之二，表现题材不平衡。从整体看，历史题材居多，现实题材偏少；就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来看，又以个人化或女性主义的都市叙事居多，而意识形态或民族文化的农村叙事(或称乡土叙事)鲜见。换言之，与异常发达繁荣、炙手可热的城市文学相比，农村题材的小说明显衰弱。反映农村改革进程和当代农村发展现状的长篇小说，全景式地反映整体农民命运的作品越来越少。如舒晋瑜所言，农村小说“好像成了不合时宜的陈旧话题，是一穗过分成熟的老玉米”。而近距离反映现实，更被许多作家视为太有挑战性、风险性，“吃力不讨好”的畏途。

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可能在于，作家对长篇小说史诗性的刻意追求，造成了对“当代性”的回避。因为所谓史诗，在巴赫金看来其表现的就是“绝对的过去”，所以它对于“当代”的隔绝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对“题材决定论”的矫枉过正，视“距离论”为艺术圭臬。鉴于改革开放30年间许多“跟形势”、“写政策”、“写中心”的文学作品大都成过眼云烟，许多作家在题材的选择上走向了另一个误区，即认为只有写与社会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经过“沉淀”的生括，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才具有恒久的艺术价值。因而，对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虽不是视而不见，但失去了表现的兴趣和创作的冲动。

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学观念或创作原则，“距离论”本身是利弊共存的。其“利”在：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让历史经过沉淀，作家可以更清楚、理智地认识和把握生活；其“弊”在：由于时过境迁，作家往往对鲜活的现实生活失去了激情，放走了创作灵感。正如老舍先生所言：“艺术的创造虽不全靠感情，而一时的感情确是足以产生作品，有时是很好的作品。主张时间距离者总以为事物沉淀一下，有利于艺术处理，不过事过境迁，很难再找到当时的感情。这对于艺术处理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

问题之三，在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下，受商业化、娱乐化潮流的裹挟，许多作家对当下现实生活——无论是城市生活、还是乡村生活的描写是表面的、零碎的，甚至是残缺、扭曲的。也就是说，许多现实题材的文本所提供的多半不是真实的现实生活，而是变形的“虚幻镜像”。正如评论家孟繁华批评的那样：“在商业掌控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不可能在文学中得到完整的呈现：乡村生活的乌托邦想象被放弃之后，现在成了滑稽小品的发源地；在彰显农民文化中最落后部分的同时，遮蔽的恰恰是农村和农民生活中最为严酷的现实。另一方面，都市生活场景被最大限度的欲望化，文学却没有能力提供真正的都市文化经验。”

二

正是在当下长篇小说创作鱼龙混杂、量质失衡的情势下，《滚水河》这部关注底层、关注农村、关注民生作品的出现就显示出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这是部纪实性作品，讲述的是2007年夏初到秋末，地处鄂北枣阳县滚水河畔的白水

镇官渡村村民在村支书兼村主任田猛志的带领下，战胜高致病性生猪蓝耳病，重振副业强项养猪业，化解村集体债务危机，创办现代化千头养猪场，实现“三改一建”目标，建设具有本土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故事。

小说故事发生于2007年，作品发表于2008年——作家对生活反应的敏感与迅捷令人赞叹。作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非她有什么灵异禀赋，借用评论家贺绍俊先生的话说“显然属于生活的馈赠”，作家长期农村生活积累的一次厚积薄发，是作家对生活认真观察、切身体验和深刻思考后的一个必然的艺术结晶。2006年，也即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第二年，襄樊市成立了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该机构的重要成员，王建琳以主人翁姿态深入各县市区的乡镇调查研究，切身感受这场农村的新的历史变革。2007年，襄樊几个县(市)发生严重的生猪蓝耳病疫情，“她到枣阳采访，看到疫病的残酷，农户的无奈，她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她想着天灾人祸给农民造成的损失，思考农业发展的困境和瓶颈，一气呵成，完成了13万字的长篇小说《迷离的滚水河》”。不难设想，如果作家不是切身体验了所描写的生活，而是关在书房里闭门造车，就不会有这部内容鲜活的作品。

和柳青的《创业史》、鲁彦周的《彩虹坪》相似，《滚水河》展示的是主人公在农村新的变革中的创业历程。不管作家在创作时是否具有明确的史诗性追求，但对新农村建设题材选择的本身，事实上已经赋予了小说以史诗的基因与潜质。关于这一点，正如有的论者对刘玉民的农村改革小说《骚动之秋》的评价那样：作家用不着苦心孤诣地为主人公的创业过程设计什么复杂的环境和阻力、动力，只要他细心地观察身边的现实生活，把握住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律动，便必然触及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滚水河》的故事是围绕主人公田猛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创业历程展开的。田猛志是位复员军人，具有改变家乡面貌、振兴集体经济、带领村民发展优势副业养猪业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愿望，也具有改革者应具有的基本素质，然而现实环境并未给他实现宏伟抱负提供多少乐观和便利的条件。相反，频仍肆虐的天灾人祸，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某些私心村干部的掣肘，巨额的村级债务，严重的资金匮乏，还有群众的怀疑和猜忌等难题和矛盾，如同白水镇的滚水河和狮子山一样，横亘在他的面前，等待着他去化解和穿越。

据此，小说从不同侧面较为深刻地揭示了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与此同时，作者还借主人公工作中的困惑和焦虑，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农村建设的挑战性：“眼下的农村，一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二没有现场指导员，更没有以往那些训练有素的农村工作队来教村干部们具体咋整。村干部都是凭着自己的胆识智慧，一点来自实践的土办法左冲右突地干着。”

