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嘉

美国史学界最近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就是以全球化的视野重新认识和建构美国历史。以全球的视野重构美国历史是一种新的跨国史的研究取向（transnational history approach），其意图在于突破民族自我封闭和国家地理边界的限制，走出过去民族国家历史的格局，在一个更为开放、宽广的视野和语境中重新审视并建构美国历史。这是对过去封闭史学的一种挑战和突破。这种史学研究的全球化是一个从民族国家历史向新的跨国历史的学术转向。

最能反映这一历史研究新趋势的是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于二○○八年春季出版的《世界舞台上的美国：美国历史研究的全球化取向》文集。其实这本文集是美国历史学家组织早在二○○○年就启动的一个题为“在全球时代重新思考美国历史”（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项目的结集。该文集除汇编了近几年陆续发表在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历史杂志》的文章之外，还邀请了一些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学者就如何在全球的视野下重新审视美国历史上十四个重要的问题发表见解。这些问题涉及美国历史研究中几乎所有重要的领域，以全球视野重新认识和建构美国历史已成为一批美国历史学者的共识和学术活动方向。美国史的研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当美国历史学者用一种新的全球视野去重新认识和建构美国早期史时，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美国历史起源的认识。其实，美国早期史的跨国（transnational）特征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广泛和丰富得多。如果在全球史的语境中解读早期史的移民和开发，人们就不难看出，它实际上是十六世纪的第一次全球化运动的一部分。欧洲人和非洲人向美洲的移民是在当时世界消费革命的推动下所发生的一场跨国的社会运动。不仅如此，大西洋世界的经济活动还与亚洲的贸易密切相关，如欧洲对亚洲商品的渴望和中国对白银的需求，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洲的移民和开放。美国早期史的研究正在突破美洲的疆界和大西洋世界的限制，在一个广泛的全球范围展开。这不仅将改写美国的早期史，而且必将导致人们对全球史的重新认识。

对十八世纪美国革命的历史研究在美国的史学界虽然是一个颇具学术前沿性的领域，但以往的美国历史研究常把这场革命视为发生在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宗主国之间的内部冲突。在新的全球视野下，有些美国历史学者已逐渐认识到美国革命其实是十八世纪的一场重大的国际事件。以《独立宣言》的发表为例，过去人们一直是在一个狭窄和封闭的框架中理解这一历史事件，认为《独立宣言》不过是北美殖民地人们发表的一篇旨在向英国寻求独立的政治宣言。其实一七七六年《独立宣言》的发表是一个具有深刻国际背景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使一场发生在英国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内战变成了一场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战争，使法国和西班牙后来的参战成为可能。当时起草《独立宣言》委员会的成员均是一批具有跨国视野的人物，他们不仅参与起草《独立宣言》，而且也参与了《与法国结盟条约》(The Franco-American Treaty)的酝酿和制定。这些都是美国时期大陆会议制定的重要国际性文献。《独立宣言》中所阐述的权利原则也并非像戈登·伍德(Gordon Wood)等一些共和学派的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仅旨在争取个人的权利，其实，这些原则提出的动机更在于为一个民族或国家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权利。因此，《独立宣言》一经发表就在世界迅速传播，成为后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或民族独立自由的纲领和原则。正是这个新的全球视野让人们将美国革命中的《独立宣言》所阐述的思想和原则与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争取独立自由的革命联系在一起，并重新认识它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除了美国革命之外，美国奴隶制的起源和演变，也必须在全球的视野下才能够得到全面、透彻的理解。美国奴隶制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阿拉伯和穆斯林从七世纪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都在使用非洲撒哈拉地区的黑人奴隶。这说明奴隶制是一个历史久远的世界现象。美国的奴隶制历史只不过是全球奴隶史的一部分。从十六世纪初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大约有九百万黑人移民到新大陆，而白人向新大陆的移民则不足三百万。可见黑人在当时全球的移民浪潮中所占的比例远大于白人。美国的奴隶贸易在当时的全球奴隶贸易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美国南北战争前，世界的反对奴隶制的中心并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英国。美国北部的反奴隶制运动同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有密切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呼吁不能忽视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国际背景的原因。南北战争和废除奴隶制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一个强大的和富有活力的国家废除了奴隶制，这是一个影响了世界进程和格局的事件。因此，要真正了解美国奴隶制的起源和奴隶贸易的规模和过程，以及废除奴隶制的意义，只有在全球的视野下才有可能。

