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

摘要：对杜文秀有“卖国”的谬说，起于一张所谓“大理回教国”的传单和所谓“大理使巨”这两件勾当。前者是外国侵略者捏造的，后者则为刘道衡这个卖国败类干的骗局。那份以阿拉伯文所写的传单，是出自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捏造，其目的是要侵占云南。而所谓“大理使臣”则是刘道衡个人搞的骗局，刘在伦敦活动无果，被送经君士坦丁堡回国，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活动也毫无结果，待回到仰光，大理已被清军攻破，从此他便在英属印度政府下过活。根据考证，刘道衡并不是杜文秀叉子，也非杜文秀部属，他是一个闯进大理的曾流浪外国多年、与英法殖民主义者有勾搭的大骗子，他的所有行为与杜文秀无关。

关键词：大理回教国；大理使臣；侵略者捏造；刘道衡；骗局

中图分类号：K254.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586(2009)02-0031-05

绪言

对杜文秀有“卖国”的谬说，起于一张所谓“大理回教国”的传单和所谓“大理使臣”这两件勾当。前者是外国侵略者捏造的，后者则为刘道衡这个卖国败类干的骗局。

杜文秀是—个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反对清朝统治者民族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胸襟广大，深明大义的杰出的历史人物。他响应太平天国，领导云南回民起义，只称兵马大元帅，不肯从部下的请求进位称王，就是表示不肯裂地割据，就是拥护祖国的统一。他的行动，昭然共见。他团结汉、回、彝各族，在他领导下的政权，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三教同心，联为一体”。他又曾对天主教神父勒格尔暹说：“我了解你们的宗教，我念过关于你们的书，回教徒和基督教都是兄弟。”他对祖国大家庭内兄弟民旗隋同一体，他对异教徒视为兄弟。当时迤西地区，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各族信仰一视同仁。到回民起义军失败后，清朝反动统治重来主宰，遇到民族间发生纠纷不能解决的时候，人们辄说：“若杜公在，何至于是!”在民族问题上和宗教问题上，杜文秀表达出前无古人的广大胸襟，做出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出色的措施。

云南回民起义的年代，正值英、法殖民主义者准备侵略云南的时期。1868年，首先闯入云南的是法国侵略者安邺等率领的“探险队”。这一群侵略者，在临安受到地主阶级武装头子梁士美的重视，在昆明受到马德新、马如龙的敬礼。但当他们到达大理时，杜文秀对待侵略者的立场便完全不同，他面斥在起义期间留在大理地区的法国天主教神父勒格尔暹，勒令安邺等立刻离境，决不予以接见。杜文秀完全洞见殖民主义者的阴谋，指出安邺等在中国境内探清道路、测量距离和绘制地图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尽管他们作出各式各样的抵赖，实在是要强占中国的土地。杜文秀警告安邺等：“虽然侵略者可以强占澜沧江流域从海到云南的土地，他到达大理势必停止，虽然侵略者能征服中国内地十八省，但征服大理却要困难得多。”在杜文秀严厉斥逐下，安邺等只得鼠窜出境。同年，英国侵略者顾巴，打着上海英国商会和加尔各答英国商会的招牌来进行活动。他从上海沿长江而上，从四川西部进入了云南德钦等地，沿途通行无阻。但想从维西进入大理的时候，却在杜浪村受到鹤庆回民起义军将领的阻止。英国另一支由斯莱顿率领的“探险队”，在进入腾越后，也慑于回民起义军的声威，在作了一个双方愿意互市贸易的协议后，也只得垂了尾巴滚回英国去。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军给英、法侵略云南的阴谋以打击，使当时中国西南的边防巍然屹立，推迟了英、法蚕食云南达18年之久。

我撰《太平天国史》写《杜文秀传》，记到这些事迹时，不觉肃然起敬。深为这样一个热爱祖国，反抗侵略，胸襟广大，深明大义的杰出人物，横遭“卖国”的污辱而不平。为历史人物扫除污辱，是历史研究工作者应有的责任。

