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思想论述是奠基在现象学的基础上的，她反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表象”和“实在”的区分，主张将公共领域建立在“现象”之上，从而避免为了“真理”的要求而毁坏公共领域，但是，为了弥补现象所造成的任意性，阿伦特又将其公共领域建立在美学之“判断力”上，以“反省判断”以及“想象力”构建公共领域。

［关 键 词］ 阿伦特；公共领域；现象；判断；想象力。

［作者简介］ 王江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学。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理念开拓了当代政治思想的视域，成为当代政治论述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论述影响到了社群主义阵营中的，如瓦尔泽与泰勒的市民社会的论述。她的“公共领域”的理念也提供了哈贝马斯发展“交往行动理论”的资源。学界多将阿伦特公共领域思想与其早期的极权主义论述联系起来，而忽视了公共领域思想的哲学根基。事实上，阿伦特以现象学的“现象”作为其公共领域的根基，同时又通过心智生命的“判断力”来弥补其现象学公共领域的缺点。阿伦特在了解人的政治与伦理生活与公共领域的关系的意义上，到底提供给我们什么启发？以及她运用了什么思想资源来构造她的论证的脉络？这些都是阐释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思想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现象与公共领域

如果说早期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关注还停留在与极权主义的关系上，没有与他的哲学思想紧密连接起来，从《人之境况》开始，阿伦特开始以哲学的理念为公共领域做辩护，揭示公共领域所具有的现代的价值。其主要的方法是解释公共领域乃是现象彰显的领域，而非是以一终极沟通理念引导之领域；是个人的行动追求卓异的领域，而非平庸之众人云亦云之领域。

揭示现象，是现象学的主要方法，阿伦特将之应用于社会，并为她的公共领域的理论奠定了基础。阿伦特之所以认为政治乃是现象，公共领域是行动的显现，这要追溯阿伦特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柏拉图的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的强烈质疑，认为哲学和政治的区分使得公共空间的基础被毁灭。阿伦特借研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间关于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对立，也即意见和真理之间的对立，为公共领域奠定了基础，因为公共领域和公共性对于我们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公共领域中的各种意见的对立、公共领域的各种意见是否有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以及这样的共识与真理之间的关系问题。

依照阿伦特的阐释，西方实践与政治哲学自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以来明显地表现为“盲昧与罔顾政治”的倾向。哲学与政治之间的鸿沟产生于对苏格拉底的审判，阿伦特说，对苏格拉底的定罪“使得柏拉图对城邦生活感到绝望，同时也对苏格拉底教义的一些基本成分表示怀疑”①。柏拉图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苏格拉底关于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至此以后，在政治活动中抛弃了对真理的追求，政治行动服从于哲学。

为了反对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阿伦特对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进行了重新的阐释，阿伦特认为，对苏格拉底和他的同胞公民而言，意见是表达向我显现的东西（what appears to me），我们思考和知道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是错的，而只有将我们的意见放到公共空间去检验，他必须考虑他人在这个共同世界中的立场；每个人的意见都是看待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都是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视角，没有一个统一的视角可以统一整合这多种多样看待问题的方式，必须要考虑到这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中所包含的真理的可能性。

阿伦特除了通过苏格拉底的理路来对她的公共领域理论奠定基础，她本身师从海德格尔，深得现象学之三昧。阿伦特早年受到德国“现象—存在主义”的影响，这对他的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她的思辨的方向，阿伦特的思想是“不着根基”的，这在哲学思辨意义层面上意指取消任何自称能够正确地告诉我们如何行动与判断的终极准则。阿伦特自己曾经说过，她的政治思辨是没有任何栏杆的（without banisters），一方面，她不依赖任何既定的理论、解释立场或者框架；另一方面，她也不依赖人性论与形而上学的依据。在认识论上，阿伦特审视西方哲学传统的“表象/实在”的思想预设，提出了“表象之价值”（the value of surface）与“表象（或现象）即实在”的论点。以此为起点，阿伦特建立了公共空间理论。阿伦特的“表象之价值”指的是“表象”或者“现象”（appearance）是存在的基本的模式，它们具有一种“优越性”（primacy）。“表象”乃是指事务、生物的彰显、展现与自我表现。展现必然是在一场域中表达，但是这表达并非是单一的，而是繁复多样的，也往往不是“被给予的”、既定的或者不证自明的，而是不断被体会、了解与解释的。“世界”与人的存在，以及主体和客体、自我与他人，我与我们，在阿伦特的表述中是相互关联的。

