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刚

摘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向纵深发展之际,大学人文精神教育愈显重要。大学教育工作者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发掘蕴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与思想,努力提高大学人文精神教育的实效。

关键词:大学教育;人文精神;传统文化;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4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1—0154—03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重视哲学理念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教育大国,其悠远的教育文化传统对人类文明的演进产生过重要影响,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更具有直接的、十分特殊的价值。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教育文化,有诸多层面和复杂的内容。传统高等教育思想对现代大学理念的建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对传统高等教育思想的追溯,是为构建现代大学理念奠定稳固的基石。

一、历史的视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人文教育传统到现代大学的人文精神

大学人文精神是在大学的发展演绎过程中形成的。大学人文教育,亦即对大学生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和理想人格塑造的教育,其实质是涵养人文精神。纵观中国教育发展史,可以说19世纪中叶以前的教育基本上是人文教育或者说是以人文教育为中心的。

我国具有悠久的人文传统。在我国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贲》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主要指礼教文化;所谓“文明以止”,就是要求人们内以践行道德伦理,外以恪守立法制度。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笔者认为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孔子怀抱“人皆可以为圣贤”的道德理想,开创了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的先河。由此,全民族掀起极其高涨的教育热情,尊师重教、兴学办学、对子女较高的教育期望等等,便形成儒教社会的一种特质和精神面貌。而对于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精神则深刻体现于《大学》之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即大学的精神在于发扬人性之善,培养健全人格,改良社会风气。这里的“大学之道”,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为人、为教、为学的“大学”理念,体现着一种强烈的人文意识和人文精神。《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中,即以修身为教育之本,以止于至善为教育目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许多人都把这句话视为儒学的重要标志,认为儒学就是“为己之学”。但“为己”当然不是为了攫取自己的利益或增加自己的拥有,那就变成极端的自私,而是充实自己、修养自己;或者用常用的语言来说,就是成长自己的意思。不过这种“成长”,必须包括正反两方面的历程:一是从反面克制自己的原始欲望、本能欲望,即“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雍也〉);二是努力学习,从正面长养为仁的力量,此即“修己以敬”,“君子上达”,从中体会到做人的原则,而激励向上最终了解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的自由原则。这也就是说:从自己的生命中找到了成长的基地,于是可以稳步前进。

到20世纪初,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积淀成一种传统,那就是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蔡元培认为,大学是人文精神的摇篮,但不是道德楷模,不是宗教之所。在《教育独立议》中,他进一步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尽一分子的责任。蔡元培先生对中国古代“大学”思想的现代解说与“大学之道”是一脉相承的。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从孔子的“为己”之学到蔡元培的“北大精神”,都强调大学生品德的完善、独立人格的养成和内在精神快乐的追求,以成就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为教育的根本目标,相当于现在的“德育”。但德育在现在的大学事实上已经蜕化成为政治教育,而政治教育不是德育,也代替不了德育,可以说德育早就边缘化了。现在有的学校提倡修身,开设修身课,有这种意识当然很好,不过提出的思想基础、出发点、实施方式和效果值得怀疑,因为德育需要建立在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长期积累的优秀成果上的,是人的普遍价值的民族性体现,不能离开文化的具体形式去凭空创造,也不能当作一门具体学科从外部移植。

二、现实的困境:当代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缺失

近代以前我国大学教育是以人文教育为核心的。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是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并伴随“科学救国”的急切动机发展起来的。它的人文教育一开始就受到科学教育的遮蔽而衰微不振。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反思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失衡的危害。而此时,我国正在学习苏联模式,结果是大多数高校变成了单科性理工院校,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被人为剥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高校的市场取向、功利取向日趋明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的学校舍弃了“人文”传统,把大学降低到市场经济的附属地位,市场需要什么,大学便做什么,一种产销对路,短、平、快的人才培养模式悄然形成。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大学生人文知识的缺失

长期以来,由于受应试教育制度的束缚、教育体制的影响,加之社会重理轻文的价值偏失,我国的人文教育极其薄弱。许多人文学科变成死记硬背的东西来应付考试,而科学课程如数理化等又偏重于逻辑思维的训练,忽视人文知识的补充,也就失去了价值导向功能和启迪益智的功能。从而导致许多青年学生对人文知识了解不多,使得学生文、史、哲及艺术等人文知识浅薄,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科技发展、优秀文化、优良传统知之甚少。据有关部门调查,28.3%的学生答不出或答不全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33.2%的学生没有读过《论语》《老子》《孟子》《荀子》等书籍;36.6%的学生不知道《道德经》的作者是谁等。

