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兵

关键词：袁枚 辞官 原因 耻

摘 要：清代作家袁枚33岁时远离官场，隐居随园，引起世人诸多猜测。袁枚喜居人前，耻居人后，其辞官的真实原因就是“耻”，即耻于放归县令、耻于身为官奴、耻于升迁受阻；只有辞官，袁枚才能彻底摆脱“耻”。袁枚辞官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决定，一方面他可借此博取高名，找回自信；另一方面，他可以从此甩掉名利羁绊，摆脱一切束缚，任情放浪，任随自然，从而活出真我。

袁枚（1716－1798），清代乾隆时期倡导“性灵”说的著名诗人，为宦仅十年，33岁时便远离官场，隐居随园。袁枚的这一举动引起世人诸多猜测，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时任福建布政使陶士璜认为袁枚是“耻为令”、“有所激而逃”，袁枚对此曾有所反驳，并自述辞官原因：一是“有能有不能”，即能为百姓办事，不能为大官作奴；二是“文章亦报国”；三是“知难而退”①，“收帆需在顺风时，急流勇退，是古今佳话”②。民国杨鸿烈先生认为袁枚“辞官的理由有二”：“做官是为人民增进幸福，并非为上司大吏做高等听差”；“为的是专门从事文学，以文学为终身事业；这样把文学的价值抬高和政教功业相等，在中国真是前古所未闻的创见”③。很明显，杨说只是对袁说前两点作了简单化的处理，而且多溢美之辞，令人难以苟同。傅毓衡先生在肯定袁说的同时还作了适当补充，他认为袁枚辞官除了“厌恶腐朽、黑暗的官场公礼”外，尚有“为了养亲”，“为了保身”，“受馋、设譬嘲讽”即忧谗畏讥，“乘胜收场，贵在知机”，“为了膏肓泉石”即“为山水而辞官”，和“受往哲高蹈的影响”五大原因④。傅说看似全面，但仍有“为尊者讳”之嫌，而未能涉及到问题的实质。笔者以为，袁枚辞官的真实原因可以用一个字概括——“耻”。

一、耻于放归县令

袁枚自幼禀赋甚高，七岁“受业”，十二岁时与先生史玉瓒一同考中秀才，“门前已送好音来，阶下还骑竹马戏”⑤；十四岁时以《郭巨埋儿论》一文初露锋芒。雍正十年，袁枚十七岁，“杭州朱端士先生命制《七十寿序》，结忘年交”⑥；雍正十一年，又“受知于浙督程公元章，送入万松书院肄业”⑦；十九岁时，浙江督学帅念祖主持岁试，袁枚发挥出色，被拔置高等，补为廪生，“食饩”⑧。乾隆元年，袁枚二十一岁，因家徒四壁，日用艰难，只身去广西投奔叔父袁鸿，凭即兴之文《铜鼓赋》而大受广西巡抚金鉷赏识：“击节不已，至以国士相目”⑨，并且“独专为一奏”⑩，保荐博学鸿词试。至此，袁枚可谓一帆风顺，事事遂心。然而，命运却和袁枚开了第一次玩笑，名落孙山的结果使他只能寄食京城，埋首于“干禄之文”，“半年后，于此道小有所得”{11}。乾隆三年八月，袁枚参加了顺天府乡试，告捷；次年三月会试，又与沈德潜等人一同考中贡士；殿试后，袁枚名列二甲第五名，“我愧牧之名第五，也随太史看祥云”{12}，从而授庶吉士，入庶常馆。此时的袁枚真是苦尽甘来，得意非凡，“此时意义似雷颠，此际连镳渺列仙”，“不到月宫游，那识嫦娥好？不夺锦标归，谁信骊龙巧？寄语灯窗苦志人，人生此处来宜早”{13}。乾隆四年，袁枚入庶常馆学习，教官史贻直夸其“如此英年”，对其十分赏识，可惜三年后的满文考试，袁枚竟然是“最下等”{14}，从而匆匆地结束了翰林生涯，“三年春梦玉堂空，珂马萧萧落叶中”，“手折芙蓉下人世，不知人世竟何如”{15}。从万人羡慕、前途无量的翰林到外放江南做溧水县令，这是命运和袁枚开的第二次玩笑。袁枚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遭遇如此结果，他实在无法接受这一现实，他进入仕途才刚刚三年，他曾经幻想着从此能平步青云；他对自己的才学非常自信，他觉得只要稍作努力，命运之神就会垂青于他，而此前的诸多经历也给他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波折虽有，但前面的路依然清晰。然而，这一次他真的不再幸运，不仅所有的美梦瞬间成空，而且也真切地感觉到了耻辱，这种耻辱让他从此刻骨铭心。一场无关紧要的考试，就这样彻底地改变了袁枚的人生轨迹，他在无颜面对“诸同年”的同时，也对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此去好修《循吏传》”{16}，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无奈之选择。