1963年4月，《历史研究》发表了田汝康先生《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作者从外文资料，广博搜集事实，对解决这问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作者认为“对杜文秀评价的主要关键在于刘道衡的无耻行为由谁来负责的问题”，“但究竟杜文秀应负什么责任以及原因何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科学研究最忌武断，作者对这一件事的态度是严肃的。至于作者把英国殖民主义者捏造的所谓“大理回教国”传单，还认为是回民发的，以为“散发这份传单的目的是为了煽动其他地区回民共同反抗清朝的统治，其内容代表了极少数阿洪的看法和趋向”，这个判断也还要讨论的。为此，本文根据所知历史事实，结合田文所提供的资料，作进一步的研讨。

所谓“大理回教国”系出自外国侵略者的捏造

欧洲殖民主义者所宣传的“大理回教国”，来自一张阿拉伯文传单。据说这是杜文秀在1866年前后在西藏、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散发的，英属印度政府从尼泊尔得到这张传单，由玉尔上校赠与安邺，在他的《印度支那探险记》里列为附录文件发表。

这张传单全文长500多字，充满大伊斯兰主义气味，完全无视汉、回、彝团结反抗清朝统治的重要性。我们把杜文秀所行的“三教同心，联为一体”的政策和它对照，不待说就可以知道是捏造的。

传单中声称在大理建立回教国，杜文秀被称为苏丹苏莱曼(即梭罗门，也译苏来茫)。巴伯和基尔曾先后向大理回民询问有关回教国和苏丹称谓的问题，结果所得的结论都是一样：“苏丹的称谓对大家是完全陌生的，除去两三个阿洪之外，当地人从不用来称呼他们的首领，至于苏莱曼的名字则根本没有人知道。”柯古也认为：“杜文秀被称为苏丹看来最初是欧洲人所臆造的。”

我们不仅可以举出杜文秀的政策措施和大理回民的口碑见其捏造，还可以举出一份杜文秀施政的重要文件予以否定。1861年冬，文武各官，联名具禀，请杜文秀进位称王，改革制度。杜文秀则谦辞进位，同意改制。他手谕众官说：

览所呈进位改制一禀，具见尔等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具良、平之卓见，负冯、邓之远谋，允为一代功臣，不负千古奇遇。但自古膺景命而握乾符者，德当迈众，才必超群。若本帅论德则薄，论才则疏，既不能祖述于唐尧、虞舜，又不能效法于汉祖、明宗。良因妖官误国殃民，陷生灵于水火，是以本帅兴师举义，救世道之颠危。正期除暴安良，保全万姓；敢望推尊加号，媲美三王。然当此哀鸿遍野之秋，亦愿切逐鹿中原之想。惟愿尔等文武同心，务慎终于厥始：君臣交敕，期尽人以合天。异日若果天心别注，本帅亦不敢辞也。

至于衣冠原有古制。自胡人以外夷之装，变中国之服，左衽遗羞，等威莫辨。遂使凝旌端冕之风，不复见于今日；正笏垂绅之度，徒想象于形容。况已分职设官，不宜从权取便；矧当出师振旅，尤宜别嫌明微。及今改制，允属合宜。但时为大体所关，岂可轻率从事。应如何因革，如何分别之处，仍仰军机会同各员会议拟呈。至举行之期，以明年元旦日为始也。禀之。

这是一份研究杜文秀领导的政权的重要文件。从中可以看出两项重要事实：第一，杜文秀只称大元帅，不肯进位称王，直到牺牲时仍如此。这表明他拥护中国统一，反对裂地割据。我们试翻开一部太平

天国时期的历史，当时各地各族起义的领袖，有几个不称王割据的?第二，杜文秀指斥清朝以“外夷之装，变中国之服，左衽遗羞，等威莫辨”，他要“效法于汉祖、明宗”，“使凝旌端冕之风，复见于今日”，“祖述于唐尧、虞舜”、“媲美三王”。第二年元旦，就下令蓄发，换上了明代衣冠。这表明杜文秀要建立的是一个继承唐虞三代以来传统的中华文化的中国。它与裂地割据的大伊斯兰教主义的所谓“大理回教国”是不相容的。杜文秀这一份重要的文件，完全粉碎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捏造和污蔑!

