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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毛泽东与长沙周南女校

2009-06-15赵广军

船山学刊 2009年2期
关键词:五四毛泽东

赵广军

摘要:五四时期毛泽东与长沙用南女校的合作主要表现在:在新民学会活动中与周南诸会员的革命会谊、私交:长沙五四学生运动中对周南的支持和领导;赵五贞事件中推动周南学生号召女界解放等方面。在这些活动中,毛泽东起了关键的作用,周南的进步活动也极大地配合了毛泽东对长沙学生运动的领导。

关键词:五四;毛泽东;周南女校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09)02-0034-04

1903年2月,龙璋、黄忠浩在长沙设立的明德学堂,实为湖南私立学堂之始。1903年湘绅龙绂瑞、俞蕃等在长沙开办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堂。“为湖南开办女学之始”。1905年朱剑凡辟长沙泰安里私宅创女子学堂——周氏家塾。是为周南之始。五四之前,周南女校经历了:周氏家塾(1905—1907)、周南女学堂(1907—1912)、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师范学校(1912--1916)、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1916—1920)等四个阶段。在毛泽东领导长沙五四运动期间,他与周南女校的关系表现得很是密切,周南是此时与毛泽东交往最为频繁的学校之一。

1、新民学会活动中毛泽东与周南女校

新民学会的女会员共有19人,她们多是长沙各女校的学生和教员。其中来自周南的最多。19人中14人是周南毕业或在读的学生:向警予、蔡畅、陶毅、劳君展、魏壁、周敦祥、熊季光、熊叔彬、吴家瑛、贺延枯、吴毓珍、戴毓本、周毓明、许文煊等。这些女会员“每次到会,较男会员为守时间,可见她们的精神实未弱于男会员”。另外,还有曾经执教周南的教员:陈书农、李云杭、钟国陶等也是新民学会会员。

早在1915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写《征友启事》分寄到长沙各个学校,同时也寄到了周南女校。毛泽东与蔡和森等进步青年经常活动。蔡的妹妹蔡畅1916年已经在周南附设的小学里执教。通过蔡畅,毛泽东与周南女校进步教员和学生相识。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所组织的新民学会成立。学会成立后,陆续在长沙各学校的进步学生和青年教师中发展会员。作为长沙较为重要的学校。周南是新民学会物色的重点。周南学生魏璧、周教祥、劳君展和女教员陶毅一起加入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有女会员是从她们四人开始的”。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组织团结青年。广泛联系对张敬尧表示不满的教育界人士。毛泽东与周南女校诸人关系密切。曾频繁与周南教员陶毅、钟国陶、李云杭及学生李一纯(1920年2月毛泽东致陶毅信中提到与李的通信)等通信。另外与周南学生劳君展、周敦祥、魏璧、周毓明、戴毓林等交往很多,她们都是新民学会会员。而周南校长朱剑凡则与毛泽东关系更为密切。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组织文化书社等活动中,通过书信与周南的诸会员密切联系、互通声息。

1918年6月,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新民学会召开的一次会员会上。确定进行留法运动,由肖子升和蔡和森负责进行,“毛主席在湖南则进行号召和组织工作”。1919年9月,在蔡和森、毛泽东的推动下。长沙青年学生、教育界联合组织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在长沙开办留法预备班。向警予和蔡畅、陶毅等人也开展湖南妇女赴法勤工俭学的筹备工作,利用周南女校组织学生暑假同乐会的机会,积极宣传赴法勤工俭学的意义。朱剑凡也帮助设立了法文班,为志愿赴法的学生补习法文。1919年10月。她们先以周南女校为试点,成立了周南女子勤工俭学会。11月,在周南召开湖南女子勤工俭学会成立大会。拟定简章,分发到全省各女校,并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推动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积极响应了毛泽东所发起的留法活动号召。1919年12月,“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现已在周南女校内成立”。1920年初,又成立“湖南女子留法预备团”。新民学会会员先后有18人赴法勤工俭学,来自周南的有熊叔彬、向警予、蔡畅、熊季光等四人。

