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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人力资源开发思想研究

2009-06-15李友德

船山学刊 2009年2期
关键词:人力资源开发管子人才

李友德

摘要:《管子》强调富国必须得人、用人和育人,认识到人力资源的开发是决定国家成败的重要基础。从人才的培养、选拔、赏罚激励等方面详细分析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从而为现代企业的人才开发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管子;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人才

中图分类号:B2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09)02-0122-03

《管子》认识到人的价值实现问题,并为人的价值实现提供了实现渠道。“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要想稳定统治,管理好国家和社会的事,最关键之处。就在于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在于管理好人,培养人才。“一年之际,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权修》)对于人才的培养是长远的利益,而且将取得收获和回报。可以充分体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家的深谋远虑。管子作为历史上最出色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人才管理上思想都有自己深刻而独特的见解,并在其政治实践中形成了完整、科学的人力资源开发理论。

一、《管子》的人才人本观之道

“以人为本”、任人唯贤的管理思想,在《管子》之前就已有人模糊地意识到过。西周前期产生的“敬德保民”的思想,足以说明已有产生这种思想的前兆,但是真正清楚明确地提出这种思想的却是《管子》。它不仅意识到普通人的价值,更加意识到贤能之士的价值,提出了任人唯贤的管理思想。这种把人看成最关键的管理目标、最关键的成败因素的思想,表现出《管子》非同寻常的见识和可贵的管理意识。那么,《管子》又是怎样做到以人为本,任人唯贤的人才管理的呢?

1、《管子》提出“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切合实际的人才管理观念。《管子》认为,要“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顺民心,兴民德,对百姓实施仁政,关心民众的疾苦,使其生活无忧。《管子》首先肯定自利是人的一种天性,人类白利观念是一种客观存在。人情都是“得所欲则乐,得所恶则忧,此贵贼之同也”。人之本性是“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信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人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前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管子》认为,只有充分了解人的本能本性之后,才能因其自为之势、导其谋己之利,制定管理政策和措施,管理才能成立成功。管理是建立在人们的基本欲求的满足保障的基础之上,只有存在一定的再生产保障时,才可以言教、盲治。才可能引导人民协作互利,才可以使人尽其才,安心施展自己的才能。安民心者得人才。这正是《管子》管理中精髓所在。

2、任人唯贤,实现人才战略。任人唯贤的管理思想反映的是对管理效能的追求,更反映的是对人才价值的取向。使人才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管子》所要培养的是德能兼备的人才。《管予》提出“仓康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不仅道出了管理基本条件,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培养人才的基本目标是让他们能“知礼节”和“知荣辱”,也就是要让他们成为知书达理的文化人、文明人。《管子》希望培养一些专业人才,提出任用、奖励一批有一技之长的能人,就有树立榜样,教育大家学习、效法的意思。“四民分业定居”其奥妙之一就是让人们专习一个行业,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它提倡教育人、培育人、使人成材。使人成为德能兼备的人才,在社会上得到任用。在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3、《管子》重视对“人心”管理。这一思想在《心术上》、《心术下》和《白心》、《内业》这四篇中都有精辟的阐释,同时也是管子管理思想的精髓所在。《霸言》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牧民》中则指出:“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从四篇中体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以人为本”的真实内涵。同时强调“人心”管理的重要。《形势解》所说:“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管子》主要思想精华就在于自利与利人的对立统一。在管理中《管子》认为“政民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若“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内业》说:“我心洽,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所谓“得人”就是要经营民心,具体而言就是要“从民四欲”、“取民有度”。所以只有掌握利之所在,人民就会自发地去从事生产,从而做到“不烦不扰,而民自富”。

二、《管子》的人才培养之道

管子在治国的各种策略中。十分强调人才的突出作用。他认为,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必须有一大批为之能用的人才,而人才培养又是当务之急,终身之计。是涉及到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稳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管子》深知培训与开发的作用及重要性,它把人的教育与培养看作是百年大计。《管子·权修》篇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树人就是培养人而使之成才。要做成事业,就必须有人才,就得要培养人才,培养人才是百年大计。