另外，作者还对当今的村干部素质和干群关系问题进行了相应思考。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农民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现在的他们绝非小说中黑老大似的人物曾大头贬低的那样“百姓百姓，一憨二杏”，而是如田猛志所言：“村民们插翅膀像鸟，惊得像兔，算盘打得比计算机准。”随着我国民主法制进程的推进，农民的主体意识和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妇女主任张春红、村会计曲文波的表现之所以让许多村民不满意，甚至因此造成了人心和党支部之间的隔膜，其原因正如田猛志所严厉批评的那样，他们对重大事项没有在村组中搞一事一议，“总拿个人的意见挡着村民的意见不作为”。尽管作者在作品中没有进一步探讨如何提高村干部的素质，但对这一问题提出本身是很有眼光、很有意义的，因为村干部素质能否提高、能否赢得农民的信任和拥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农村建设大业的成效和成败。

作为一部近距离观照农村变革的作品，《滚水河》生动描绘了一个普通乡村新农村建设的图景，记录了新的农民创业史。这幅变革图和创业史即使还不能称为气吞山河、波澜壮阔，但至少是激动人心、有声有色的。尤为可贵的是，处在愈演愈烈的娱乐化文学时代，作家没有以煽情的文字、离奇的情节来取悦读者，也没有因为要弘扬主旋律而采取粉饰太平的图解式、简单化叙事，而是以严肃的创作态度，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自觉的乡土意识和深切的人文情怀，去书写当下农民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困境，揭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种种矛盾，思考着农业的出路、农村的发展，从而以浓郁的时代气息，较强的生活实感，一定的思想意蕴和艺术魅力，再一次证明现实主义的胜利。

这部小说的出现，虽然不能扭转和改变当下长篇小说乃至整个文学创作在市场化语境下的发展趋势和总体格局，但它能启发我们认真思考“什么是文学?”这个简单而又深奥的艺术问题，思考作家对生活的承诺，对民众、民族的责任担当，吸引他们去聆听大地心音的隆隆回声与强劲律动，从复杂混沌而生机勃勃的乡土民间去捕捉艺术的灵感，汲取文学的民族精神之源，引导我们的文学告别玩弄技巧的游戏化写作、躲避崇高的空心化写作、消解深度的平面化写作、自恋自虐的私人化写作、放逐精神的欲望化写作，促使文学重新回归忠于生活的理性写作、臧否中肯的严肃写作、发掘人性的深刻写作、赋予理想的积极写作以及心系民众的真情写作。

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党、全国目前也是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的工作重点，它本身就具有史诗性。《滚水河》选择这样的重大题材，是完全可能写出史诗性作品的。

但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生活(题材)本身具有史诗性质，并不意味着作品一定可以成为史诗。史诗，作为一种艺术品格，它对作家、作品有特定的美学要求。第一，它一般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和生活的容纳量，常选择那些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系重大的事件，在较大的时间跨度和广阔的空间背景上，描绘民族的历史或现实生活，是一幅关于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斗争生活的波澜壮阔的长篇艺术画卷。第二，它一般需要致力于塑造体现着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意志和力量的民族英雄。第三，它一般应有宏伟浩大的艺术结构和富于民族特征的表现形式。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通过作家的艺术创造，即通过作家创造性的叙述和描绘来完成和体现。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作家思想的深刻度、艺术视域的宽广度和作家艺术创造、艺术概括的才能和力度。

黑格尔对“史诗”也有精彩的总结：一、史诗必须对某一民族、某一时代的普遍规律有深刻而真实的把握；二、史诗从外观上讲，对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反映必须是感性具体的，同时也是全景式的，它必须将某一时代、民族和国家的重大事件和各阶层的人物真实地再现出来，在把握民族精神的同时，要把这个时代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的、人文的风物景观以及民风民俗等描绘出来；三、史诗必须有完整而杰出的人物、宏大的叙事品格、漫长的叙事历史，它是阔大的场面、庄严的主题、众多的人物、激烈的冲突、曲折的情节、恢宏的结构的结合体。

所谓史诗或史诗性作品，简言之，它需要具备几个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即较大的时间跨度，广阔的空间背景，众多的人物形象，宏伟的艺术构思，全景式的生活展示，丰富的精神含量，等等。若按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笔者认为《滚水河》还不具备史诗的美学品格。问题在于，作家仅仅把关注点局限于小小的官渡村，没有通过左右辐射和上下勾连，拓展出更为广阔的艺术表现空间，观照视野尚显狭窄。对于官渡村的新农村建设，作家似乎过分侧重和突出了经济变革的物质层面，却忽视或淡化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同样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家庭生活、文化生活、情感生活等精神层面，而文化建设、民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很少或基本上没有被触及，这就使得作品表现的生活缺少厚重的容纳量。作品描写的人物在数量上还不够多，所以很难通过他们来折射这场重大的历史性变革对各阶层的人物心理，乃至整个社会心理的巨大影响。作家似乎急于要让主人公的奋斗短时间内获得成功，以显示新农村建设的光明前景，对生活做出结论，因而失去了对纷纭复杂社会生活剥茧抽丝般精细描写的艺术耐心，缺乏从容不迫的史学家的胸襟气度。这些问题的出现，既可能与作家的生活库存量不足有关，也可能与作家对这场变革的认识和理解上的偏颇有关，还可能与文学生产越来越市场化、商品化、功利化趋向所导致的作家普遍的浮躁心态有关。

由此看来，如何进一步充实自己的生活储备，如何不断深化与完善对生活的全面认知和准确把握，如何在商业化、功利化的文学时代克服浮躁心理、增强艺术耐心和审美定力，不仅是王建琳以后的创作道路要想走得更远、更稳健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而且也应该是所有作家要创作出高质量作品、文学精品乃至史诗性作品所必须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