毛泽东于1920年8月发起创办“文化书社”,参加发起和投资的有多名新民学会会员,“新民学会的得力人物,就是文化书社的得力人物”。文化书社初设,周南诸人就成为第一批的投资者,朱剑凡投光洋一元、纸洋九元,陶毅投光洋十元,陈书农纸洋十元,都是主要投资人之一,也是书社的总社社员。毛泽东发起驱张运动,也多次与陶毅等周南师生通信。长期的交往,周南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政治社会主张上几乎与毛泽东保持着一致。1921年1月1日,新民学会长沙二十余会员在文化书社聚会讨论问题,陈启民、陶毅、钟楚生、贺延祜等周南师生在“改造中国与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争论中,都与毛泽东观点相同,在改造方法争论中周南诸会员仍旧与毛泽东一致。

到1921年7月,“新民学会实际上就停止了活动”,此后,毛泽东与周南女校各会员的联系多属私谊。

2、五四学生运动中毛泽东与周南女校

周南女校师生在五四前就已具备进步的学生运动传统。1907年,周南全体师生首先罢课,反对清政府将民办铁路国有再将主权转送帝国主义的政策,得到全城公私立学堂的响应,这是长沙城最早的一次罢课行动。1911年。朱剑凡带领师生开展光复湖南的斗争,后来又在校内开展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随着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展开,1919年5月,“与新思想表同情”的校长朱剑凡团结教育界配合学生反军阀总罢课斗争,同时担任毛泽东等人发起的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款组织的负责人。鼓励周南学生积极参加。1919年暑假他对周南女校革新,提倡学生自治。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此时。“周南学生意志发皇。很有朝气”。在朱剑凡的支持下和毛泽东的组织下,周南女校在长沙的学生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对周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主要表现在指导周南学生创办周刊、指导学生运动、领导周南师生驱张等几个方面。

1919年5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为来长沙开展学生爱国斗争工作的邓中夏所召开的欢迎会,周南女校代表魏璧和劳君展参加,会后组成湖南学生联合会。各校学生会也纷纷出版自己的刊物。并成立学生周报联合会。在各校先后出版的刊物中,“以湘雅医专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为最突出,蔚成新风”。

五四时期,张敬尧主湘,“不准学生发布。并勒令省城各印刷局不准代印”叫,所以很多进步学生周刊被查禁。作为周南女校学生组织的自治会,影响最大、大大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是刊行了一种名叫《女界钟》的周刊。刊物以大量的篇幅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对养童养媳,提倡妇女解放,每期发行量达五千册。在长沙广大群众和妇女界中影响很大。该杂志一直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创办和发展的。该刊总编辑周敦祥回忆,担任总编辑时很是担心办不好这个刊物。“毛泽东同志知道了,连忙来我家里。鼓励我说:‘你怕什么?好好搞吧!我们支持你呢!毛

泽东同志不仅勉励我树立信心,而且还给这个周刊写文章,支持把它办好”。长沙赵五贞自杀事件后,“毛泽东同志建议《女界钟》出一期特刊,附于第四期”,文章主张改革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制度,代之以婚姻自主、自由恋爱。《女界钟》出了五期后被张敬尧借口未经登记而查封。《新青年》称《女界钟》为“中国完全由女子倡导‘妇女解放的杂志。恐怕这‘女界钟为独一无二的了”。

五四运动京沪各学校罢课风潮人湖南后,长沙各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首先成立学生联合会,再领导学生运动。1919年6月3日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南女校学生劳君展任学联宣传部长。周南女校的代表有魏璧等。学联会址设在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离毛泽东住的修业学校很近。他每天都到这里来和学联负责人研究问题。这年暑假。他日间多在商专,随时指导学联工作。

在毛泽东和学联的领导下,1919年6月3日长沙各校罢课。长沙女校学生在6月5日开始罢课。周南学生率先参加。6月6日长沙《大公报》报道:“顷闻周南女校及省立第一女校学生。以近日省垣各男校学生纷纷罢课,独女校未有罢课之举。遂开会议决自昨日始两校全体(师范部)罢课。另派代表向湖南学生联合会会议进行办法。务期一致进行”。“周南女校罢课后,各女生遂仿各男校办法。组织演讲、调查、交际、编辑各部。分股办事,无稍懈怠”。