管子认为人才是根本,要培养好人才就必须有相应的策略。首先,是国家政策要明确。进行引导。《管子·五辅》中说:“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人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上,仓廪实而囹圄空,贤人进而奸民退。”用政策、政绩、政风来教化民众,必将激励人们追求知识,尊重人才,对整个社会风气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其次,是兴办学校。这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是造福社会和民众的“积德”之举。管子时代的齐国十分重视办学,当时乡里都有“士舍”,国家办有“稷下学宫”,这是兴办在齐国都城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士达“数千百人”,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才济济,场面壮观。再次,是优化社会环境。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环境和风气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从这种程度上说,环境就是学风,风气就是教师,执政者的政策和行为就是教材。为此,《管子》提出“教训成俗”,以创造良好的环境和风气。另外管子对民众进行技能培训,《管子·小匡》提出对“国之四民”,即“士、农、工、商”各以其技艺“教其子弟,少而习焉”。但是应使士集中在学校。农集中在农村,工集中在作坊,商集中在市场。“定民之居”,不准改变职业。“夫故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予常为商。”管子这种政策在当时能够促使人民对本职之事有所专研,使技能代代相传。但也阻碍了各行业之间的交流,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不利的。管子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培养人才,增强国力,促使齐国的强大。

管子不仅注重民众技能的培养,更注重对人的德性修养的培养。《心术上》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心术是指心的作用和功能,“心”在人体中居于主导、君的位置,说明“心”的重要。《心术下》说:“圣人载物,不为物使。心安则国安,心治则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民。故功作而民从,则百姓治矣。”“中不精者,心不治。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内心不专一,则心也就无法宁静。内心不充实,则心也无法致远;内心不正则行为乖失,百姓则不奉从。因此领导者内心要如天一样的毫无私情妄欲,才能普覆天下;要如地一样的毫无私情妄欲,才能承受天下。内心不能宁静,不能致远。是因为私情妄欲所致,内心为私情妄欲所障,天下之民焉得不乱。管子对人心的培养管理也正是人力资源管理培养中的最高境界。管子的人才开发的思想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他提倡教育人,培育人,使人成材,使人成为德能兼备的人才,在社会上得到任用,在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实现其社会价值。

三、《管子》的人才选拔之道

对于执政者而言,人才选拔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历来被古代统治者所重视。管子对如何有效开发利用人力资源有自己的观点,本着“德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管”的原则来选贤用人。甚至对国君的当选也有他自己的标准。“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者也。”《管子》认为担任国君必须有审时、察用和备官三项能力。审时对于现代企业的主管而言,要具备对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了解,善于捕捉商机的能力;察与用的现代意义是指企业主管不但要懂得一些基本的理财原则,还需要了解国际货币信贷和结算等方面的知识;能备官则强调作为执掌全面的领导人除了审时和察用的能力外,还必须具备知才、识才和用才的能力。

《管子·小匡》篇中指出。善政教化之下,各乡各里必有“秀异之才”,“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因此,他下令从下自上推荐人才:“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各级官吏必须向上积极推荐人才,否则地方各级负责人要被定罪,其罪之大,人于五刑。这样的命令颁布之后,“于是乎乡长退而修德进贤”。各级官吏非常重视荐举来自下层的人才。

管子在改革中重视选拔人才之道,专门创设“三选制”。本乡把有才德、有武功之人推选给国家,这是第一选;国家对所选人才实行考核和试用,择其优秀者推荐给国君。这是二选:国君对推荐的人才亲自审核、考问,把合格者任命为上卿的,这是第三选。“三选制”的实行,打破了贵族垄断官职的世卿世禄制度,国家能“因能授禄”,大批人才得到提拔。管仲本人受鲍叔牙推荐得为国相,后来齐桓的四个著名大臣,即掌管司法形狱的宾须无、掌管礼宾的隰朋、掌管农事的王子成父,犯颜直谏的东郭牙,都是通过管仲的推荐得到重用的。

