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诗与社会现实的关系

2009-06-17阮娟

文教资料 2009年36期

阮娟

摘要: 诗歌与社会现实关系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理论问题,然而在当下诗歌发展的语境下有它独特的意义。面对当下形式多样却缺乏力度感的诗歌,我们坚信诗歌是应该也可以表现生活的,当然表现的形式和方法是可以多样的,七月派诗人绿原的创作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和思考。

关键词: 绿原诗歌生活社会现实

诗歌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是一个既老又新的话题,说老是因为对它的讨论从没有停止过,说新是因为直到现在它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在新诗发展的历史中,这个问题因为种种非文学的原因而失去了客观讨论的可能。“诗歌当然也必须反映现实生活”成为一个真理似的存在而不容讨论,经过新时期后的新世纪,诗歌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但新诗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偏离现实社会,或执着于技巧的锤炼,或追求终极拷问的内心独语。这些,都不失为新诗丰富性的表征,但新诗表现的这种对现实社会的拒斥反向引起了更多的思考:目前的诗歌走向是健康的吗?诗歌该与社会现实保持怎样的距离?新诗目下的困境跟脱离现实有多大的关联等。在此,我就通过对七月派老诗人绿原的诗作及诗观的探讨简要地分析这些问题。

一、诗歌——可以表现生活也应该表现生活

新诗与现实生活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这不仅是说真正好的诗歌植根于生活,源于对生活的感悟,而且说明了是现代新诗所具有的独特秉性。从前者来说,虽然现在已少有人以诗歌是抒情文体为由简单地将诗歌与现实的生活的展现分离开来,因为即使是抒情,也要有诗感,而生活正是诗感的酵素与源泉,但在某些方面片面地理解这对关系,怀疑诗歌表现生活,特别是生活中的重大命题如大的社会生活的人却是大有人在,当然其背后的原因也较为复杂,在后面也会提到,但从古今中外的情况来看,诗歌完全是可以表现形形色色的生活的,诗歌这方面的功能是完全具备的。就后者而言,是说新诗正是从古典诗歌的废墟上诞生的,她一改古诗的僵化和模式化,她骄傲地宣布:“让吟弄风月过去吧,让僵化死板过去吧,它已无法表现生活,它已无法传达诗感,新的有飞扬生命力的诗歌时代是属于自由诗的。”从那时起,新诗由幼稚至成熟,诗艺多经锤炼,但始终不改的是新诗独特的秉性:与时代同行,同历史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那些被广为传诵的诗章,那些长久地激动着人心的歌唱,那些在独夜里可使人掩卷饮泣的诗行,她们大都合奏着时代和社会的节拍,和着人民最迫切的情感,至少也诉说着一部分人的心曲,新诗因而展现出她强大的生命力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貌。我们从来不否认诗歌中有一种永恒东西的存在,诗歌借以穿透时空,魅力永葆,但首先能打动现时读者的诗歌,一定是紧贴着他们生活的,激扬着他们内心情感的。纵观新诗发展史,新诗最蓬勃的时期是其以最昂扬的激情突进社会和生活的时期,所以,无论从诗歌本身与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说起,还是从保有新诗优良品性的角度而言,我们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新诗完全是可以表现生活也是应该表现生活的。

绿原建国前的诗歌创作因为风格差异而自然成为他创作中的两个阶段,即童话诗时期和政治抒情诗时期,从诗歌与社会生活这个角度上来看,恰巧可形成一个比照。童话诗里有轻盈和曼妙,被台湾诗人痖弦评价为:“何其亲切!何其质朴!五四以来,像这样天真烂漫晶莹剔透的可爱小诗,实在绝无仅有。”①童话里梦幻和憧憬和着柔和的轻唱,与现实生活是拉开了一定距离的,尽管也还是夹杂着诗人对现实苦痛的记忆和想象,夜、星辰、露水和絮风里也有病痛、瘦弱和鲜血。我想,正是因为诗人的眼里心里存着后者——不能不直面的现实,才有那后来诗歌风格的骤变。《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复仇的哲学》、《悲愤的人们》等,正如批评家们所言:“脱尽了过去那种空幻或朦胧的气质,而是直面人生,和现实中的丑恶短兵相接。”②这些政治抒情诗当时在大后方被学生广为传诵,鼓舞激励了战斗的豪情和壮志,这些诗,诚如诗人自己所说,是痛苦的,是嘶哑着吼出来的的现实之歌。几十年以后,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阅读和审视这两种类型的诗作时,客观上评价,也许有些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又是一个起点》中的诗作艺术上太过粗糙了,呐喊代替审美,嘶吼代替吟唱,感情上,也似乎是《童话》更亲切些,尽管长诗的豪情和愤激还似乎可感,但并不能有更深的共鸣了。这也是真实。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因此轻易下论断:那种直接的与现实交接的,与社会跃动的诗篇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我想,在仓促的因果背后,诗歌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种种,与诗歌的价值种种远非一个因果式所能道尽。