阿伦特认为通过“表象即实在”的存在论的理念去思考实践，则“表象”或“现象”并不表示“被给予的”，而是必须被解释与理解的，因为任何“表象”的彰显伴随着“遮掩”。理解事物的表象或现象就成为分辨“真实”与“非真实”，区分“彰显”与“遮蔽”的界限。因此，阿伦特表象理论基础上之公共领域，就是表象的领域或空间。政治行动的实践即是在“公共空间”中关联了言谈与行动。政治行动一旦丧失了在公共空间中与其他行动者的关联，就成为了另外的活动模式。阿伦特认为，政治现象是人透过在人间事务之领域中的言谈与行动而展开的。

阿伦特认为柏拉图用生产取代了行动，政治成为了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生产过程完全是由手段和目的的范畴决定的。用生产取代行动意味着取消了行动者的创造性，或者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开端启新”的能力。通过对劳动、生产和行动地分析论述，阿伦特发现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存在着消除复数性，克服自发性的倾向，将自由等同于控制、判断等同于知识、合法性等同于服从“更高的法则”，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和极权主义最突出的特征。“公共领域的功能即提供了一‘显现的空间，（a space of appearance），在这其中，人们能够以言论与行为表现自身，无论言行的好坏，以及表现他们的身份与所能为者。借此，公共领域照明了人间事务。如果是这样，那么所谓的‘黑暗乃是这道照明的光被‘公信力的落差（credibility gaps）、被‘隐匿的政府、被掩饰的语言（或谎言）、被道德的或其他的训诫——这些是说，在声张旧有之真理的借口下，将所有的真理沦落成为毫无意义可言的琐碎、平庸之言论——给熄灭掉了”②。

心灵生活与公共领域

个人判断力成为公共领域的主题，是因为如果行动的个人缺乏政治的能力，在行动中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想

要了解“判断”对阿伦特公共领域思考的意义，就必须关注艾克曼这个人物。艾克曼是纳粹时期替希特勒执行消灭犹太人政策的主要军官之一，战后逃离德国。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绑架，将他送回国受审。阿伦特自愿担当《纽约》杂志的特派员，前往耶路撒冷聆听审判过程，希望亲眼看到刽子手伏法，抚平自己心灵所受到的创痛。然而，阿伦特在艾克曼身上却看不到任何奇特的地方，没有任何生性怪癖、无恶不作的魔头的形象，而只是一个平淡无奇、近乎无趣的人，他是如此之平常和平庸，以至于在纳粹的时候相信了纳粹的宣传，在盟军时期又会毫无困难地相信民主自由之价值。这使阿伦特不可不思考政治罪恶的来源问题，阿伦特早年对政治之现象之阐释以及对行动之卓越的重视，在理论上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公共领域之现象是否是潮起潮落的幻象，是否不需要任何规范之引领？

从阿伦特的政治思想的发展来看，“艾克曼”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个事件的争议带动了阿伦特从思考实践活动意义进入探索人的思维、意义与判断活动的哲学课题。艾契曼审判对阿伦特的思想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思考由政治领域又转到了哲学的领域。她认为艾契曼是由于“无思想性”所以不能够做出判断。阿伦特对判断的关注是受到了康德的启发，在康德那里，判断活动是与审美有关的，但是它也内在地具有社会性，因为我们的审美判断总是涉及一个共同的世界，涉及所有判断主体，因此不仅是主观偏好或者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癖好或异想天开；判断总是意味着要说服其他人其判断的有效性，在这里不存在存在与判断对象客观符合的问题，而只能够通过说服而达到一致。阿伦特认为，审美判断与政治判断之间具有类似性。她认为《判断力批判》包含着政治哲学的种子，这种政治哲学是康德未完成的政治哲学。

阿伦特最后摒弃《实践理性批判》转到从《判断力批判》的《审美判断力批判》中来，一个早年曾经视哲学为敌人的思想家，在经历过对政治进行不断的思考后，晚年还是回到了哲学的考察上，个中的深意耐人寻味。阿伦特认为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人是单数的人，他只能够诉诸于自己的理性，寻找不自相矛盾的行为准则，而在《判断力批判》中，则提供了重建道德视域的平台，这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交往的概念、主体间的同意和共享的判断的基础上的，但是阿伦特的政治现象的分析在哈贝马斯这样哲学家看来仍然是存在着理性匮乏的境况：“一种建立在最终的洞见和确定性基础上的过时的理论知识的概念，使得阿伦特不懂得对实践问题的认识道道一致的过程就是理性讨论的过程。”③