二、耻于身为官奴

乾隆七年，袁枚27岁，任溧水县令。溧水地偏民贫，治安又差。袁枚怀仁爱之心，以法治县，“多设耳目、方略，集乡保，询盗贼及诸恶少姓名，出所簿记相质证，使不能隐，则榜其姓名，许三年不犯湔雪之，奸民皆敛迹”{17}，从而显示出特殊的吏才。不久，袁枚改任江浦县令。此时的袁枚已基本摆脱外放带给他的郁闷，兢兢业业于日常公务，他也从中体会到了乐趣，“早知花县此间乐，何必玉堂天上望？更喜双亲同出境，白头含笑说儿强”{18}，他决心做一名百姓拥戴的称职循吏。乾隆八年，袁枚又出任沭阳令。沭阳先是旱情严重，“旱魃竟为灾，秋阳永相暴。春禾山下焦，夏麦土中缩”{19}；接着又是蝗灾，“狠如狼，贪如羊；如虎而翼兮，如云之南翔”{20}。袁枚身先士卒，带领百姓抗旱灭蝗，终于小有收成。这一切，似乎还不足以让袁枚产生强烈的归隐想法，而真正让他难以为继的则是官奴生活。明末袁宏道担任吴县县令后不久曾对友人丘长孺说：“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这种感觉袁枚也有深切体会：

尔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作奴耳。彼数百万待治之民，犹齁齁熟睡而不知也。于是身往而心不随，且行且愠。而孰知西迎者，又东误矣；全具者，又缺供矣；怵人之先者，已落人之后矣。不踠膝奔窜，便瞪目受瞋。及至日昳始归，而环辕而号者，老弱万计，争来牵衣，忍不秉烛坐判使宁家耶？判毕入内，簿领山积，又敢不加朱墨围略一过吾目耶？甫脱衣息，而驿辕报某官至某所，则又蘧然觉，凿然行。一月中失膳饮节，违高堂定省者，旦旦然矣，而还暇课农巡乡如古循吏之云乎哉！

其《出东门》诗，更是详尽地描绘出身为官奴的百般感受：

出东门，有客从西来。客不西来，东门之车奔如雷。待来而不来，客怒作色相疑猜。……大官昂首坐，小吏圈豚行。天阴雨凄凄，长跪大道左。学鸭自呼名，两颊红似火。指向蔡興宗，此中正是我。欲卧强之食，欲食强之饥。非所喜而笑，非所怒而笞。腰膝不自持，而况法令为!吞尔不摇牙，咀尔不击齿。乃公喉有声，万口一齐止。爱之则生，逆之死。

袁枚本性清高、不喜约束，而官场等级森严又规矩多多，一县之令，在大官眼中连普通百姓都不如，唯唯诺诺，卑躬屈膝，没有丝毫尊严可讲。《子不语》卷二十一《一字千金一咳万金》就记载了这样的事：

商邱宰某申详一案，有“卑职勘得，毫无疑义”八字。臬使某怒其专擅，驳饬不已，并提经承宅门，将行枷责。杨急改为“似无疑义”四字，再行申详。乃批允核转。然往返盘费、司房打点，已至千金。汶上令某，见巡抚某，偶患寒疾，失声一咳。某怒其不敬，必欲提参。央中间人私献万金方免。人相传为“一字千金，一咳万金”。

这虽有点夸张，但还是能说明当时的官场现状。这样的生活，不是一天两天，只要在官场混，就只能忍气吞声，强作欢颜。因此，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选择了远离，袁宏道不愿再“以官得病”而主动撤身，袁枚在三年翰林、七载县令后终于因不堪“参谒大官苦迎送，应答宾客时奔波”而回归随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