诗歌走哪种道路,是与时代、现实、人民相舞而歌,还是低首浅吟、婉奏心曲,我们现在并没有简单的价值评判。新诗的百花园应该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但诗歌朝着哪个方向却是一个诗人的选择,我们能在这种选择里看到新诗的秉性,看到一个诗人的品格。在时代的召唤和需要面前不再自欺欺人的唱牧歌,而能有直面和奋斗的激情和勇气,这就是一个诗人的品格。路翎说:“我以为,绿原是属于这一类诗人的,他们具有向复杂的现实生活搏斗,与现实的人生并进的,坚韧的内在力量……绿原不是永远固执地守着自己感情的诗人,这些固执地守着一个堡垒的人们,他们只能歌唱特定的东西。”③这是对绿原很中肯的评判。吴思敬在“绿原诗歌创作研讨会”上也提到绿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人生的课堂,我选择了诗,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④这是一个诗人的坐标,是他一生所信仰的东西,所以到了晚年,诗人依然骄傲地宣称:“诗人的坐标是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的代言人是诗的顶峰。”这种信仰里糅进了一个老诗人最深的感悟和追求,而在这种追求里,我们依稀看到新诗可以挺立的灵魂和骨格。一直不放弃的这种追求是新诗最可宝贵的东西,绿原的创作实践也向我们昭示了诗歌对于生活和社会的方向性选择。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诗人则放弃了这种品格,他们沉湎于自我情感的小空间,诗歌语言愈加晦涩,情感更加孤僻,甚至病态,这固然也是对于当下时代的一种集体心理的表现,然而从诗歌本身来看,却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倾向,尤其是当这种倾向成为诗歌的主要潮流时,则更是不利于诗歌的发展的。诗人为什么放弃了新诗曾经的优秀品格开始转向狭小的自我情感的空间呢?这里不谈文学趋向上整体的“向内转”和其他一些外部原因,从诗人的心理上来看,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诗人普遍没有了以前积极的入世心态,他们对于社会生活不再积极地关注,而社会生活的改变也不能从心底唤起他们深重的诗感;二是诗人们更沉湎于自我一厢情感,对诗歌失去了信心,只是把诗歌作为消遣的工具,自我降低了诗歌的品格。这样说也许有些偏激,但实际情况就是,诗人自我的放弃,对于生活体会的放弃,对于生活中真善美的视若无睹,在现代化的越来越机械化的环境中渐渐冷却了自我的内心,钝化了感觉,是诗歌难以动人的重要原因。这是诗歌放弃生活的代价,是诗人放弃自我品格的代价。所以无论从历史上来看,还是现实中诗歌的现状要求,都告诉我们诗歌不能割离开生活。

二、诗歌与生活——多姿多彩的结合

当然除了这种方向性的大问题,具体到诗歌与生活的细节关系问题则更为多样和复杂,这些问题不仅在诗歌发展的纵向史上不时成为一个热点,而且在每一个对诗抱着严肃认真态度的诗人而言也是一个时时纠结的问题,如绿原,晚年也有类似困惑。他自审新时期以来,也有令他心潮激涌的事迹,如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仁人志士,保护人民同恶势力斗争的武装战士,为祖国争光的运动健儿……也有令他义愤填膺的丑恶现象:贪污腐化、恃强凌弱、崇洋媚外等,“这一切情绪动荡为什么没有在我的笔下化为诗呢?”⑤他认为是人老体衰,感觉钝化,以及对于害怕重蹈“假大空”的顾忌,最终,他怀疑到了诗的功能上,但作为一个正直诗人的他同时不免对这种怀疑本身犹疑,“考虑到中外的创作经验,我又不免对这个问题犹疑不决,觉得这样看是不是把诗的能量和作用贬得太低,使它局限在狭窄的形而上的个人抒情领域而不自拔呢”。⑥诗人到底是敏感而警觉的,但他的困惑与怀疑是普遍性的,这也是当下诗歌现状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我们不谈因为对“主旋律”的拒绝而拒绝与生活接壤这种认识的偏差和心态的偏离,也不谈诗人所谓年龄等其他因素导致的诗歌与现实偏离的情况,而来看看在我们坚信诗歌是应该表现生活的前提下如何实现与生活的交接,至少诗人绿原是这样思考的:“(诗歌)既不能像过去那样,求助于空洞的非肉身的叫喊,或者冷淡而又苍白的客观描画,又不能因袭目前惯见的轻唱、悄语以至独白的抒情方式,而必须通过诗人全身心的投入,达到‘从对象(题材)和诗人的主观的结合而来的更高的升华。”③

下面,我们就以此为切入点来具体看看诗歌要怎样与生活和社会联系起来。这种“联系”自然不是空洞的,流于干瘪的毫无营养的御用诗作,而是在保持新诗品格的前提下写出现实性和艺术性并重的诗,使诗广阔地诞生于现实的坚实而厚重的原野上而不是囿于个人的浅吟低唱。