这张传单，是出自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捏造，其目的是要侵占云南。田汝康先生以为“散发这份传单的目的是为了煽动其他地区回民共同反抗清朝的统治，其内容代表了极少数阿洪的看法和趋向”。我不同意这个论断。如果确实如此，则这张传单应该散发在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等回民聚居的地区，而不应散发在西藏和四川藏族地区。它出现在西藏、四川地区，正说明了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干的勾当。这张传单，说是于1866年左右发现的。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虎视眈眈要闯入云南的时候。到1868年，英国的“探险队”闯入云南时，就立即以“苏丹”称号杜文秀。要把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军作为独立王国，以便于他们的侵占。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所谓“大理使臣”是刘道衡搞的骗局。据田汝康先生《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的考证，其经过是这样的：这个“大理使臣”叫做刘道衡，说是杜文秀义子，并自称“哈桑”，于1871年底，由英属印度政府送往伦敦，见印度事务部次官凯依。刘道衡递一封称是杜文秀向英皇称臣的表文，希望英国“发飞龙之师”，而杜则“愿效前驱，襄成逐鹿之志”。又递一张所谓“大理所管之地图”。在一次会面时，刘道衡的随从向凯依递交大理使臣刘道衡具名的两封亲笔信函，其中一封主要说明所献大理石4箱的特殊政治意义，说什么“古来中华规矩，每逢小邦归顺大国，名为献土称臣，必取小邦主山之石以为凭据，将此石献与大国，即如将小邦的土地人民山川城池拿到大国一般，大国将此石收了，即如将小邦的土地人民山川城池收了一般”。刘道衡在伦敦活动没有结果，被送经君士坦丁堡回国。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活动也毫无结果，待回到仰光，大理已被清军攻陷，从此他便在英属印度的政府下过活。

现在，我根据所见文件和已知事实，对刘道衡这一骗局进行研究。

刘道衡向杜文秀建议出使英、法的《上杜公书》，今天还保存着…。他向杜文秀献了一个什么“上交英、法乱华夏之一策”，“佯为英、法之党助，使之亡清朝乱华夏，以发天下之难”，“假其手以亡清朝，为帝王之驱除”，“而待收其功者，非元帅(案指杜文秀)其谁与归”。这种引狼入室、以致亡国的勾当，从古以来，就是殷鉴昭昭俱在的。杜文秀熟读历史，又是一个极重视历史教训的人，当然不会采纳的。但他本是个书生，又“爱才若命”，刘道衡这封信，写得纵横捭阖，有战国策士风；文笔宏肆，又确是“古文好手”。杜文秀看了就在书后批道：“大元帅批：宏阔横肆，雄快精确，浩浩荡荡，四千余言。读之令人色动神扬，有吞吐乾坤之想，洵足称古文好手，乱世奇才，书生俗儒，那能办此。”