在周南女校学生运动的影响下,长沙各女校学生运动广泛展开。1919年6月10日成立长沙女学生联合会,对于提倡国货、翻译白话等事。均积极进行。6月17日改组为长沙女学生励进会,“以增进女学界之幸福及提倡女子服务社会之责任”,已经不再以提倡国货为限。湖南女校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周南学生更是积极主动。俨然为长沙女界的表率。6月24日周南学生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湖南省教育会处召开的四烈士追悼会。1920年1月进步女学生团体旭旦会成立,成员多是周南女校和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2月,毛泽东建议旭旦学会会友应该经常开谈话会。

毛泽东还引导周南师生参加驱张运动。1920年,毛泽东任一师附小主事时寄宿于周南女校,丽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对于驱张更是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1919年12月在驱逐张敬尧运动中,12月6日,周南等校首先宣布罢课。不到一个星期。长沙全体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都一致罢课。罢课之后毛泽东等人离开长沙分赴北京、上海等地做驱张宣传和活动。1920年1月赴外省请愿驱张的代表从长沙出发后,由各校留校学生组成的驻省驱张团的团部就设在周南女校三楼的一间小房子里。

3、五四妇女解放运动中毛泽东与周南女校

辛亥革命后,湖南第一份妇女报刊《女权日报》,由留日学生丁龙夫妇和唐群英等女权主义者创办,内容以鼓吹妇女参政为主。较少关注妇女生活状态。新文化运动首先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等大城市兴起,并迅速影响到湖南的知识界。五四运动中。“妇女解放运动。湖南亦不后于他省。首惹人注意者为婚姻问题”。妇女解放思潮的突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道德启蒙和伦理转型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五四新文化的推进,湖南“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已感到社会变革、民族自决、妇女解放等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

新文化运动勃兴期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帮助同学解除旧式婚姻。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对妇女运动更加关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录1919年7月至12月的文章58篇,其中13篇专门或部分论述妇女问题。毛泽东此时从事妇女运动最为积极的活动是运用专门的妇运刊物——周南女校《女界钟》,从理论上推动妇女运动,号召和组织周南女校学生从事学生、妇女解放等社会运动。

五四时期,湖南的学生刊物自觉地担负起新文化启蒙的历史和文化责任,为新文化人提供相对宽松的言说空间,成为介绍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反对封建旧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

作为长沙最为重要的女子专门学校,周南女校对妇女运动更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毛泽东在其中更是起着推动作用。周南学生自治会发行的《女界钟》“集中力量讨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她们认为妇女要想得到解放,必须首先做到婚姻自由和经济独立”,“大大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五四时期。长沙先后发生两起女子自杀事件,一是赵五贞,一是袁舜英,在五四妇女运动史上都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女界钟》为这两个惨剧号召妇女界来讨论。后来在《女界钟》发表的文章多指出赵、袁两人之死。是死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是死于妇女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经济不能自主。完全依靠男人生活的习惯。因此认为要解放妇女,必须改造社会制度,打倒包办婚姻。实行婚姻自由;开辟劳动门路,使妇女都能自食其力。

无论是《女界钟》开始筹划发行还是具体编辑、撰写文章,毛泽东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女界钟》的创刊。发出了湖南女界自己争平等、求解放的怒吼。在《湘江评论》中,毛泽东号召女界联合起来摧毁吃人旧礼教的文章非常具有感染力。在《湘江评论》被封闭后,有人建议《湘江评论》停刊后,可以换一个名字出版,有人建议出一个女子刊物,得到大家的赞同,讨论后取名《女界钟》,1919年10月出刊。《女界钟》担负起向妇女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任务,唤起更多的妇女冲破孔孟之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藩篱,走上为自由解放而斗争的道路。“我们在周南办了《女界钟》,……毛泽东同志很支持,他在《女界钟》上写过文章、诗”。赵五贞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建议《女界钟》出一特刊附于《女界钟》第四期。周敦祥回忆:他(毛泽东)给《女界钟》写的第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论述妇女要实现经济独立;第二篇文章是为赵五贞自杀事件而出特刊时写的。1919年11月21日,毛泽东“女子自立问题”一文,发表在《女界钟》特刊第1号(该号在“关于赵女士自刎以后的言论”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文章。共10篇。该文是其中的一篇),号召人们针对“千年不正当的礼教习俗”高呼“女子解放”时,应该“研究一个拔本塞源的方法。使今后不再有这样同类的惨事发现为好”。