甚至美国的宗教史也只有通过跨国的维度才能有新的深度探讨。在美国革命中，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使后来美国宗教的独立和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成为可能。在世界近代史上，恐怕找不出任何一个国家能有像美国那样对世界各种宗教的开放程度。十九世纪美国宗教多元格局的形成是同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广泛联系的结果。美国的宗教其实是当时跨大西洋的新教世界的一个部分。美国十九世纪宗教在本土的发展（其中包括本土宗教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外来宗教的本土化）和美国宗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全球化现象。

在新的全球视野下，美国西部史研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表现在对过去西部史中一些流行的权威观念的质疑和挑战，特别是对过去西部史中的一些传统的“例外论”和特纳的“边疆论”的颠覆。如果仅以欧洲白人的西进移民和美国早期东部的传统为中心来看待西部史，那么美国“例外论”和特纳的“边疆论”似乎还可以成立。但如果把美国西部史置于全球史的框架中重新考察，以往基于这些理论所做出的许多解释就站不住脚了。首先，“西部”这个在过去西部史中人们常用的基本概念就有很大的争议，它本身是以美国东部白人的立场提出来的。对本土的印第安人来说，当时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西部”概念。对于当时居住在美国南部的西班牙人和北部的法国人来说，“西部”的概念也十分模糊。其次，从地域上看，一部美国的西部史也并非仅仅是美国东部白人西进移民的历史，而是一个多元化和多维度的全方位的移民过程，其中有西班牙和墨西哥人的北移，有法国人的南移，甚至还包括中国人的东移。另外，从比较历史的观点来看，“西进”也并非美国所独有。加拿大在十九世纪也有同美国类似的“西进”社会运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西部的移民过程也并非如特纳在一八九三年《美国历史上边疆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一文中所宣称的那样——进入了一个终结阶段。其实，西部史中的移民运动并没有在十九世纪末就停滞了，而是以不同的形式继续进行。不然，就无法解释二十世纪末美国西部人口结构和社会变化的历史状况。截至二十世纪末，每五位洛杉矶的人口中就有两位是外国出生的移民，有百分之四十多的人口是西班牙裔背景的美国人。或许正是基于这些背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者史蒂芬·阿伦（Stephen Aron）提出了把“西部还给世界”的主张。他指出，西部史的跨国背景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广泛和复杂，西部的移民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一部真正全面的、客观可信的西部史只有在全球的视野下，才有可能完成。

移民在美国这样一个民族和种族多样性的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移民史的研究所提供的历史记忆是解决美国多元化族群认同问题的关键。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一部美国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而移民史又最能体现跨国历史研究的价值。从一开始，美国的移民就是一种跨国现象。在这新的研究取向中，美国一些历史学者摆脱了以往移民史的研究模式，不再仅仅从单一民族国家的角度去简单地处理移民问题。在他们眼里，移民也不再是单向的跨国界运动，而至少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流动。为了在移民史的研究中体现这种新的思维和认识，有的学者甚至建议用“migration”一词取代过去移民史中常用的“immigration”。这样，美国的移民史，就从过去那种仅仅关注从外界移入变成了除此之外还关注向外移出和内部移动的全方位的历史研究。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改革更是一个具有广泛跨国背景的复杂的社会运动。虽然这场改革运动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但改革者的许多理念、方法和策略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例如，美国当时的社会安置运动（the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就是从英国直接借鉴过来的。其他如劳工运动、妇女运动、选举制的改革等，也都在不同的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凭借新的全球化视野，美国一些研究进步主义时期的历史学者认识到，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跨国的社会改革网络。这个网络所覆盖的面积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影响的形式也更为复杂，甚至中国也受到影响。胡适在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的许多改革主张和具体措施，如妇女解放、大学改革和政治的民主化，就是受到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改革经验的启发，从中借鉴过来的。可见，只有在新的全球化的视野中，历史学者才有可能将这个复杂的网络梳理清楚。