但是，无论如何，判断力让阿伦特看到了超越独断论真理和主观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可能。康德认为，判断的基础是趣味，而趣味则是一种共通感，不是私人的感受。它的有效性不是来自超越或者先验的根据，而是来自于他人的同意，而这种同意需要通过说服的方式，而这正是政治生活的思维模式。“当我考虑一个特定问题时，我在我心里呈现的人们的立场越多，我就能更好地想象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我会怎样感受和思考，我表现性思维的能力越强，我最后的结论，我的观点就越有效”④。

阿伦特认为政治基本上并不是制定普遍法则的工作，而是针对特定情势的衡量与决断，因此政治与实践理性无关，反而与美学判断有高度的类似性。政治判断与美学判断的第一种关联，在于它们都是在处理特殊性的事物。由于思考处理的都是普遍性的对象，因此它要落实到充满特定事物的现象界时候，必须依赖判断的帮助。链接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桥梁是判断。判断有两种，一种是断言判断（determinate judgment），一种是反省判断（reflective judgment）。前者是以三段论式的模式将特定现象涵盖于普遍规则之下，从而确认该现象之意义。比如我们先有桌子的观念或先验图示，然后见到一张桌子便能够辨识其为桌子。这种判断方式属于逻辑演绎法的一种，不是阿伦特心目中所认可的判断活动。而反省判断是从特殊现象本身追溯（derive）出足以说明自己意义的规则。比如我们看到一朵美丽的玫瑰花，我们会从心底里赞叹“这是一朵美丽的花”，其美丽正是来自这朵花本身，而不必依靠任何先验的“美”的观念。在反省判断中，一个人是从特殊事物本身直接掌握到某些普遍性的成分。阿伦特认为，不但美学及品味的判断属于反省判断，政治行动也是由这种从特殊到普遍的方式来建立衡量的标准。

公共领域与美学判断的第二种的关联在于“想象力”的运用。阿伦特认为反省判断的运作，要求一个人必须先学会如何通过想象力扩大自己的心胸。反省判断不需要先验性的普遍规则，并不表示我们每个人都要坚持自己独特的品味与意见，每一个人都可以坚持自己的判断而没有什么共同的标准。相反，主观的趣味必须要在内心经历一番假象的讨论，然后才能够公之于公共空间，内心的假象讨论可以降低我们主观趣味的任意性，使得我们的趣味宣称获得更高的普遍性，从而对他人具有更多的说服力。判断有点类似康德所倡导的“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康德曾经说，只有当我们扩大思考范围，将其他人的想法纳入考虑，所谓的“批判”才有可能。阿伦特则认为一个公平的批判者必须尽量地设身处地，从众多不同意见者的立场来了解争议中的问题，如此才有可能接纳原先自己没有想到的意见，或者确定自己的意见高人一等之处。经过这种“扩大的心胸”的思考和反省之后，尽管最后可能并未接受他人的见解，但是却使得自己的判断更接近公正。必须要指出的是，他的这种开阔的心胸并不是一般所谓的移情。移情通过设身处地地可以知道别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并且要求自己去同情或者接受这个想法。但是阿伦特认为这不过是以别人的成见来取代自己的成见，无法实现启蒙的目的。发挥想象力会使得我们外表上是独立思考，但是实质上却处于众人共处的空间，从而达到康德所说的“世界公民”的情景。我们通过假象的讨论降低了主观判断的狭隘性，因此判断可以获得相当程度的公正性和普遍性。我们考虑的观点越多，判断的普遍性就越大，同时我们从一个特殊现象所追溯而来的规则也就越有效力。“康德似乎很早就觉察到，在我们看似私密而主观的感知里，存在某种并不主观的成分。他以如下方式表达这个发现……人如果不能与大家共同分享其感觉，将不会对一个客体满意；如果我们的品味竟然与大家不同，我们会感到羞愧；甚至更极端地，在品味经验中，自利主义可以被超越；也就是说，我们会变得善体人意。我们必须克服自己特殊的主观条件以迁就他人”⑤。阿伦特称这为“主体间性”，认为这是促使我们在趣味问题上得以公开讨论、说服并获得同意的重要保障。

正是将公共领域建立在审美判断的基础之上，以“反省判断”和“想象力”作为公共领域的两个构成性的要素，试图克服早期建立在“现象”上的公共领域的内在弱点，让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思想呈现内在紧张，也成为后世研究阿伦特公共领域理论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注释：

①弗里德里克·多兰：《阿伦特论哲学与政治》，陈高华译，中国现象学网。

②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转引自蔡英文：《从极权主义批判到共和民主政治：汉娜·鄂兰政治思想的遗产》，载《思想》第4期，［台湾］联经出版社2007年版。

③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交往的权力概念》，参见江天骥主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第175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⑤Hannah Arendt，“Truth and Politics”，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Viking Press，1968，p.241.p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