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复古思潮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复古思想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先祖崇拜与祭祀活动以及神话传说,后来历代的文学复古运动者大都打着复古之名而行革新之实,复古与革新这一矛盾和谐共存。文学的复古源于对儒家思想的信奉。

关键词:复古思潮 文学 发展

关于复古,比较通俗的概念便是:恢复古代的制度、风尚、观念,恢复往古的社会秩序和习俗。“中国文学复古心态的文化始基最早孕育于中,复古心态通过尊经与重史完成了复古文化的历史建构。中国传统文学是在从文化复古到文学复古的双重复古中踯躅前行的。文学复古的核心观念是在以德为文。复古的努力是从某种理性原则出发,对文学演进中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语言与情感、创新与继承等对立观念间进行艰难弥合的一种文化建构。”[1]由此可见,复古与变革、创新等概念在内涵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有着某种相通之处的。

中国文学复古思想的开端,也许要上溯到上古神话。夸父逐日、刑天争帝、精卫填海、共工头触不周山等神话故事,都带有比较浓烈的悲剧意识和悲剧色彩。随着西周时期人的主体地位的上升,鬼神逐渐退出了人们生活的舞台,神话时代已经过去。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界掀起的复古思潮,不仅促使文人不遗余力地从民间发掘神话传说,使之重见天日,能够与众多的文人接触,而且因复古产生的神话历史化运动,在将神话传说演化为历史的同时,也将众多的神话英雄演化为历史英雄,将他们的自然属性演化为社会道德属性。如“夔一足”本是自然属性,而孔子将其解释为有一夔便足,夔有一只脚的自然属性便转化为夔德才兼备的道德属性了。这种解释是为了提出对人们道德水平的要求,是社会风气转变的需要。换言之,用原先古语加上自己的阐释,赋予它新的意义,用于自己的理论宣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革新。

由于复古之风的播扬,春秋战国时期的文人将神话传说之中的英雄圣贤视为神明,对他们的政治和人格仰慕不已。鲁太史进谏鲁文公,盛赞高阳氏、高辛氏、尧、舜等任贤用德、布教施政,使国泰民安。孔子对于这些往古圣贤更始赞不绝口:“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禹,吾无间然矣”;“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2]晏子对齐桓公霸天下有很多赞扬,但对于儒、墨所称颂的那些古代圣贤王也心仪不已:“夫汤、大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圣君也。”他们之所以称赞古代圣贤,也是希望能够在当时产生影响,希望当今君王能够在道德水平以及治理国家诸方面都能与古代的圣贤一样,包含着对当今世风变革的要求。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魏晋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处于上升阶段。人们有了比较明确的文学概念,文学开始其自觉时代,与哲学艺术等分开,这时期的复古思想主要体现在文学上。

到了南朝时期,刘勰提倡原道、征圣、宗经,这本身就是对文学的追古,对齐梁之际文学重形式、词采华美的审美倾向的反拨,显示出一种“复古”的倾向。但刘勰的复古不能看成是简单的向古代的回溯,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他的文学理论思想比较注重作品的形式美,但又主张文辞不能过度淫丽:“心定而后结音,理定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文辞是为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服务的。不是“为文而造情”,而是“为情而造文”。钟嵘的《诗品》论历代五言诗: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这里,钟嵘主张诗歌应“感荡性灵”,骋其才情,追求一种“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骨横朔野,魂逐飞蓬”的哀怨之情,故他对曹植的诗歌倍加称赏,谓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刘勰和钟嵘的思想都是为了改革当时的华丽文风,提倡一种全新的、不重藻饰的文风,“为情而造文”,这是对晋宋以来文风的反拨,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文学思想。

初唐时期陈子昂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上继《诗经》、《楚辞》,韩愈称他“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光得李杜,万类困灵暴”。陈子昂提出的“兴寄”与“风骨”,因为“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强调“风骨”,要求创造鲜明、自然、传神的艺术形象。在陈子昂的影响下,盛唐诗人多以“汉魏风骨”作为自己的审美理想。陈子昂提倡的“古”是《诗经》的比兴寄托和汉魏风骨,其复古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初唐诗坛盛行的片面强调文采而风格柔靡的齐梁诗风。实际上,陈子昂是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呼吁诗歌内容的革新,赋予了诗歌崭新的精神内涵。李白“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高适“周子负高价,梁生多逸词。周旋梁宋间,感激建安时”(《宋中别周梁李三子》),以及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都是“兴寄”与“风骨”兼备的作品,大大超越了齐梁时期宫体诗的靡靡之气,开扩了诗的境界。

到了中唐,以韩愈为代表的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古文运动的发起者,把古文写作与提倡儒学复古主义思潮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明确提出要“文以明道”。韩愈的复古,从提倡恢复儒家之道开始,考虑到文风与世风的密切关系,力主复兴古道。在《答李秀才书》中,他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韩愈与柳宗元一道在文坛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针对当时骈文垄断文坛的局面,他们积极提倡复兴秦汉散文传统,主张文体长短不拘、抒写自由。韩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说明他复兴古文的根本目的在于复兴古道。而韩愈反对骈文的主张,也正是和他改革现实的政治目的密不可分的。因此,其提倡复古的根本目的仍在于革新——既有文风的革新,也包括世风的革新。