二十世纪美国史的全球化特征就更为明显。如果不从全球史的角度，历史学者将无法认识和解释美国这一时期的历史。但这也不等于说，二十世纪的美国历史研究就自然可以成为全球史的一部分。人们还必须要有意识地去突破过去史学研究中的一些旧的模式和观念。以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为例，以往的美国民权运动史研究一般都囿于美国本土的框架内。在新的跨国史的视野下，美国历史学者不仅更加关注这场运动同当时世界各地发生的去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运动的同时性，而且还不断发掘两者之间广泛的、内在的联系。美国外交状况和“冷战”格局对民权运动也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一九六四年的“民权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可以说是民权运动和“冷战”相互作用的产物。当时民权运动中还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全球意识的领袖人物，马丁·路德·金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的使命感和理想远远超越了美国的疆界。美国民权运动在他的眼中，并不仅仅是一场美国本土的内部运动，它更是一场具有普世意义的全球运动。

虽然目前要全面深入地认识和评价全球化的研究取向，以及这一新的研究取向对美国历史研究带来的变化恐怕还为时过早，但从目前关于这一学术转向的讨论和已经出版的著述，人们至少可以初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和评价这一新的学术转向：美国历史本身的性质和发展过程、学术史的演变和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美国历史本身的性质和发展的过程来看，美国历史从形成的初期就是一种跨国现象。早期的移民和掠夺就是在当时世界市场与消费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发生的。美国其实是十六世纪世界全球化运动的产物。全球性和多元文化是美国历史与生俱有的重要特征。几乎在美国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全球性的事态和因素就以各种形式对美国社会的变化和美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例如，美国的独立与建国就是在欧洲思想意识的影响下进行的； 美国经济活动在一开始就是跨大西洋世界贸易的一部分；美国奴隶制的起源就是参与当时世界非洲奴隶贸易的结果；甚至美国从印第安人和欧洲列强手中获取土地，在北美大陆的领土扩张也是一种跨国现象。因此，这种全球化的研究取向对于认识美国历史本身的特征和性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历史学前沿的学术活动的出现往往都有一个创造性的学术积累过程。这一新的研究取向的出现也不例外。当前这种新的研究取向的出现，同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民族国家历史和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积累直接相关。如果没有过去的这些学术基础，新的学术取向不可能发生。同时，如果没有这些传统学术的格局所造成的限制，新的学术取向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新的学术转向还推动了新史料的发掘和对旧史料的重新认识和整合。同时还应注意到，在美国学术史上，也历来不乏个别美国学者，曾在不同程度提倡过以一种国际视野来看待美国历史的主张，例如，杜·波伊斯（Du Bois）、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詹姆逊（J. Franklin Jameson）等。他们的主张曾对不同时期的美国历史的研究产生过一定影响。但目前美国学者对美国历史研究全球化的这种广泛共识和积极参与在美国史学界则是前所未见的。人们有理由期待，这种新的学术转向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史叙事的结构和性质，甚至也将会改变人们对全球史的认识。

当然，这种新的学术取向的形成还与现实环境有关。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在美国历史学界的反映。是当今世界跨国主义在历史学界的特殊表现。全球视野下新的研究取向和由此产生的新史学不仅对于提升和加强美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联系、认识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有重要的学术和政治意义，而且对于美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Gary W.Reichard and Ted Dickson ed.,American On The World Stage:A Global Approach To U.S.History，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