毛泽东对于周南学生的妇女运动多有建议和指导。李思安回忆。赵五贞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立即要我们调查,他还亲自写了好几篇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在当时长沙的报纸上发表,影响很大”。当时毛泽东就住在周南女校附近的奎星楼,有时住到校长朱剑凡的家里,都与泰安里周南女校不远。他找向警予、蔡畅商量:赵五贞自杀是件大事,提醒她们应该开个大会,表示女界的态度。蔡畅等人立刻和周南女校的同学筹备召开了纪念赵五贞大会。这个大会控诉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号召妇女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蔡畅立刻和周南女校学生积极筹备,召开了纪念赵五贞女士大会,还在周南女校学生主办的周刊《女界钟》上出了一期特刊,控诉封建社会的罪恶。号召妇女起来争取自身解放”。

继赵五贞事件后,1920年10月19日,周南女校学生袁舜英投河自杀。袁舜英事件,是继长沙赵五贞反抗包办婚姻自刎身亡后,又一起轰动全国的自杀事件。“杨开慧烈士曾经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围绕这一事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愤怒揭露和深入批判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罪恶”。接连的女子反封建自杀事件也促使当时的湖南政府作出反应。1920年10月,长沙地方检查长曾经专门发布《劝戒自杀文》,称“查近日以来,省垣内外男妇自缢身死之案。屡见不鲜”,为此劝戒“幸勿轻身自缢”云云。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女界钟》对推动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女界钟》敲响了捣毁“孔家店”,砸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枷锁的斗争钟声。“有人曾这样说:‘女界钟的声音,震惊了腐朽的封建社会,也唤醒了一部分沉睡的妇女”。也正是在毛泽东和《女界钟》等报刊传媒的推动下,赵五贞事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话语中,逐渐成为妇女反抗旧婚姻制度牺牲者的典型事例。具有了深刻影响的“五四”新内涵。

在长沙新文化运动中,“当时的长沙楚怡学校、周南学校、修业学校等,可以说是提倡新思潮,组织革命进步活动的大本营”。特别是作为女校的周南,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更成为长沙女子文化运动的中心。1920年2月18日,北京《晨报》关于长沙新文化运动的报道也称:“(长沙)女子组合底学会,长沙女子最高要求的机关只有周南和第一女师范,所以女子最高底程度就是两校底毕业生女子:文化底中心也在他们身上”。该报道肯定了周南女学生的社会影响。

在周南女校的带动下,长沙各女校也共同组织了女学生励进会。以“增进女界的幸福。提倡女子服务社会的能力”为宗旨。“这些女校学生对于妇女解放运动虽不如周南学生那样旗帜鲜明。声音响亮,但都在新文化高潮的推动下。投入了爱国运动的斗争,对改变风气。推动妇女解放,发生了巨大影响”。张敬尧政府对于女校进步活动的污蔑也可以从反面肯定女校对妇女解放潮流的作用:“至于女校隳落,亦有所闻。固由办理学务者未得其人。实缘邪说流行,借口解放,以济其腧闲荡检之行,如道德凌夷风俗败坏,亦非主张新学说者始愿所及料也”。

五四时期,毛泽东与周南女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一直指导着周南师生中新民学会会员的革命活动和周南的学生运动、推动着周南女校的妇女解放运动。反之,这些运动又密切地配合了毛泽东在湖南所发动的新文化政治和文化运动。使湖南的五四运动成为全国较有成效的一次政治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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