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里,不能有更深入的探讨,但给予绿原以启示的是胡风的主观突进生活说,抛却所有的种种不谈,胡风的思考对我们今天认识一些问题还是有很多启发的,“在现实生活上,对于客观事物的理解和发现需要主观精神的突击;在诗的创造过程中,客观事物只有通过主观精神的燃烧才能够使杂质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浑然的生命”。⑦换句话说,从这里我们领悟到的是,反映现实社会的诗歌没有更多优秀的作品出现,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其题材是现实亦或社会,而在于我们的诗人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和热情燃烧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把自己的热情倾注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上,没有共奏时代和人民的节奏,和着他们的欢喜忧伤,没有这些,自然没有动人美丽的诗章。

诗歌不是不能抒发一己之情怀。事实上,以一己情怀而动人的诗同样美丽,只是,如果这成为一种潮流趋向,诗歌自身的情怀也就缩小了。在当前形势下,诗的空间越来越被压缩,这有社会读者的原因,但诗自身却不能不求自己的突进,而这突进的入口,我觉得正是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中有诗感,也暗含着诗情的酵素,那些一味沉浸于个人情感的小天地,一味追求艺术的先锋,玩弄文字技巧的诗歌是不可能有长久生命力的,更不能承载新诗发展的方向。

而带着诗人的承担和热情,积极地投身生活,抱着这样的态度,具体到诗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上,则可以自由而大胆了。诗歌要表现社会生活,却不是简单地说诗歌中一定要反映某些社会重大事实,也不是说诗歌一定要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离生活越近越好。一首诗最终取得成功的因素很多,但向着生活的真诚和恳切必定是其成功的底色,这是新诗的精神,也是一个优秀的诗人的情怀。在老诗人绿原的诗论著作《绿原谈诗》中,他也不同程度地、或深或浅地表达了这种倾向。如他在谈到诗人李瑛成功的“秘密”时,就认为李瑛自己提出的三个标准只有缺一不可才能成就真正的诗人。这就是:(1)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2)要真诚地面对生活;(3)要有大胆的艺术追求。绿原说,只要第一条诗将“难免走向远未绝迹的干巴巴的概念化”,“只要第三条,其结果往往陷入阴阳怪气的符咒化”。⑧他没有重点谈第二条,那是因为这在他看来是毋庸置疑的诗歌所不可或缺的东西。

绿原一生的创作和追求是无愧于生活的,这也为我们现下的诗界提供了一个榜样,在他的《读诗断想》里,有这样一段话,引人深思,不妨引来:

但就有限目力所及,更常见的却是与邻人无干的身边琐事,未必逗趣的宠物,并不认识的花木,未曾登临的山水……这些虽然也可以个性化,不会没有一定的可读性,但到三五里以外,对于略带社会性的生活内容,则畛域判然,真好似“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缺乏对人类、民族命运的注重,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缺乏崇高感,缺乏悲剧意识,这就显得同那个“无限”相距太远了。

抗战胜利50周年,没有诗;慰安妇在饮泣,没有诗;北约狂炸科索沃妇孺,没有诗(除了诗人犁青的一本《在西方天堂附近》);当年纳粹暴力下的被迫害者转而成为迫害者,没有诗;目前以恐反恐,更没有诗;是不会写?是不方便写?是不屑于写?还是编辑认为都不是诗。写了发表不出来?搞不清楚。经过两次大战的读者,却至今难忘当年拍案而起的诗人们的愤怒的歌声。⑨

无需再多言,希望给当下的诗人们一点启示。

因为诗歌一度的脱离人民和生活,诗歌的读者大量流失,诗刊发行量骤减,很多人表现了对诗歌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诗的生存空间在哪里?诗的明天在哪里?在汶川大地震期间涌现的来自不同身份的感人诗篇,“打工诗歌”、“底层创作”等让我们相信,诗歌不会消失,但局促无营养的诗会消失,真正的诗歌必是植根于人民中的,必是交接着社会现实的。“地震诗”的浪潮又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新诗的力量和精神,又一次让我们触摸到了诗和生活一起跃动的强有力的脉搏,新诗的前途和明天正在这里。

最后,以绿原的一首诗作结:“有奴隶诗人/他唱苦难的秘密/他用歌叹息/他的诗是荆棘/不能插在花瓶里∥有战士诗人/他唱真理的胜利/他用歌射击/他的诗是血液/不能倒在酒杯里。”

注释:

①痖弦.溅了血的《童话》[J].台湾《创世纪》,(32).

②罗惠.我写绿原[J].新文学史料,1983,(2).

③路翎.关于绿原,《荒鸡》丛刊之一《天堂的地板》[J].1947年重庆版.

④苏品晶.一颗虔诚的诗心——“绿原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J].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06.

⑤绿原.紫色雨.绿原自选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

⑥绿原.紫色雨.绿原自选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

⑦绿原.紫色雨.绿原自选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3.

⑧绿原.紫色雨.绿原自选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3.

⑨绿原.李瑛的秘密.绿原说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08.

⑩绿原.李瑛的秘密.绿原说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