到了宋代,出现了一场“时文”与“古文”的争论。柳开为了恢复古道,在提倡古文的同时,也比较重视古文对现实社会的积极作用。王禹偁在文学创作上推崇韩愈的理论与实践,以韩愈的“惟师是”为宗旨,提倡平易流畅的文风,对文和道都予以重视,论诗则以风骚为准,以杜甫白居易为楷模。后来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欧阳修、石介、梅尧臣、苏舜钦等,继承并发展了宋初柳开以来的复古主义传统,反对宋初的西昆诗风和晚唐五代的低靡文风,强调文章和社会风尚的关系。欧阳修在《奏上时务书》中明确提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因此,他建议统治者“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这一理论大力提倡复兴儒道,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把文风的革新作为变革现实的一部分,并为现实服务,与韩愈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这次复古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改革社会现实,在文学创作上打击不健康的诗文风气。

北宋末年,代表宋诗的江西诗派宗杜甫,学韩愈,视古人为创作准则,讲究“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很多学者都认为他们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人,因此江西诗派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应该注意到,江西诗派主张“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以故换新”、“以腐朽为神奇”等,实际上就是在学习古人创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让古的东西生出新意,实现古与新的和谐统一,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革新。黄庭坚作诗说:“随人作计终后人。”又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表明他的思想中还是有创新的成分的。黄庭坚之后,江西诗派的一部分后继者学古生搬硬套,没有认识到要有自己的创新意识,另一部分如陆游和杨万里,早年学习江西诗派,后来认为这种方法不正确之后就放弃,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杨万里的“诚斋体”小诗清新可爱,毫无江西诗派的生硬模拟之气。稍后,魏泰、叶梦得等标举和提倡的诗之“余味”以及“自然天成”之美,可以看到尊唐抑宋思想的端倪,这在对唐诗传统回归的呼唤和改革当时复古风气有着重大的意义。金代中后期,人们对于江西诗派“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之法和拗峭生新的诗风颇有微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把目光转向唐诗。赵秉文力倡学唐,认为诗应当师法“《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王若虚、刘祁倡而和之,论诗取法唐人,之后元好问作《论诗三十首》,力主学习唐声。元好问特别推重唐诗,指出:“唐人之诗,其知本乎,何温柔敦厚霭然仁义之言之多也。……幸矣,学者之得唐人为指归也。”[3]这既是对唐诗的回归,也是对江西诗派风气的反拨,在复古之中走出革新的路子。

到了明代,复古的文风益盛,积聚了前朝历代的复古思想,此刻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思潮,席卷了整个文坛乃至整个思想领域。宋濂的《答章秀才论诗书》中,以风骚标的,以盛唐李杜为大家,提倡在师古的前提下自成一家,后来茶陵派李东阳在文学思想上尊唐抑宋,提倡复古。不论是前后七子,还是茶陵派,唐宋派,他们提倡复古的目的,都是为了反对自明初以来笼罩文坛的台阁体诗文和八股文的陈词滥调。前七子在文坛风气不振的情形下,提倡多读古书,钻研学问,开阔心胸,扩大眼界,坚决抵制八股文风对诗坛的不良影响,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兴利除弊,振兴文坛,但是效果似乎不尽人意,他们没有能像前人一样将复古与革新很好衔接起来,打开自己的创作新局面,而是流于一味的复古拟古,遭后人诟病。但是又不能不看到,后来的唐宋派的革新意识要稍微强一些。唐宋派是在明代文坛一片灰暗的情形下振臂高呼的改革者,并且他们所提倡的诗文改革,又正好与明代中叶以来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改革相呼应,实际上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的复古主张其实蕴含着革新的内质。

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由士大夫阶层垄断,士大夫信奉儒学,儒学以上古的“三代”为最高理想,孔子的行政目标就是恢复“周礼”,这就决定了儒家在文化上的“复古”趋向。古代文学以“诗文”为核心,“文”数千年来除了增加了“骈文”这一新文体,总体变化并不大,始终以秦汉之文为作文的典范。诗虽然由四言变为五言、七言,自唐以后也很少有重大变化。以至宋以后的文学有所发展,往往是在新出现的文学体裁如词、曲、小说上,因为它们没有“复古”的拘束,可以比较自由地表现情感。另一方面,新兴的文学体裁正因不“复古”,往往遭到正统文学的鄙视,地位低下,又影响了它们的发展。于是,士大夫要提高某一文学体裁的地位,只好使它向“复古”靠拢。

由此可见,古代的文学复古运动,都是为了改革政治或文学创作中的某些弊端,以古为新。复古运动的先驱者同时也是革新者,他们用古人的旗帜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在其中寓以自己的观点,“以古为体,以新为用”,将革新的思想孕育于复古的母体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文坛衰势的作用,所以复古与革新这二者才能既矛盾又能统一和谐地并行。

注释:

[1]惠鸣:《中国文学复古现象透视》,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刘宝楠:《论语正义·泰伯》,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

[3][金]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序》,《全元文》(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参考文献:

[1]张胜林.复古与革新——从复古运动看中国文学发展的背反律[J].华侨大学学报,1997,(1).

(赵平平 西藏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语文教研室 850003)