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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的再造:女性与婚姻中的性

2009-06-15韩瑞霞

学理论·下 2009年5期
关键词:再造女性婚姻

韩瑞霞

摘要:本文在指出海外中国女性研究从女性视角出发构建书写的优点同时,聚焦女性与婚姻中的性——这一具有“门槛”意义的日常实践——从性的社会吸纳、情迷的侧面反映、才女与性的疏离和倒置,以及妒妇、妓女等的边界呈现和女性身体和认同的塑造五个方面,指出女性视角的书写仍是一种“拼贴”不足的边缘再造,就此引出运用“双重视角”、历史与性别对话的必要性。

关键词:再造;女性;婚姻;性

中图分类号:C913.1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1—0085—02

海外中国研究女性系列的三位作者:伊佩霞、高彦颐、曼素恩通过艰辛而富于成果的劳作实践了“把妇女还给历史,以及把历史还给妇女”的意义,她们通过把女性置入鲜活的历史情境中,从而呈现了一幅女性目光凝视下的或曰女性视角的图景。在这一图景中,我们看到女性不再仅仅是历史建构的对应之物,而作为底色本身成就了建构。当女性从“被压迫”的知识生成和历史记忆的对象建构中解放出来后,我们也从中看到了更为丰富与多样的历史。但当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其中的实质性内核时,仍然不免困惑和失望,比如当我们把窥探的目光放在女性与婚姻中的性的时候,这种聚焦带来的困惑尤甚。

那么为何要把目光放在女性与婚姻中的性呢?正如曼素恩所言:“除了嫁人一途,再也没有什么体面的变通出路为着盛清时期的士族女子而存在了”,(曼素恩,2005,70)而伊佩霞也把婚姻作为女性视角的策略性选择直接成为其书写的框架,也就是说,“嫁人”之后的婚姻生活实际上是从宋到清大多数妇女的必经之路,这到现在仍不为过。实际上与婚姻相随的家庭正是帕森斯所言现代社会结构AGIL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它直接作为个人与社会的接口而存在,恰恰在这里,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权力的毛细血管式渗入也显得更为曼妙。特别是性,其既部分是家庭结合的缘由,同时又一直作为内置于身体的一种力量得以隐私性的存在,因此最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个体与社会抵触的最后堡垒。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三位作者都涉及了或者尝试了对妇女与婚姻中的性的尽可能的描述和分析,比如,高彦颐在分析才女文化时直接涉及了“情、性和婚姻”的重要性,指出“浪漫之情是婚姻的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高彦颐,2005,92)伊佩霞也在夫妻关系一章中对性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解读,而在曼素恩对士族女子的人生历程的描述中我们也曾些微体会,这样就造成一个尴尬的情景,即试图对于妇女与婚姻中的性进行解读,特别是从女性的视角,成为一片“留白”。伊佩霞就曾开章明义直言不讳的说:“什么是夫妻间正常的性关系,除了零零星星的信息,史料没有提供什么”,(伊佩霞,2004,143)曼素恩也说“至于女人的情欲,在盛清时期的中国,罕见直接的表述”。(曼素恩,2005,16)于是就流于诸如《金瓶梅》以及各类房中术等民间读物中,至于这些,伊佩霞直接指出:“这些文献尽管如此有趣,但我不愿做过多的论述。因为这些思想看起来在范围很窄的圈子以外影响不大,对夫妻间性关系的影响,不超过赞赏独身生活和视性事为邪恶与肮脏的佛教文献”。(伊佩霞,2004,144)但是这为我们开启了一个窗口,即女性在婚姻中的性如果存在,那么在哪里?如果不在,那么被吸纳到了哪里?在这一方面,三位学者通过对宋朝、明末清初、盛清的女性生活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镜像。

第一,性的社会式吸纳。曼素恩指出“自唐(618-916)以后,个性神秘的禁欲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的形象…,都从历史记载中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数不胜数的公式化的叙述,反复讲述着女性…尽其一生侍奉公婆的故事。”(曼素恩,2005,2)比如三位作者都不同程度地指出,妇女在婚姻内的职责,如传统的相夫教子、侍奉公婆之外,从宋开始显著的女红、染布、织布等逐渐作为女性家内职业而专业化,逐渐的再扩展到家政经济的吸纳。伊佩霞在书中讨论了“作为内助的上层阶级的妻子”应具的素质类型,如尽本分为人媳、管家、贤明的劝导者、才女以及孝敬的妻子。(伊佩霞,2004,114)而贤媛也作为“圣朝文教昌明”的象征。除了这些婚姻中庞杂事务的隐性吸纳以外,妇女在婚姻中的性也直接被纳入了人口生命政治之中,如其直接与“求嗣门”相连,反映在对诸如“得子之后,不入内室”之类故事的描述。妇女日常生活中最具抵抗性的领域就在这样一些制度性的事务中被排到了次要性的地位,或“隐而不显”。但是,性并没有被完全吸纳,它通过别的途径而显现。

第二,情迷的侧面反映。高彦颐通过对小青这一妾的描述,在反映女性对情迷恋中间接隐含了对“性”的诉求,尤其当女性作家把情欲转化到多愁善感的诗作中的时候。作为一独居外室的小妾,小青对《牡丹亭》中杜丽娘的迷恋,把己视为其意象的化身直至死的结局,都在对情的迷恋中逐渐地显示出女性与婚姻中性的关系,特别是当小青本身也成为一个情迷版本之后。这还反映在女性批评家对汤显祖明确提及的性行为的辩护和捍卫之中,如陈同就有评论曰;“极写两情欢狎,必不可离其意,反映下则挠乱。”而因“担心道学家有可能担心剧作家的(这些)文字淫秽,谈则为他进行了辩护”。(高彦颐,2005,92;93)在情迷下的女性阅读,在反映了女性丰富的情感世界的同时,本身即反映了女性对情欲的重视。由此,“节制身体的技术克服欲念”并没有完全成效。

