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翼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的就业问题，更显复杂多变之态势。因此，有必要利用现有数据，对可能持续较长市场调整期的劳动力——不同技能水平和不同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的流动趋势进行分析，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前瞻性的参考。

一、教育分流加重了劳动力人口的结构供给压力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中国人口自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化，从而使家庭——不管是城镇家庭，还是农村家庭，都更易于集中资金投资于子女的教育。这与中国大学的扩招一起，在提升人口素质的同时，也分流了劳动力的供给渠道。

从历史向度而言，中国65岁以上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已经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55.75%增长到2007年年底的72.78%——这预示着中国人口已经进入到了“人口红利”的最高时期。经过这一时期，中国将由“人口红利”转入“人口负债”——那时，老龄型社会的压力，会羁绊中国经济的增速。在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达到72.78%之后，伴随少儿人口所占比重的持续降低，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人口数量，会急剧下滑。2008年新增劳动力人口为700多万，2009年为600多万，到2014年时会下降到只有100多万。此后，会出现负增长。即在“十二五”的期末，中国劳动力人口的总数量会在大势上趋于减少。目前，劳动力人口的总量供给压力已开始减弱。

但劳动力供给的结构压力却日趋严重。伴随最近一段时间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扩招，自初中毕业（因为没有进入更高教育阶段继续学习）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低技能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2005为667万，在2006年降低为533万，2007年降低为420万）。21世纪初，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扩张正好遇上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数量的萎缩，从而刺激了“民工荒”现象的出现。虽然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低技能劳动人口就业压力——挤压出沿海制造业中的农民工，并在2008年年底形成民工的“返乡朝”。目前，刺激市场的大规模投入，以及铁路、公路、民航及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的推展，会在很大程度上为体力劳动者创造就业岗位，缓解蓝领从业人员的就业压力。

因此，结构压力的主要来源主要是大学毕业生供给数量的突增。2006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只有413万人，2007年增加到557万，2009年将增加到610万人。再加上2008年没有顺利实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届时仅需就业的大学生就会高达约800万人。

另外，职业教育在增加人力资本培育的同时，却以“蓄水池”的方式将本应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初中毕业生培养到了高中阶段。2003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16万人，2005年上升到的656万人，2007年达到810万人。提前实现了教育部的规划目标——2010年达到800万，与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持平。这表明：在初中及以下劳动力净增人数缩减的同时，接受过高中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供给人数开始大幅增长，为中国劳动力市场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在增加就业压力的同时，可潜在提高制造业产品的质量，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在人口总量供给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达到既有高度之后，由人力资源的培育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已开始显现。这个显现的主要表征，一方面体现为大学生数量供给的剧增；另外一方面则体现为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迅速扩展。

但由于中国企业的技术更新和升级力度慢于职业教育和大学生供给的增速，也由于中国城市化速度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速度，故在人口转型与经济转轨过程中，整个社会提供的“升级岗位”出现了短缺，并由此阻延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

所以，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大学生就业难，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也会伴生中等职业教育产品——接受过高中职业教育的毕业生的择业难。这种“困难”，并不是劳动力人口供给中短期的结构性压力，而是一个可能持续多年的结构性压力。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的劳动力管道分流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对此，国家必须制定长期的企业发展战略和劳动力市场就业指导战略，将教育发展战略置于经济发展战略之中并使其在人口转型和社会转型中实现平稳过渡。

二、劳动力人口加速向第二、三产业及在地区之间转移

改革开放30年来，劳动力的流动趋势强烈地表现着自乡村向城市的净注入。20世纪80年代，城市实行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控制政策，使21世纪初城市户籍人口迅速老化。城市劳动力的不足与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拉动了农村人口到城镇的就业冲动，加速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仅从最近几年的数据可以看出，2004年城镇新增劳动力837万，而乡村减少劳动力69万；2005年城镇新增劳动力835万，乡村减少劳动力230万；2006年城镇新增劳动力999万，乡村减少劳动力404万；2007年城镇新增劳动力1040万，乡村减少劳动力450万。再过几年，等农村新增劳动力表现出“90后”特色时，中国乡村劳动力的减少趋势，将进一步显著。