2.人文修养的浅薄

人文修养指人的道德和知识文化等诸方面的修养。有知识不一定有文化,有学问不一定有修养。道德修养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中国是自古以来就特别注重仁、义、道、德的国家,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然而,如今青年大学生受社会现象、市场经济和网络等因素的影响,道德失范的现象屡见不鲜:许多学生诚信缺乏,比如:在考试中经常舞弊、撒谎等;重利轻友;自尊、自律、自强等方面观念不强;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观等。究其原因:一方面他们没有真正把握传统文化精华和我国五千年文化的积淀,轻率地否定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另一方面通过网络、媒体或从社会上学习一些外来文化,没有批判的吸收,但又未把握外来文化的本质,盲目追求西方生活方中糟粕的东西。

特别是近年来大量披露的学术腐败、官员腐败、医疗腐败问题以及食品卫生问题,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而对这些现象我们早就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了。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无疑与社会整体上缺乏人文道德意识有关,而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显示出了极大的弊端。比如,学生的急功近利表现在对工作和人生价值判断的物质标准之上,信仰缺失等等。而大学培养模式,追求实用技能与技术的趋向,在大的方面造成由于忽视科学基础的教育和研究对国家长期发展带来巨大隐患,就是在具体的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方面带来的弊病也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现代教育漠视人文素质教育的状况难辞其咎,应负主要责任。

因此,理性的选择重建大学人文精神价值取向,重视传统以德行统领个人全面素质教育模式就显示出它的现实意义。

三、理性的选择:重建大学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在人文精神日趋衰落的今天,确立现代大学理念,召唤日渐逝去的大学人文传统,为国家、民族培养造就更多“关注天空的人”,是21世纪中国大学的核心使命。

而在高等教育领域,需要把传统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方法融入大学的教育实践。这不仅仅是为了继承传统,而且更是现今的大学教育缺乏和急需的。例如,人们常关注的人文素质和心理素质就是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与有机组成部分。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专业和技术主导德育,包括传统教育不重要的看法是极为片面的,传统教育尽管以德行养成为最高目的,但并不只是道德教育,更不只是道德教条的教育,而是包括技能、情趣、艺术、体质在内的全面性教育。相比而言,我们现在的教育在一定程度而言,才真正是片面的。如孔子四科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六艺有礼、乐、书、数、射、御,内容非常丰富,几乎囊括了当时的文化全体;又如传统的诗教,讲究“诗言志”、“兴观群怨”、“温柔敦厚”,涉及到高尚完美的心理、人格、气质的养成;就是似乎枯燥的礼教也有可借鉴的丰富资源,因为习礼过程在古代教育家看来还有舒张身体和坚固筋骨的功能,也就是具有做体操与培养文雅动作行为的作用,这些岂是道德教育所能概括了的。

1.树立大学的人文精神和高尚品格,保持对社会的适度“超越”

并不是只有人才能用“品格”一词,大学同样如此。现代大学之主体,必具高尚之品格。其内涵旨要:在师,为学术涵养、师德品质及师表仪象等;在生,当为道德素养、情感意念及人生价值等。此二群体所具者,均当为社会之楷模。具有高尚品格之大学及大学师生,当会在精神及理念上支持、影响社会意识方向,导引社会主旋律,促成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特别是一个大学,正如著名学者梅贻琦说,大学不是有“大楼”之谓,乃是有“大师”之谓,我们也可以说大师是大学高尚品格的支柱。只有这样,才可能培养“大人”。“大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朱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1]“大人”之“大”在于他能实现人所固有的普遍内在价值,大学教育的根本在此,否则配不上“大”的称号。人的内在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无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因此,顾炎武区分开“亡国”与“亡天下”,只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为“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2]

大学是人类的精神殿堂,是探求学问、追求真理和终极关怀的地方。“人文”的核心命意是“超越个体、超越种族、超越国家、超越具体人伦事功,从人类整体甚至宇宙大全的角度思考世界”[3]。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在适应社会的同时保持相对独立性和超越性,是培育其人文精神的本真命题。