第三,才女与性的疏离和倒置。其最直接地反映在青春期女诗人特别的脆弱,沈宜修的三位多才女儿都先后病逝,尤以其长女叶纨纨为甚,因为她的死直接与失败的婚姻有关,其父称其为七年“空婚”,而其妹也是在受其影响,对婚姻的理想幻灭后,先后去世。(高彦颐,2005,221)同时才子佳人式的美学典型也往往止于婚姻之外,其作为情迷才女的一种理想,有如琼瑶阿姨的言情剧,凄美多情的故事结局往往止于婚姻之门。才女与婚姻中性的疏离,还反映在婚后他们的生活之中,曼素恩就曾引用Keith McMahon的话“摒绝人欲的清代夫妇‘把性换成了言语:诗章、书简、客气的交谈”。(曼素恩,2005,25)就连宋朝李清照与其夫赵明诚的故事概不能外,尽管其词著中表现了浓郁的二人之情,但是这样的结合与其无子女的事实相伴,仍然是一种对性的疏离的机缘呈现。因此,诸如此类的伴侣式婚姻也在“娘子,我与你是文学知己,比寻常夫妇不同” (高彦颐,2005,196)的声言中,消释掉了日常生活之一的婚姻中的性。除此之外,才女的结社与出游似乎也仍然是通过对婚姻中性的忽视而显现才女本身的社会情感。同时男性化的女性、女中丈夫,这些对女性角色的错位和延伸,似乎仍是从侧面对其的抵制。

第四,妒妇、寡妇、妓女、烈女甚或侍女与女尼的边界呈现。与“书籍满壁的小室”中知识女性对性的疏离式呈现不同,妒妇、寡妇、妓女等因其角色边缘、有时甚至是妖魔化而反映了婚姻中性的地位。如上文援引小青的故事就是一个妒妇的牺牲品,而在妒妇与妾的关系中也不全然是抵抗的案例,如曼素恩就曾谈到同一户人家中已婚妇女(妻妾们)可能产生性的吸引,侍女和她们的主人也可能就性展开讨论或协助她们参与行房。(曼素恩,2005,77)但是仍有许多妻子们经常“发现自己面临成为被强烈的感情撕裂了的女人”,(伊佩霞,2004,150)这样一种内在的反抗情感往往被纳入家内的秩序维护中,司马光就曾说:“没有比不妒更重要的德行”,(伊佩霞,2004,146)在此情境下,由妾的进入而导致的妻在家内的结构性地位和功能的凸现,与其伴随的却是她们性的行为和意义的消减。同时寡妇再嫁也往往只是与财产相关系,而非与性相连。相比之下,妓女的呈现仿佛更为直白,她们与其它游离于日常生活的“妖魔化”妖精一起在性的意义上获得了直接的呈现,但是即使她们当与婚姻相连的时候,往往也只能获得草草收场的结局。名妓柳如是的故事就是其一,其才情和智略使得其实际上获得了续妻的地位,但是最终也只能选择为子的财产继承权而一死的结局。除此之外,性的边界呈现还反映在男作家写作上往往“倾心于被否定的女人,与丈夫分离的或被丈夫抛弃的那种女子”,(伊佩霞,2004,143)或者是如louise Edwards所言“将性欲与母爱混置于一个自外于社会的伦理的王国。”(曼素恩,2005,17)

第五,女性身体和认同的塑造。自宋以来最大的女性为性魅力增值而发生的身体事件,非缠足莫属,伊佩霞和曼素恩都对女性缠足给与了足够的笔墨,特别是当这种行为从策略选择固化后成为母亲为女儿的婚姻幸福而作的必然选择的时候,性的再造就从边缘滑向了主流。在身体再造的同时,女性也逐渐的在边界中树立了自身的认同,如在前述情迷文化中,“‘情的含义远比浪漫之爱宽泛,它包含了同性之人间的友情和其他人伦关系”。(高彦颐,2005,118)还有如黄媛介等女学者在对“三从”之德一种实质性嘲弄的同时,强调其不逾规向心的家内地位。更甚者如解洵之妻建议其收纳四妾时言“当抚视如儿女,君何辞” (伊佩霞,2004,146)的新的身分构造。女性的这些策略选择实际是其对婚内与性的关系的一种貌似实质性的再造。

至此,我们在“妻子们对于性的看法甚至于更难重新架构” (伊佩霞,2004,144)的前提下,通过三位作者的女性解读看到了更为矛盾、复杂、差异的一面,她们都不同程度的从其视角出发描述了女性在其中的权宜的浪漫的一面,在此之中,女性与婚姻中的性并不是完全被遮蔽的,如在谈到叶绍袁为其妻沈宜修的回忆中就涉及到二者和谐性事的描述,(高彦颐,2005,201)而妇女在家内与其夫和女性同伴间的接触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她们与性的更为意象性的呈现。这些工作都显示出妇女在一定空间内支离破碎的自由,以及在其中个人的技巧、策略,妇女间社会、阶层背景的差异等,由此我们看到了妇女作为“透镜”时看到的一幅更为平实而生动的图景,其既实践了如伊佩霞所持的“不展示宋代妇女生活的异国情调的差异”(伊佩霞,2004,4)的内在视角,同时也避免了重复僵化的男性视角所曾带来的一成不变的图景呈现,但是我们可能得承认这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种边缘的再造。

参考文献:

[1]伊佩霞[美].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M].胡志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5.

[2]高彦颐[美].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

[3]曼素恩[美].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M].南京:定宜庄、颜宜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

(责任编辑/石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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