我读了杜文秀这段批语，使我不由地想起童年时老师在课艺后的评语。如果我们再把它与当时选家在闱墨后的评语对照，则理解就会更加深切。这完全是对文章的评语，而不是处理政事的批示。我们知道，从来政府机关首长的批，从皇帝的朱批以至各级机关的批，都是指示办法的。就以杜文秀本人处理上引的进位改制禀为例。他谦辞进位，同意改制，就批了一大篇他处理这件事的道理，然后对改制事指示：“仰军机会同各员会议拟呈”。又据刘道衡提出的四项“或谓”来看，他说的“或谓”，就是反对他出使英、法的建议。他在书中最后还有几句话说：“兹因夷方路通，公帮将行之际，谨上叠叠数千言，反复辩论，以烦渎视听者，盖因此举造端宏大，且事出于千古之创见，不得不然也。请我大元帅俯同群贤，详议而施行焉，幸甚”!据此，知刘道衡到大理提出他的出使英、法的建议后，遭到多方面的反对。他上书时，正是去英国的“公帮将行之际”，时间很急迫；须要赶快决定，而“此举造端宏大”，所以他请求杜文秀“俯同群贤，详议而施行”。刘道衡所请的“俯同群贤，详议而施行”的办法，是一般政事处理的程序，也正是杜文秀处理政事的办法。因此，假如杜文秀认为刘道衡这一建议可以讨论的话，他一定也会批示处理的道理，并且，由于“此举造端宏大”与时间急迫，他不仅如同批《进位改制禀》那样“仰军机会同各员会议”，而且会迫不及待地指示军机会同各员迅速会议作出决定。可见杜文秀对刘道衡这一封上书并不是作为政事处理看待的，而是作为奇文批阅的。杜文秀根本没有听从刘道衡的请求把他的“上交英法乱华夏之一策”交军机会议。所谓派使臣出使英国的事更从何说起!这是证明杜文秀没有派刘道衡出使英国的第一条重要证据。

又案刘道衡《上杜公书》日期是庚午年九月初八日，即1870年10月2日。而刘道衡过缅甸则是在辛未年7月23日，即1871年9月7日，永昌府城被清军攻陷前后的事_3J。可见刘道衡是在上书后11个多月，赴缅甸的道路即告断绝、大理将要被围时，才从大理逃去缅甸。这一事实，表明了刘道衡由于杜文秀没有采纳他的引狼入室出卖祖国的可耻建议，而长期赖在大理，直到危及他的狗命时，才从大理逃出去。这是证明杜文秀没有派刘道衡出使英国的又一条重要证据。根据这两条证据，可以断定所谓“大理使臣”的勾当，完全与杜文秀无关。

这一个可耻的勾当，完全是刘道衡自己搞的骗局。今天考出的事实有四项。第一项，他带去的所谓杜文秀向英皇称臣表的年月是“辛未年十月”，相当于1871年11月13日至12月11日，而据英国驻八莫代表的行政日志所载，“大理使臣”过缅甸是1871年9月，在八莫一直停留到11月才离开，并且还特别注明“显然即正来印途中”的“大理使臣”。由上可见这份表文，是刘道衡在缅甸假造的。有人说这可能是刘道衡抵缅甸后，大理才派人送出的。这种解释，是不通的。因为，这份表文是出使唯一的凭证和向对方交涉的机密文件，大理若派刘道衡出使，就必定要把表文同时交他带去，而作为使臣的刘道衡也必须随带表文才能起程。更何况刘道衡建议出使英、法，在12个多月之前，并非事起仓猝，表文又只是一纸文书，倚马可待，断不会有临行表文尚未写成，使臣不得不先行的事!这一事实的客观结论只能是，表文系刘道衡在缅甸假造的。第二项，这份表文的笔迹同刘道衡在伦敦致印度事务部的两封亲笔信的笔迹很相似。第三项，那一张作为“献土称臣”表示的所谓“大理所管之地”的地图，据称“由东至西人走18日，由南至北人走22日”的范围，其实是一张《大理苍山十九峰的风景画》!第四项，作为贡献土地人民山川城池的象征的4箱大理石，体积“庞大笨重”，火车轮船载运尚嫌困