管子还主张对推荐上来的人才的虚实真伪进行一定的考核,以保证人才资源的丰富性和人才质量的可靠性。《管子叫、匡》篇中说:“公宣问其乡里,而有经验。”“宣”,遍也,即遍问乡里的群众,以考其所行皆有事验。然后,“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即面核。面核时不仅注重考核人的外貌长相。“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事”,应参验被考核人以前都成功地做过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审其所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即了解他所交朋友的类型,可以知道此人是否贤明。进而“设问国家之患而不灾”,以了解他对解决重大难题有什么主张?以知其智谋之深浅。面试结束,还要“退而察间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这说明管子深谙人才选拔之道,对待人才的选投是相当严肃认真的,并形成一整套规章制度。从而保证国家治理对人才的不断需要。《管子》的选贤之法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制度,自下而上的人才选拔在严明的奖惩和周密的考核制度配合下,确保人才的推陈出新,对我国的人事部门的人才管理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

四、《管子》的人才激励赏罚之道

管理是一门艺术,要做好管理工作要从多方面着手,除了以人为本、以法为准外,还要从管理者自己做起,要在工作中以身作则、树立榜样,赏罚分明,提高管理水平,因势利导,出色地完成管理工作。

《管子》认为上级管理部门的作风对下级影响很大,因此再三强调这一点。《心术上》说:“上离其道,下失其事。”《心术下》说:“行不正则民不服。”要真正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管理者能否做到以身作则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管子》要求君主注意自己言行的重要影响,从各方面做出表率。《牧民》说:“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要求君主能以身作则,带头服法。《法法》说:“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要求最高统治者自己带头做好。以达到激励臣民的作用。

《管子》强调以利人为基础,注重亲和民众,既施德政,又申明法律。严肃刑罚,采取德法并用的综合管理方式,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措施。《权修》:“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敢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这就是说《管子》的管理方式中,是以正面的引导为主,注重管理中的人性。注重首先教化,注重从各方面把管理工作做好,这种多角度、综合型的管理方法深得管理之精要。正中人力管理之道。

《管子》非常注重待遇的公平,讲求赏罚激励,“爵授有德,禄与有功”坚持“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有功必赏,有罪必诛”的原则。管子对赏功罚罪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夫赏功诛罪,所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则害禾谷;盗贼弗诛,则伤良民。”(《形势解》)“乱主不察臣之功劳,誉众者,则赏之;不审其罪过,毁众者,罚之。如此者。则邪臣无功而得赏,忠正无罪而有罚。故功多而无赏,则臣不务尽力;行正而有罚,则贤圣无从竭能;行货财而得爵禄,则污辱之人在官;寄托之人不日而位尊,则民倍公法而趋有势。如此,则悫愿之人失其职,而廉洁之吏失其治。”(《形势解》)只有使德才兼备之人得到重用,让无德无能,投机钻营的人得到惩罚,才能避免因赏罚不当而造成的危害,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对待,从而激发他们的潜力,形成人才激励的良性循环。利用适度的赏罚机制来激励臣民。这种思想在《管子》的治国理念中多有体现。赏优罚劣,不仅是褒奖清官循吏的嘉行,惩办贪官污吏的劣迹的重要手段,更是激励全体臣民积极性的有力措施。

赏罚分明作为人力资源的一种重要管理手段,赏罚之策在《管子》中得到很好的运用,管子认为:管理者要做到论功行赏、赏罚分明,如果“赏罚不明,则民轻其产”。要赏罚分明,就要切实贯彻“禄当其功”、“绩者多食”的原则。同时要赏罚有度,奖赏过重或过轻都不可取。赏罚过重,就会资财匮乏,过分地行罚就会导致暴虐,两者都会失去民心。管理者在赏罚中要坚持公正公平,要“罚不避亲”。此外,在鼓励群体意识上。要“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以激励群体行为。

综上所述,《管子》的人力资源开发思想是非常丰富,系统与科学的,就用人、选人和培养人、激励人。提出了非常先进的理念。《管子》的人力资源开发思想不仅为当时齐国造就了一大批治国贤才,也为我国当代的人才战略工程实施提供了理论借鉴,对现代企业更好地培养人才和利用人才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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