目前，自乡村流动到城镇的劳动力数量，已经达到了1.3亿到1.5亿多。这几乎占整个城镇就业劳动力的一半。在乡村人口缩减过程中，接受过较高教育的年轻一代，越来越不愿意作农民，而希望有更多机会在城镇非农就业。这种强烈的心理预期，会使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趋减。同时，科技进步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土地集中趋势，将继续加大农村对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推力”。

中国劳动力自乡村向城镇的转移，还体现着地区结构上从中西部向东南沿海一带的流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解决了当地存量劳动力就业的同时，还吸纳了大量农民工的南移和东移，带来了增量劳动力的积聚，形成“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的经济聚集效应。截止到2008年第三季度，东部地区用人需求占全国的比重都在60%左右。东部地区的求人倍率，也大大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1以上。

另外，乡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还直接带来了劳动力人口在三次产业之间配置比例关系的变化：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日益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日益上升。而最近几年的趋势是，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增长更快。这强烈地表现着“中国制造”的特色。截止到2007年年底，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已经下降到40.8%（1978年为70.5%），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上升到26.8%（1978年大约为17.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已经上升到32.4%（1978年为12.2%）。

2003年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在出口导向的发展势头被国际市场所限制之后，为求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开始向人工成本和土地价格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缓慢转移。在前几年的转移中，一度将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带入了中部中国和西部中国。所以，中国职业教育所带来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将使中国在未来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仍然在制造业有所作为。在东部地区技术升级的同时，中西部地区会承接东部地区的制造业而继续引领“中国制造”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发生的这种地区转移，会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劳动力——尤其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廉价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梯度发展所促使的企业转移速度，直接决定着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速度，而金融危机及其导致的实体经济增速的放缓，可能会加速这一调整的进程。

事实上，中西部地区或者那些劳动力输出大省，正在积极应对这种变化，正以自己的比较优势迎接历史赋予的发展机遇。如果国家适时施以引导和培育，多予少取、休养生息，在梯度发展中，中西部极有可能以丰富的劳动力优势求得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

三、私营企业已成为解决劳动岗位的主战场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的从业单位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只有7451万人。但到1995年就增长到1.1亿多人。在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裁员分流之后，国有单位从业人员的数量开始持续下降。截止到2007年年底，只有6424万人。集体单位从业人员也下降到718万人——与1991年相比，几乎只剩下其时的零头。

但与此同时，城镇私有企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却迅速上扬。1993年，国有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时，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只有186万人。1999年增长到1053万人，2003年增加到2545万人，2005年增加到3458万人；到2007年年底，已经增长到4581万人。此时，城镇个体从业人员，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到2007年已经增长到3310万人。仅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的数量相加（4581+3310）已经达到7891万人，超过了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的数量之和（6876+718=7594万人）。

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数量的增长，使其成为我国解决城镇劳动就业岗位的主战场，尤其是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主战场。2008年前三个季度的调查数据表明，在劳动用工需求中，私营企业的需求量，均占27%左右。虽然东部地区出现了私营企业大面积的破产，但在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特色的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中，私营企业制造的用工需求，却始终占据首位，并在全国总体劳动用工需求中继续保持了27%左右的比重。所以，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日渐加重，但在用工需求上，内资企业创造的需求一直保持在70%以上，而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用工需求一直没有超过10%。故只要国家采取可行的内需刺激政策，被沿海地区挤压出的“民工返乡潮”或失业问题就不会过于严重。

不仅如此，在我国的农村，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达到1.5亿，私有企业从业人员2672万，个体从业人员2187万。也就是说，在农村4.76亿劳动力中，已有将近2亿在企业就业。从事家庭农业生产经营的就业人口，已经下降到2.7亿左右。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

因此，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大力提倡以创业带动就业，应该是未来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而非权宜之计。为此，我们要通过宣传和利益导向，鼓励自主创业，继续转变那种“千军万马”挤“公务员”之独木桥的观念，为就业人员改善创业环境，着力扶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缓解我国面临的就业压力。

四、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技能培训及其问题

前已述及，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业已经过教育而分流为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力，面对着不同的求职市场。但市场的需求，却决定于整个国家宏观产业结构的发展。因此，市场对不同教育管道提供的劳动力，表现出不同的需求比重和不同的求人倍率。