难凹。据伦敦《巴玛尔报》的报道，当时清军和上缅甸搜查甚严，刘道衡是化装逃出来的，途中经历许多惊险才到达下缅甸。在这种情况下携带这样体积的物品，不仅载运困难，而且等于自我暴露来自大理的身份，这是不可想象的。根据上面四项事实可见刘道衡搞的“使英”勾当，完全是骗局。无怪在伦敦，不只整个“使团”的身份受到怀疑，就是连刘道衡个人的来历也被认为不大可靠。有人说刘道衡在伦敦活动没有结果，或许是由于英国政府自1860年后，早已决定支持清政府这只“破船”，大鱼已经上钩了，所以才把刘道衡这条小鱼放走。其实，英国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并不满足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而是要夺取中国领土。当时在伦敦出版的地图已经把云南画成一个完全和中国隔离的王国，并名之为Panthays王国，其着色法和当时缅甸英国属地相同，这预告将要夺取云南作为属地。如果确是大理派刘道衡亲自送“货”上门，这正是英国侵略者求之不得的事，岂有连大理石都要拒绝接受，把他送走之理!英国政府把刘道衡从伦敦送走，正是由于看穿了他是一个假冒的“大理使臣”，并不是从大理派出，才不肯上他的当。

我们要彻底了解刘道衡的骗局，还须对这个骗子作一些解剖。据他在《上杜公书》里的自述，他“弃学业，抛庐墓，放浪流离者，十五年于兹”。这15年长期流浪，就是一部他的到处招摇撞骗史。而其中曾经“束装远游，五岁之间，周历三万余里”，到过许多国家，住了5年之久。他对英、法两国“开南洋，辟花旗，夺印度，连日本”的历史，和当时侵占“缅甸、暹罗、越南”的行动都很清楚。在他这封书里，也暴露出当时英、法侵略中国的行动，说：“彼二国自与中华通商以来，募请福建、广东、宁波、上海各处之人为买办、通师、书识在其国中者，不下数十人。其本国人能言华文者，亦不下数十人。使衡奉命至英、法，不过如游闽、浙之间耳”。又说：“彼二国者，又密遣行人人滇，揭取我大元帅(案指杜文秀)之告示十余张，归献其国主，是滇中之人杰，为彼泰西之所倾慕而欲结交者，固以久矣。”这个骗子，就是一个与英、法殖民主义者勾勾搭搭的人，所以他得知英、法侵略中国的活动，他去英、法才能如同去福建、浙江一样的方便。他又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自称“父事扶风氏”。“扶风氏”就是指曾经是云南迤东、迤西回民起义军首领当时已经投敌做了清朝云南提督的叛徒马如龙。关于刘道衡向杜文秀自白“父事扶风氏”，他就是为的也要认杜文秀为父，俾得借杜文秀之名去招摇撞骗。案刘道衡向杜文秀上书时，杜才43岁，据刘道衡自述，他当时已过了30岁。杜文秀不是中国历史上那些滥收义子的藩镇和太监，他是一个讲究礼法的书生，他不会收一个比自己只小10岁左右而向无关系的陌生人做义子。刘道衡的确希望认杜文秀为父，但自称杜文秀义子却是冒认。这只说明了他的无耻丑行。到假冒“使臣”在伦敦欺骗不遂被送回仰光后，他还是继续冒称杜文秀义子去骗取英属印度政府的豢养金过活的。这个无耻的骗子，终生把得到“英皇优待俸金，将印度定理王之公主配以为婚”穷羞极辱的丑事，引为光荣，竟在照片上，居然大书特书起来。这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只有刘道衡这样无耻透顶的败类，才干得出这种假冒“使臣”到伦敦去“献土称臣”的骗局来。

根据上面考证，刘道衡不是杜文秀的义子，也不是杜文秀的部属。他是一个闯进大理来的曾流浪外国多年，与英、法殖民主义者勾勾搭搭的无耻透顶的大骗子。我们揭穿了这个所谓“大理使臣”的大骗局，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大骗子干的勾当，与杜文秀丝毫无关!

可是，多年来竟把捏造当作真，把骗局看为可信，遂使杜文秀横遭污蔑，几成定论，以至于今，令人痛心!

众所周知，人事审查，必须核实材料，一一对证，方能定案。对历史人物何尝不是这样，断不能有信皆信，有闻必录，否则就会陷于污蔑古人而不知。杜文秀这一个例子，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责任编辑李有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