2.大学教育树立人文精神的关键在于“以人文本”教育理念

确定“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就是以培养和造就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为首要目标。大学的管理者在思想上要认清大学的性质、作用和地位,认识到大学是传播和创造文化的重要领地,而所有文化都以体现人的普遍价值、社会正义和美好理想的人文精神为灵魂,就是说都是“以人为本”的;“以人为本”应当成为大学办学的最高宗旨。尤其在我国,由于缺乏深厚的宗教传统和普遍的宗教组织,大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仅仅是一级文化教育机构,而且还是道义的担负者、理想的发源地和心灵的守护神,具有其他组织机构所没有的纯洁、崇高、超脱和神圣的独特地位,对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现在应当对大学教育的办学思路和目标做深刻反省,不能刚从政治运动的折腾中摆脱出来,就又淹没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不能只顾追求规模、档次、排名却忽视了大学教育的根本性质和目的。事实上,大学的声誉、质量和贡献最终要建立在具有人文精神的各类专业人才的培养上,建立在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培养上。

一个社会,如果人性泯灭、道德意识丧失、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的沦落就是亡天下,这是无分于时代、地域和民族的,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是所有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要想追求和建立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就必定要以人的普遍内在价值为依据,不能简单地从各个文化、宗教、民族的伦理规范中寻找共同的戒律,因为所有戒律都具有历史性和境遇性,而人性是永恒的,只有在境遇中具体体现人性的戒律才是有生命的。近来,“以人为本”的提出、人权入宪的事实表明国家对人的普遍价值的承认和保护,可以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突破并超越了陈旧的思想体系。而高等教育应当跟上时代的步伐,改变以政治教育代替人文道德素质教育的状况,特别是在本科层面上建立独立而有效的人文教育体系,同时在进行专业教育的过程中贯彻人文道德教育。如新闻专业要追求新闻的真实性,而不能炒作新闻、混淆视听;法学专业要追求正义的实现,而不能不辨是非、一味钻法律空子。总之,每个学科都有其“道”,也就是都有其学科精神和职业道德,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以人文本”的教育理念。

3.重视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培养

大学核心竞争力,是由企业发展理论概念而来。一般来说,可以将大学核心竞争力指称为大学实现本真教育目标之核心资源及能力概称,具体可为大学围绕其根本任务为核心形成的能够赢得社会肯定、获得最佳效益,并保持独特竞争优势之资源和能力,包涵了教育思想、教育行为、教育品牌、教育资源等等诸多方面,而核心部分当为其教育思想、优秀传统和创新之精神。大学核心竞争力之培育,能在本质上提升大学水准,使其精神特质和教育质量得以大幅度提高。

大学核心竞争力之培育有其客观背景,常受大学的历史、传统、制度等因素影响。但现实而言,仍有为可为。培育大学核心竞争力,应当树立学术至上的概念。大学应该以学术为生存、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学术兴盛,方能提升学校社会公信力、社会影响力,学术兴盛才为教育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提供了前提。在这个指导思想下,重视改革自身不足的教育思想及育人模式,加强研究、转变教学方式、拓展办学模式、孕育治学精神。同时应当强化资本运营,毕竟大学的发展,经费是重要保障。只有学术兴校、资本兴校,学术与资本运行有机统一,才能保证教育质量,实现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树立。

4.提供大学人文精神形成的必备条件——和谐自由的大学人文环境

人文精神是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但人文精神并不只是理论知识层面的东西,而是活在人的精神、品格和实践中的东西,如道德素质不是道德知识的理论认识,而是通过具体个人的道德实践表现出来的人格品质。所以,大学人文精神的形成关键是有人文精神之个人的形成,而不是人文知识的传授与学习,即不能等同于人文学科的教育。

人文精神的形成首先表现为思想大师的出现,这是个自然的过程,不可能由计划催生出来,但大学可以为大师的出现提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自由宽松的思想环境。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方针,在短期内迅速聚集并造就了众多的思想大师和学术大师,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旧北大、旧清华的办学思路、模式和机制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为今天的大学改革所参照,而自由宽松的治学环境尤当首先效法。因为人文精神具体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式和类型,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和多元性,在如今世界文化多元互动的环境下,思想自由无疑是创造新思想、诞生新大师的先决条件。在没有思想大师的时代,人们靠基本的良知和文化熏陶维系人文精神;在思想大师出现的时代,人们的人文精神就会得到充实、提高与发扬,从而使社会风气得以净化,精神文明不断提高。同样,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也需要自由宽松的思想环境,而且还要有与人文精神形成相应的教育机制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朱熹.《大学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

[2]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471.

[3]云南大学校长吴松在该校"大学之道:办一个什么样的云南大学及怎样办好云南大学"研讨会上的讲话,转自云南大学新闻网.

(责任编辑/彭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