如2008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市场对“大专”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比重仅分别为15.7%、15.3%和15.6%；对“本科”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比重分别为6.4%、7%和6.8%。2008年第四季度，市场对“大专”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比重为14.3%；对“本科”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比重为6.4%，均比前三季度有所降低。这本身既与大学毕业者在整个劳动力人口中占据的比重有关，也与中国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的相对低下有关。

可让人担忧的是，市场对高等教育毕业生，包括接受了“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教育的劳动力的求人倍率，却有渐次走低的态势。如“大专”程度劳动力的求人倍率变低。2008年第一季度为0.99，第二季度为0.89，第三季度为0.87；“大学本科”劳动力的求人倍率，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态势。分别为0.97、0.88、0.87。虽然“研究生”的求人倍率，在经过第二季度的低潮后有所上扬，但仍然达不到第一季度的1.49。

与此相反的是，“初中及以下”和“高中”组劳动力的需求比重，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2008年的前三个季度中一直很平稳。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比重，一直在1/4以上；对“高中”阶段劳动力的需求比重，一直徘徊在40%左右。其求人倍率，也有较好的表现。“初中及以下”组分别为0.97、1.06、1。高中阶段劳动力的求人倍率，分别为0.99、0.98、1.01，也很平稳。但高中阶段劳动力中接受过职业教育者的求人倍率，则稳健上升，分别为0.97，1.13，1.15，是所有需求中求人倍率最高的。这说明：高中及以下学历劳动者，在2008年的前三个季度，基本都可以找到工作。虽然在第四季度，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初中及以下”劳动力的求人倍率有所降低，但仍然维持在0.89；但大专、大学、硕士的求人倍率却仅分别为0.78、0.75、0.77。

人力资本的另外一个评级标准，是劳动力的技术等级。这是国家通过权威部门颁发给某个职业技能的就业资格认证。持有此项资格证书的劳动者，仍是企业的“香饽饽”。劳动力市场监测数据也表明：所有取得了职业技能资格的劳动力的求人倍率都大于1。这预示，这些劳动力几乎都是供不应求的，中国的“技工荒”局面仍在持续。另外，虽然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量，对低层次职业技能的需求量大于高技能者，但高技能者的需求量少，可供给则更少，高级专业技术职务（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达到了4.05。这说明市场需要405个工程师，但却只有100个人来申请。

总之，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最大问题，是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供给超过了市场之所需。除此之外，以下几点也相当重要：

第一，大学生所学知识与市场存在脱节现象。为什么职业教育的求人倍率高，而大学生的求人倍率低？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职业教育紧跟市场而调整，但大学教育的课程、知识要点和专业配置及老师等，一旦固化，就很难改变。

第二，大学教育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所谓数量增长，质量下滑。很多学校，本不应该升级为大学，但却通过种种渠道，取得了招收大专生和本科生的资质。在老师的教学力量未经提高之前，专科学校向大专院校的改变，大专院校向本科院校的改变，本科院校对研究生招生点和招生名额的“跑”、“要”、“扩”等，不仅使教育质量严重缩水，而且滋生了教育净土的腐败，破坏了文凭资质对就业市场的质量导引机制，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可悲现象。

第三，中国的教育体制，是理论教学式的满堂灌，而缺少动手能力的培养。在大学里，理论课多，实践课少，以增长学生技能为目的实践课更少。这种传统式的、重考试轻动手的、在精英教育时期不易暴露的教学缺陷，在大众教育时期已彻底不符现实之所需。

在治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时，我们过去比较多的强调要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强调和引导他们到基层和中西部地区去，要他们到中小城市或农村去，但却轻视了对大学教育体制的改革，轻视了大学生对专业的自主选择，轻视了对大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也轻视了监管部门对课程设计与市场之接轨的检查。这是教育部门需要深刻反思的地方。

所以，为治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我们一方面必须在需求上，以产业进步创造更多白领职位；另外一方面，也必须在在供给上，提高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并使之与市场加强联系。而当务之急，在于以培训提高劳动技能，增加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数量，给职业教育如普通教育一般的地位、身份和待遇。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